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琪

摘 要：明清更替之际，“贰臣”洪承畴作为降清的重要明臣，对当时的政局变幻及走向具有重要的作用。清初，清人对洪承畴的评价以积极正面的认同为主，但自被列入乾隆年间的《贰臣传》之后，舆论对洪承畴评价的主流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其看做背主“贰臣”的负面形象。直到建国后，关于洪承畴的评价才逐渐客观。洪承畴评价变化的影响因子有很多，其中，政治生态是影响主流评价方向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洪承畴;贰臣;人物评价

一、引言

“当曾经发生的事件进入文献记载之后，事件的历史性塑造过程就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开始了。历史学家和芸芸众生所面临的往往并不是过去的那个事件本身，而只是对于事件的解释、理解和动态认知。”[1]洪承畴作为明清易代时期的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备受关注。但直至今日，尽管人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维度，更客观地看待洪承畴，但对其的评价依旧难有定论。对此，应该把握不同时期对洪承畴评价不同的原因，并更深入地探究影响不同时期对其评价的因素，把握主导评价方向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

洪承畴（1593-1665年），明清易代之际对政局产生了巨大作用的降清之臣，因其背明之举，受到时人及后世的广泛关注，对其评价或褒或贬，时至今日，仍未有定论。今人对洪承畴的研究成果颇多，立足点也多有不同，但总体上讲，对洪承畴的历史作用的认识已较为客观。其中，不乏代表性专著著作。姜正成的《开清首功 洪承畴》，研究了洪承畴的生平，并将重点放在洪承畴降清后。洪承畴为皇太极、多尔衮献策，助其打败明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着重强调洪承畴对建立清朝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将其比作“开清首功”，以褒为主[2]。王宏志的《洪承畴传》，肯定了洪承畴对清朝的开国之功，并认为洪承畴受后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评价者受传统的、片面的夷夏观影响，认为外族统治与汉人政权完全对立，无统一之处[3]。周鹏飞的《洪承畴 千古贰臣》，将洪承畴的人生际遇，对明的过、对清的功都做了阐释。虽洪承畴被列为贰臣，有叛明之嫌，但难掩其对清的功绩[4]。杨海英的《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主要分了两个部分看洪承畴在明清易代是发挥的作用，一是洪承畴降清前对明的作用及当时政局的影响，二是洪承畴降清后对时局的作用。此外，本书还对洪承畴在清朝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做了分析，对其功绩应给予肯定，主张不应过分夸大，后人也应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评价[5]。

除专著外，还有一部分论文成果。冀震宇的《社会变迁、文献解读与洪承畴“贰臣”形象的演变———兼论历史人物评价》，将在不同时期对洪承畴的不同评价做了梳理。他认为对洪承畴评价的变化原因，不仅限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又与对文献的不同解读有关[6]。苏双碧的《从多民族国家角度评价洪承畴——评<洪承畴传>修订本》，对王宏志的《洪承畴传》进行评价的同时，还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对洪承畴叛明降清、促进大一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肯定。他认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洪承畴之作为形成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

学界虽已对洪承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洪承畴叛明降清的动机、功过，以及对其评价变化的因素进行了梳理与探究，但未说明评价洪承畴的根本导向因素为何。笔者认为，虽然洪承畴的个人经历比较特殊，对开清灭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并非决定作用，因此评价洪承畴应以其历史功绩为主。不同历史时期对他的评价不同。社会变迁、不同的人对文献的不同解读等都是影响对洪承畴评价的重要因素，但导致其评价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不同。评价历史人物不应仅限于对人物做出统一的定性，对于本就有争议的人物，更应分析影响其评价的更深层原因。

二、明清“贰臣”洪承畴及其评价变化

洪承畴（公元1593-公元1665），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后因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功勋卓著，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官至蓟辽总督。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祖大寿在锦州被清军围困近一年。洪承畴奉命率部前往搭救，但被清军败于松山，洪承畴被俘。洪承畴起初面对招降，“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8]，即每天都蓬头垢面，光着脚，感念明帝之恩，大骂清廷，誓死不降。皇太极极想收服这个良才为己所用，遂派降清明臣、洪承畴昔日同僚范文程对其进行说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但据载洪承畴不为所动，无奈之下皇太极亲自劝降，关切洪承畴在囚所的情况，并问他是否觉得冷，还脱下自己的貂裘为其披上。洪承畴深受感动，注视皇太极良久后，说：“真命之主也！”就此归降。此后，洪承畴尽力帮助皇太极、多尔衮献计献策，清军破明之势愈发锐不可当，为清朝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官任太傅、太保、太子太师等，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逝世于北京。

