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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觉:接受自己平庸,没什么可耻的

2019-08-30马拉拉

博客天下 2019年6期

马拉拉

黄觉敞开着胳膊坐在咖啡厅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头发是花白的。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全国上映的当月,他是里面的男主角。

人到中年,他开始发胖,年轻的时候为了演一个角色,他需要吃牛羊肉增肥,但现在他需要减肥,在凯里(《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拍摄地)扔掉的20斤悉数长了回去,还多送了三两斤。他不是因此才在咖啡馆里没有被认出,出道17年了,他仍可以独自去超市买菜,不需要保镖。

在《路边野餐》拿到台湾最佳新人导演和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之后,毕赣的第二部电影统共吸纳了近5000万的投资,主角加入了专业演员。“汤唯都能请到,他可以请到他想要的人。”最终,毕赣选了夹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黄觉。

在作为演员的路上,黄觉是含着“金汤匙”出现的。第一部戏就在大银幕上和周迅演对手戏,陈坤当配角。2006年,他参演徐静蕾自导自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8年,在央视播放的《倾城之恋》给他带来了大量的粉丝,粉丝小组一度被挤爆。在21世纪的头10年,黄觉这两个字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闻。

影迷以为他会越来越红,但他没有。2011年“不婚主义”的他选择和一位芭蕾舞演员麦子结婚,那之后他的社交网络更多是关于生活。他还在继续拍戏,有的有质量却没大的影响力,有的则被老影迷们在小组里吐槽:“他都没有什么事业心,把演戏当成赚钱的工具……早就对黄觉没感觉了,觉得他结婚后特别没劲。”

黄觉早先接了一个金融产品的广告,在里面他的台词是:“我是个loser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演员,没得过奖,也不红,出门不用戴墨镜。有人请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我?别把客户给耽误了。我今年40,有一个老婆,俩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还有一条狗。我当然焦虑……一个平凡的演员,撑着一个还算合格的男人,和一个挺安全的家庭,我觉得我还行。”据说是这条广告,让毕赣选择了他。

和大部分演员相比,黄觉没有一根筋要出头的执着和对表演生涯的洁癖,他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他维持着四口之家,接受开公司,做投资,拍网剧,把自己的职业范围拉得很宽,是在生活里解决问题的人。换一个职业,他可以是守门的保安,餐馆里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里不停在寻找失踪情人的罗纮武。

黄觉已经43岁了,2014年初在一次常规的肠镜胃镜检查中,他被误诊为肠癌,陪着他的是小他14岁的妻子、两个孩子。“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医生确认手术方案,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下面还接了一个戏约,是不是能赶上给拍了,把钱挣了,也算有个交代。这辈子就算到这了,剩下来的时间我就自由了。”

所幸那是一场误会,这之后的黄觉更加在意生活本身。在与记者对话的过程中,黄觉说自己确实看重演员这个身份,但他更愿意把它视为一份工作。曾经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他说抱着儿子给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我是一个比较实际,活在当下的人。”

以下是黄觉的口述。

大银幕上的艺术电影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演这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主角。

毕赣的《路边野餐》刚出来我就看了,转发了一条微博,找人联系毕赣想要一个角色,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主动找戏拍。因为看到最后《小茉莉》歌出来,镜头切到发廊女身上,那个场景让我有点想哭。

有的时候人被一样东西感动了,可能不是因为高兴、难过,或者感慨,还有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它很难被概括,但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到了那个点就会让人有那样的感觉。后来我身在其中,拍摄结束了依然不知道怎么说,但知道那种东西在我身体里,它往外乱冒,整个人都被它弄得变形,和最初感动我的是同一种东西。

2016年冬天毕赣打电话给我,那时候还在长白山拍戏,他说:“觉哥,我那个剧本里你的部分越写越重了,但是我没见过你本人,我想见见你。”他正好在写一场雪的戏,就带着妻子和他公司的全部员工过来了。

下班之后,我们在酒店见面,他说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最终改成了“万绮雯”)。导演跟演员聊戏,说出第一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这本身就是一种诗的语言,把我之前对电影的认知全部推翻。我们在长白山只吃过两次饭,他一直在酒店里写剧本。他写的是场假雪的戏,因为罗纮武是一个泡沫厂工人。万绮雯在电影里一直唱《蓟花姑娘摇篮曲》,因为毕赣喜欢唱这首歌的歌手名字里面有个雪字,他喜欢雪。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帮他。

《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电影一共花了我11个月的时间,正常来说,我一部电影的档期是3个月。2017年4月我就去了凯里,从北京飞去贵阳,从贵阳到凯里要坐2个小时20分钟的汽车,去那儿的路上,和我的家乡南宁一样全是山,我知道离那个(把我感动的)东西越来越近了。

