谌颖

[摘要]1954年春节工农联欢是一场以消除工农误解、加强工农联系、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目的，以工人为主导的，在工农之间展开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政治仪式展演。在仪式中，中共通过工农社会情感的唤起和调控，缓解工农矛盾，重塑工农关系。情感动员不仅为革命，更为新中国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与能量。

[关键词]工农联盟;情感动员;联欢;仪式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28X （2019） 06-0035-04

情感动员是中共在革命时期采取的政治动员方式之一，以情感为导向，唤起民众革命激情并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情感动员成为中共处理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要又敏感的一组社会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是中共长期坚持的政策方针。以1954年春节工农联欢为切入点，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新中国初期工农关系的状况;另一方面，审视中共处理社会关系的机制和技术，考察情感动员是如何唤起工农情感能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为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实践开拓新的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矛盾及联欢的历史背景

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新中国初期的工农关系被表述为工农联盟，更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基础。和谐稳定的工农关系及工农业生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柱。进城后，中共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工作，尤其是运送工业品下乡，以满足乡村的需要，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一天天更加坚实起来。然而，工农联盟的关系构筑并非易事。1953年，随着实行工业化为先导，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工农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正如胡乔木曾经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曾提到的：“工农说是有天然的联系，也不一定。农民到城里来成了工人，不一定再关心农民的疾苦。对此不能简单化认识。”在宣传中，两者是兄弟同盟。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工农业政策不平衡和利益冲突，工人农民群体间不断产生嫌隙与矛盾。

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一番发言把工农矛盾正式摆上台面。梁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农民的生活依旧比较困苦，城市工人的生活却迅速提高，乡下人往城里跑，城里又容不下这么多人，把农民赶回去。“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就是有名的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来源。

事实上，梁漱溟这番言论，确实有事实依据。中宣部在文件中承认：“近年有不少地方的工农关系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农民对工人产生了一些误解和不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农民落后论”流行。《人民日报》写道，有的工人眼里只看到农民落后的一面，便就此认为农民自私、保守，因而从心里看不起他们，“对他们摆威风，讲排场，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更有偏激的工人认为农民拖了后腿， “要不是农民拉后腿，我们早就到社会主义了”。第二，有的工人有了余钱，不但不存入国家银行以帮助国家建设并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反而去大吃大喝。有的工人有多余工资寄回家去买田、放债、雇工、囤粮，有些工人自己回乡时，不是去好好地团结农民，反而在农民面前耍威风、大讲排场，甚至聚赌、吃喝、搞迷信、不遵守农村秩序，这样就不但引起农民而且引起区乡干部的不满，甚至发生冲突。而生活水平的差异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 “工人的生活比农民好得太多了”。农民有的不了解工业，没看过机器运转，不知道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认为工人的工作“非常清闲，工资太高，生活太好”。还有的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爱护工人，不爱护农民。”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农民对工人存在着负面情绪，对总路线也有着诸多看法和质疑。一时出现了诸多站在“农民立场”的观点，认为大搞工业“剥削了农民”，或者暂时推迟工业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力量。中共意识到，这一联盟不但应表现在政策上，也应该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日常联系方面。然而，采用联欢这一主要形式用来加强工农日常联系是一个情理之中的意外。1953年5月至9月间，河北省张家口等地先后组织10个工人慰问团到遭受洪灾的河北农村进行访问。工人慰问团深入到户、到场边和农民召开座谈会、联欢。农民们非常感动，附近村庄农民闻讯纷纷赶来。此次慰问后，丰南县农民赵玉佩说：“过去只知道工人离不开农民，现在才知道农民更离不开工人，离开工人连个小锄头也使不上，更不用说拖拉机了。”丰南县查家铺的农民表态要多种小麦和棉花，支援工业建设。村民念念不忘这次访问，慰问团的工人回厂后，还收到农民勉励他们增加生产的信件。随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通报，介绍经验，并要求各地党委善于抓紧各种工农见面的机会，不断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其中专门写道：“组织工人和农民相互访问和联欢，乃是密切工农关系、加强工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友谊团结的一种有效形式。”联欢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发明用来密切群众、沟通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在时间的选择上，春节是工农接触最合适的时机。不少农民到城里厂矿探亲，工人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回乡休假。于是，一种面对面的、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以春节工农联欢为主要形式的“工农联盟”正式出台。

195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春节期间进行工农联盟教育和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要求由行政部门或工会主动出面邀请农民到工厂访问参观，或组织留厂工人到农村访问联欢。

