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重价的珍珠”，语出二十世纪大诗人威尔士的R·S·托马斯的诗《那光明的天地》：

“我曾瞥见太阳穿透下来/照亮一小块田地/一会儿，就继续赶我的路/忘了此事。但那是颗重价的/珍珠，是一块藏有宝藏的/田地。我现在意识到/我必须要给出我所有的一切/来获得它……”

这颗“重价的珍珠”，在R·S·托马斯看来，就是生命的意义。既“不是匆忙赶上不断后退的未来”，也“不是恋恋不舍想象中的过去”，“它是那个转向”，转向“那等候着你的永恒”，就像摩西转向燃烧的荆棘丛听从上帝的召唤一样。

我不是宗教信徒，但R·S·托马斯这颗“重价的珍珠”同样对世俗的我有启示，那就是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并守护它。

在一个剧变的时代——这一过程并非现在才开始，原有的貌似恒定的信念不断被摧毁，尤其是一些基本信念，比如善恶是非，在新时代新权威面前，似乎不堪一击。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背弃了父祖师长辈曾深信不疑的东西，对新潮流新权威趋之若鹜。

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迅速赢得了德国大众甚至德国知识界的崇拜和支持，包括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早在1932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汉娜·阿伦特——她也是海德格尔的密友——就曾将纳粹的可能危害明确告诉过雅斯贝尔斯，后者还不太相信。“我（雅斯贝尔斯）没有及时看到整个纳粹的险恶，将之看成是没有危险的，”他在1933年对海德格尔说，“希特勒这种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统治德国？”海德格尔回答说：“教养有什么重要？你只要看一看他那不可思議的双手就足够了！”（《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

不久，这对二十世纪德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曾经的思想密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海德格尔依附了纳粹，并对雅斯贝尔斯的困境保持沉默。而雅斯贝尔斯，则拒绝抛弃犹太夫人格尔特鲁德。1940年11月16日，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写道：“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如果在我没有与格尔特鲁德偕死的情况下人们将殛灭她——强迫的离散也将等同于死亡，自愿的离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的著作也就消亡：只有出自我们坚贞的忠诚之本身，它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存在和这部著作的实体。”

这是雅斯贝尔斯的“重价的珍珠”：对爱的忠贞，对人性良善的坚守。如果放弃了人性良善和爱，雅斯贝尔斯认为自己的作品（指日记中提到的《真理论》）将毫无价值。

但是，善与恶，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观念，如今作为抽象的概念，常常被知识阶层轻蔑地抛弃。在生活中，人们越来越相信善与恶的特殊性、阶级性、民族性，而不再相信其普遍的抽象意义。

“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将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视作背叛。普遍的、超验的真理，如善与恶这样的抽象观念，是班达心中“重价的珍珠”。

现代历史告诉我们，鄙视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推崇特殊价值，必然会与极权主义思维发生关系。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服自己，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是上帝的子民，没有特殊子民。

“我们仍然有用吗？”朋霍费尔在《狱中札记》中问。当然，即使身处囹圄，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他依然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用，因为他捍卫了自己的“重价的珍珠”——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作为人的良知。

我们仍然有用吗？多少次，我问过自己。

“我相信善与恶”，就像拉瓦斯汀说的，这也是我的“重价的珍珠”。守住它，就有意义。那么多先哲从著作和行为上都已经为我们做了阐述。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