一开始我被安排在毕赣外婆家里,山上车子上不去,我自己拎著箱子走,经纪人在后面拍照片,就觉得我去参加了《变形计》(一档真人秀节目)。到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减肥,每天喝牛奶,或者吃根香蕉。毕赣派了副导演当语言老师,每天让我掏出一本小说叫《八月星期天》用凯里话读。他家里有一只很凶的土狗,我怎么讨好它都吠,晚上听着它在外面一声声地叫。

电影中间因为资金的问题“假杀青”过一次,那个镜头停在矿洞里,当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脸都是阴的。中途一个场记生病了,后来她想回来,免费上班都可以,但剧组说:“就算你免费,我们连一个人的吃住都承担不起了。”

最后一个长镜头,我们当时只有两天时间,一天只能拍三次。没有一个人心里面是有底的,如果说过不了,那这部电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完,因为所有人的档期都到了,过几天就是春节。作为一个专业演员,我从来没在以前的拍摄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按照常规来说,艺术电影不走大银幕,商业片有自己的剧本逻辑,但《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试图进入主流世界的艺术片,所以导致它成了票房最成功的一部艺术电影,也成了被骂得最惨的一部艺术电影。

我记得票是12月初开始预售,因为赶在跨年场,宣传起了一个现象级的效果,高到别的电影不敢开预售,开映前到达了2个多亿的票房。结果第二天,它果然就出现了一个坡度的下滑。它不是文艺片,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心里都有预期。

毕赣他应该是希望大众看过会有之前他看塔可夫斯基的感觉。第一次看觉得这是什么垃圾电影,之后才能慢慢去回味。就像有个外星人经过,人们看到它,“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后细想了发现,从头顶上飞过的是飞碟。

任何的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冗长的生活里突然间擦出一个洞,然后那些带头人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

电影拍完之后,要在戛纳首映,毕赣叫我去。那是我第一次有資格去戛纳现场,但没有等到宣布获奖,就回来了。当时我在横店拍电视剧,因为工期什么的,一走可能会对剧组带来影响,不能拖累人家。

那天我是带着麦子(黄觉妻子)一起去的,红毯比我想象中的要短得多,特别怕尴尬,就一阵风过去一样,走得特别快,以至于都忽略了当时麦子穿的鞋子不太方便,没照顾到她。

戛纳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符号,看起来是一个同类人的聚会,但其实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怀揣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表达欲望,创作欲望,或者是在电影上一些附着的名利上的欲望,权力上的欲望,在那里面很完整。

很多导演会一而再、再而三渴望入围,上电影节,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去感受那里所带来的会滋生他们拍电影的欲望,但其实我不大愿意出席这种(活动)。

演员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它是一份工作。但其实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也没有对表演这件事情很强的执念。汤唯是一个很棒的演员,电影里有一个镜头需要后背有一个红印子,化妆效果不好,就直接拿了一块瓦片去割。但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先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她那么快决定,只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那样。

有的人对电影很热爱,比如就像你说的,胡波导演宁愿挨饿也不去拍广告糊口,我很尊重这些人。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目标不怎么明确,去处不怎么明确,也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走到哪里的人。之前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我当时的回答是抱着我儿子给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我是一个比较实际,活在当下的人。

那么极端干吗?如果我确信自己有一个明确必须要去到什么地方,那我就极端点。但我本来就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人,让我有极端的心态,那就跟我自己完全不一样了。

刚做演员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周迅,她跟同学看到我和另一个朋友穿皮夹克,紧身牛仔裤,扭着胯,然后好奇这俩男的长啥样,就派周迅跑到前头看一眼这俩男的的样子,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李少红问她:“身边有没有一个男孩跟这个城市很贴近,像块青苔一样,扔在哪儿,都能够存活。”她推荐了我,后来就有了《恋爱中的宝贝》。

我基本不找导演要戏拍,朋友安慰我,演员挣的就是一份等的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接到的角色很多都是重复的,在这种高密度的重复里面,我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快乐。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电视剧这个项目,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部分,导演,场记,然后演员等等,我在里面也就是做一份工作。我太在意演员这个称呼了,说我怎么享受或者是对这个职业有欲望,我说不出口。但我演了17年戏,至少熟练了一些。

我之前接过一个网剧,那部剧的女主角网络红人南笙是朋友介绍到我们公司的。她也是广西人,来北京找公司签约,没谈妥。我就帮了一下忙,后来合作了一部剧。在商业和艺术的抉择上,我没有什么洁癖。大部分时间来说,我也不太在意那个角色是不是我,不论一个戏是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都应该把它做好。