二、联欢：情感动员中的政治仪式展演

根据中宣部的要求，1954年春节，全国掀起了工农大联欢的热潮。18个省和直辖市、自治区共组织工人代表团436个，近4万工人参加。同时，组织近2万农民参加访问团到工厂参观。而参与联欢的群众更达到了1445100人（次）。其间， 《人民日报》对访问团进行跟踪报道，并刊登了一系列工农互爱、团结的新闻。一时间，社会洋溢著团结、友爱的气氛。

工农政治联欢以文艺晚会为主要载体。晚会之前，通常首先由工农代表发言，表示欢迎、分别报告各自生产劳动情况、互赠礼品，最后相互鼓励发展生产。随后，文艺晚会正式开始。晚会上的节目都是由工农自己排练。除了观看节目，往往还会安排一起唱歌跳舞，看电影，有的还一起打牌。如1954年2月5日，长沙市总工会按照上级指示，在刚刚建成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盛大的春节联欢会，到会的工人代表600余人，郊区农民代表450人。工业劳动模范叶财林和农业劳动模范陈锡兆在会上发言，代表工农双方表示互相支援，搞好生产。会后，各项文艺活动举行，玩龙灯、耍狮子，从早晨欢乐到晚上，好不热闹！联欢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的设置和实施都需要用心考虑、精心编排，顾及到工农双方的感受。精心安排下的联欢成为一场政治仪式。

第一，被规训的话语及行为。在联欢过程中，工人的言行具有强烈的实用考虑。中共在文件中直言联欢的目的是消除农民对工人生活的不满情绪，同时安心农业生产，不盲目流入城市。考虑到一言一行所产生的负面的情感反应，凡是可能引发农民不舒适的部分都被删除，以达到联欢的最理想效果。联欢话语也被作了严格的要求。如，工人生产不比农民生产的价值大、工业劳动不比农业劳动更紧张、工人的城市生活水平不高于农村。回乡时不能做引起农民反感的事，不说引起农民反感的话。“座谈会要做到生动、活泼，互相畅谈，充满亲密团结的气氛。对于工人生活的描述，应着重生活中的集体性、纪律性和紧张准备，不要夸张生活的优裕。”除了内容，中央文件对穿衣等行为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订立工人回乡相关纪律，如不能看不起农民，不能和农民吵架打架，不能聚赌，不能搞迷信，更不能大吃大喝、从事买地、放债、囤粮等投机生意，遵守农村秩序。任何动员都要牢牢把握确立自己道德形象的原则。显然，中共希望工人树立高尚的道义优势，以获得农民的情感支持。

第二，营造一种非常仪式化的场景。仪式需要一定的布景空间，强化和激发仪式参与者与旁观者的感情。在联欢尚未开始时，就以极为盛大的欢迎仪式为联欢定性，打破僵局，营造出一种欢乐的氛围。不同社会场景制造出特殊的群体感受。在联欢中，始终特别强调场景所烘托出来的气氛，以形成强烈的动员效果。从欢迎仪式到座谈会再到留宿工人，每个场景都是精心布置。曾经负责接待的戴礼多年后详细回忆了工农联欢的盛况。工人即将到达村口时，一眼望去，那边沿路扎上了彩灯彩花柏枝门，路口有门板大的欢迎牌，“热烈欢迎上海工人老大哥莅临指导！”“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团结就是力量！”“巩固工农联盟！”等大幅标语十分醒目。工人徒步进入农业社时，夹道欢迎的人群十分拥挤，真是红旗如画人如潮，敲锣打鼓放鞭炮，场面更加热火。社部五间草屋，挂满锦旗、奖状、标语、图片、统计表、示意图。宾主就座，元宝茶（红枣茶）、花生果、炒米糖、葵花子、炒蚕豆、玉米花任意品尝。召开座谈会的广场也是精心布置。广场上用方桌搭的简易舞台，挂上国旗、领袖像、宣传牌、大幅标语，显得隆重美观。更不用说召开的联欢晚会了。联欢会最后演出独唱、合唱、山歌、 《小放牛》《兄妹开荒》和舞蹈等文艺节目，直至傍晚，欢腾的联欢会才在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和掌声中结束。

从情感动员理论看，联欢就是工人按照已经写好的台本，在仪式化的场景中进行交流。就像看戏一样，仪式展演需要旁观者“入戏”，即情感参与和角色互动。一场成功的联欢就是一个政治性仪式展演。