毕赣能看出来,说:觉哥,你是一个不争的人,要么你就做个艺术家吧。我说,不行,我还要挣钱养家,我不能只做一个艺术家。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奢侈品,一般情况下都在不停地拍戏挣钱。之前我开玩笑说,一般别人会买一辆跑车度过中年危机,那我就拍毕赣的电影。

无需扮演愤怒

这次窦靖童帮《地球最后的夜晚》发布了一个宣传曲,挺巧的是,十七八岁我来北京其实是奔着窦唯他们过来的。

那之前,我毕业被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定期下乡演出,自治区里有什么活动,市里有什么活动,我就会过去。

但我从来都不安分,是学校里第一个穿破洞牛仔裤的人,自己给自己打了耳钉,然后骑着摩托车参加公路赛,听各种打口带。广西很多人听粤语歌,后来我接触了达明一派,又知道了他们的风格来自哪儿。再回过去听之前那些歌就觉得,什么玩意儿,有了这种判断力。但判断力说白了,就是那种很幼稚的优越感吧。

自己听过流行音乐,被摇滚音乐洗礼过,学的又是舞蹈艺术,毕业了就想自己do something,不能只下乡去跳舞,就开始在市里的歌厅里面“炒更”。

后来突然出现了“黑豹”风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被艺术给点燃了,它会让你去寻找。我就很想去北京,至少能去看一下窦唯、唐朝乐队的现场。因为在南宁的时候,觉得自己超级孤独,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那么打扮,做那些事情。以前的发小慢慢也变成社会青年,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前一起出来说跟谁打架,或者去哪儿泡妞,但慢慢的就好像不能融入了,那算是我青春末期的精神危机吧。

我带着在南宁和我一起的哥们在北京继续“炒更”,两个月之后,他就被家人给薅回去了。但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一大群和我一样的人,我们经常在一个地方演出,演完出去吃宵夜。就在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川菜馆里头,当时就坐满了我那样的人,大家都长头发,披着头,戴着各种丁丁当当的东西。看大家都这样,然后看自己,放心了,那种孤独感一下子就被消解了。

那些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身上都有一个特征,不管从什么事情开始聊,不出三句,都会回到創作上去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每天下午四五点排练舞蹈,排到晚上十一二点演出,演完出洗完澡,吃个宵夜,跟朋友打个岔天就亮了。我是没有正常生活的,只有夜间生活。过了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刚好有人找我做模特,也算是有一点固定的收入。但我又不善交际,做模特赚的钱越来越少,生存成了一个问题。

身边玩音乐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疯掉,我觉得自己继续玩下去也会那样,就不想在地下混了,我要回到正常的世界,就是让我去一个公司上班都行。然后李少红导演打电话给我,拍了第一部戏,我和公司签了10年合约。

当演员比拍照片和唱歌稳定。做音乐人就得必须24小时专注在创作上,必须拿着一股劲,起到范儿,要保持这种状态,但这种东西很容易让人崩溃。而且那股劲在那个年代空间也不是很大,属于边缘文化,就很容易把自己折损。演员不同,它只需要在角色里的时候绷劲,但是人总有角色下来的时候吧。

我做演员久了,认识了一些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征——他跟你张嘴,不管从什么事情开始聊,他说什么生活,最近你过得怎么样都是点缀,不出三句,都会回到创作上去。我就知道了,如果要真的做出点事情,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是一个必须的特质。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慢慢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我承认自己比较喜欢舒服,混地下的时候在望京租了一个一千三的房子,再穷也会有阿姨帮洗衣服,收拾房子。这没什么羞耻的。

我玩音乐那会儿,有个俱乐部叫88号,放最前沿的电子音乐的舞曲。还有另外一个叫Banana,放的歌都很商业、口水的那种。别人都只能在一个里面觉得开心,这个嫌弃那个,但我发现自己去那两个地方我都玩得很开心。

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正去做一件关注自己内心的事情,要放弃的是很大的利益。拍电影花那么长时间,拿那么少的钱,是一个很需要说服自己的事情。但好在之前拍了很多戏有积累,如果当时没有挣足够多的钱,按照我的性格可能就没有这次拿11个月去拍戏的从容。

我不太介意《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票房,也不介意大家对它的评价。我在乎的是长镜头拍完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可能我此后的人生都不会有了,但是那一刻我拿到了,也不再遗憾了。

去纽约参加颁奖的时候,有个关注过我很久的女孩走过来,说这部电影拍得好,她说:“黄觉,恭喜你,终于你拍了一部你想要的电影。”我很高兴,觉得有这么一个人说,我就够了,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