三、仪式的转换和情感唤起

“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表演。”仪式最基本的两个因素就是表演和转换。通过这种近乎“真人秀”的表演形成一种转换器，可以把日常生活转换到另一种关联和情景中。在新的情境中，日常的东西被改变。可以说春节工农联欢就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一场由中共主导、工农参与的演出。而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的联欢，也起到了转换的效果。

第一，“联欢”等象征性仪式唤起了工农情感上的互相认同。工人们在下乡或者回乡中，往往都遵守了出发前订立的回乡公约。工农群众增进了解和团结，消除了以往某些隔阂和误解。农民称工人下乡为“千古佳话”，“更加深了农民对工人阶级的敬佩”。联欢这种政治仪式的展演打破了工农传统的生活认知框架和日常道德体验，成功改造了工农的社会情感。沈阳市农民王焕金到城里工厂参观，看到工人在车间一个劲地干活，他一打听，没一个旷工的。工人对他说，工厂里上下工序都是紧接着的，如果旷工了就会影Ⅱ向生产。在联欢会上，王焕金直言，农民一年有挂锄、冬闲的时候，而工人一年到头工作。和工人比，农民差多了。工人在城市里吃穿住行，样样要花钱，工薪多一点也是应当的。不少工人也对自己过去瞧不起农民的行为进行自我批评。东北石油五厂等诸多单位的工人检讨自己向农民摆架子、逞威风、吹牛说大话的态度，踩踏庄稼等行为，表示以后不再对农业生产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1954年1月29日，杂文家赵超构在短文《找我们的堂兄堂弟》中写道：“说起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过去中间总好像隔着一堵墙。那时城市的统治者是以乡村的民脂民膏为滋养料的，农民看城里人是有异样的眼光的。现在，这一堵墙早已推倒了。”春节中的工农联欢就好比是找“我们的堂兄、堂弟、表姐、姨妹、知心知己的时候”。

第二，情感动员下，官方话语改造了工农的生活世界图景，重塑工农政治感知和认知框架，达到改造和激发建设情感的动员目的。即促成工农的步调一致，对总路线的认同。如，听了太原晋生纺织厂工人宣传队的报告，一位丰产模范回忆到，他们的供销合作社从前只有三个人，现在有十几个人还忙不过来，主要的缘由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价格也便宜了，农民的购买力也提高了。只有工农联盟，支援工业化建设，农民才能过上“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生活。在联欢这一盛大的仪式中，每一位参与者由被动安排，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原本由官方所订立的话语甚至行为要求，都被内化为自身要求。在联欢中，热烈的欢迎场景、被规训的话语行为、团结和谐的舆论氛围，都不再是一场表演，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仪式的转换之所以成功，在于在工农联欢中，被唤起的情感是真实的，以及情感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工人模范曲福明在联欢中介绍了全班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超额完成国家任务的事迹。农业劳动模范李芳良听了后，感动地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工人老大哥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全村农民搞好互助合作，多打粮食，多种蔬菜，多养猪，支援工人老大哥。”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人抱着“天下七十二行，庄稼为强”的想法。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有工人抓紧囤粮、买地，更不愿意家属参加互助合作。在这次工农联欢之后，不少人认识到自身小生产思想，主动写信回家，动员家属参加互助组或合作社，把余粮卖给国家。有的把余钱存入银行或买了公债。工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春节前后各地厂矿中工人的出勤率，达到了几年来最高的百分比。很多工人在“加强工农联盟”的号召之下，积极投入到研究技术、挖潜力、努力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作中。

通过对1954年春节工农联欢的考察发现，中共继承了革命时期情感动员方式，除了通过如诉苦会、批斗会等政治仪式唤起愤怒等情感以达到动员目的，以联欢为代表的，细致入微的、温和的情感动员及群众工作方式构成了中共政治动员及群众路线史的常态和主体。阶级斗争话语效果虽立竿见影，但容易造成政治理念表达与社会现实的错位。而情感工作不仅有助于政治走向的平稳过渡，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唤起民众在思想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形成统一的认知、意志和行动。

先进的理念、宏伟的蓝图要转化为有效的、积极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充分的外部条件，还需要领导者及其追随者进行大量的细致的情感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绩不仅仅在于政治理论的成功，也倚仗着中共情感动员及民众情感的支持。情感动员从未间断过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情感是具有可塑性的，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历史走向中，要不断地利用这种策略和技术反复地进行动员，以形成感情和思维定势为结果。这或许是中共在新时期不断強调群众路线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