（一）建国前不同时期洪承畴评价的舆论主流变化

建国前关于洪承畴的舆论评价大体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经历了由积极正面的褒扬，到消极的反面形象甚至将其进一步丑化的过程。清朝前期，由于洪承畴对清的功劳显著，因此仅小部分对明依旧感念的人，和南明众人对其叛明耿耿于怀，对其是负面评价，认为他背叛旧主转而降清，有失大义;而清人大多认同其功，因为洪承畴降清后确实在战局中对清军一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清朝建立之后，洪承畴在朝中担任高官，在朝中亦收到好评。他的经历甚至在当时被誉为佳话。在这一时期，对洪承畴的评价以褒扬为主流。

通過研读史料可以发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到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这段时间是对洪承畴评价变化的分水岭。自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颓势逐渐，农民起义不断。同时，在朝廷组织搜查禁书时又发现存在妄图反清复明的社会团体。社会中复明之势渐强，使得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面对这一威胁统治的局势，清廷采取了想用的措施，在大肆抓捕不法人士的同时，清政府意识到需要加强爱国教育，宣传“忠君”观念。乾隆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乾隆下令先后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前奏为《命议予明季狗节诸臣溢典》）、《贰臣传》，强调忠君爱国观念。“贰臣”即为“身事两朝”之臣，即“在明已登化版，又复身事本朝”。洪承畴被钦定为“贰臣”，编入《贰臣传》，朝廷为了普及爱国思潮以及“忠君”观念，也将《贰臣传》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此后，洪承畴的贰臣身份一直为人诟病，叛明降清成为其人生的巨大污点，其对清朝立下的功绩也难掩其过。虽亦有认为其功大于过者，但对他的负面评价逐渐成为主流。

在民国时期内外交困的特殊背景下，对洪承畴的评价依旧是负面为主。至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明是汉政权而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洪承畴已经成为卖国贼的典型代表，并被编入当时的戏文。作为符合当时大背景的爱国剧，《洪承畴》这折戏被广为传唱，甚至其形象一度被丑化。编此戏的初衷，当然是借洪承畴叛明投清一事，影射当时的汉奸、卖国贼和走狗。剧情中加入了洪承畴死前对叛明的后悔，加入了世人对他的唾弃，都是当时人们借洪承畴抒发爱国热情的表现。洪承畴的真实想法和他的功绩已无人关注，重要的是洪承畴曾经叛君、叛国，而这恰好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素材，提供了发泄苦闷，表达对走狗的愤恨、抒发爱国情感的渠道。

（二）建国后对洪承畴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百废待兴。新局面的到来，有太多问题亟待解决。此时，学界对洪承畴的相关研究及评价成果并不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学术界得到发展和繁荣，洪承畴的问题逐渐为学界重视。学界先后围绕洪承畴的评价问题展开多次讨论，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当然对其讨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结论无非有三：或为“功臣”，或为“走狗”“汉奸”，抑或坚持“功过参半”。

1996年1月24日至26日，洪承畴学术研讨会于福建省石狮市（洪承畴家乡）举行。经过讨论，会议最后认为“洪承畴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谋臣在为满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9]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角度为切入点，认为洪承畴是缓和满汉矛盾的功臣，因为洪承畴在清朝建立之后确实提出过任用汉人、学习汉文化等建议，并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采纳。这些措施促进了满族的汉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汉人与满人政治上的落差。此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但争论并未就此结束。2015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杨海英的《洪承畴翻不了案》一文，与上面的结论针锋相对，二者站在了对立面。此文认为“要想将洪承畴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10]此后一直至今，几种结论依然难分胜负。

三、不同时期对洪承畴评价各异的原因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洪承畴的评价都是难以统一，但评价的主流有所不同：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以前，由于洪承畴降清后为其作出突出贡献，得到清廷的肯定和厚待，因此以正面评价为主，只有怀念明朝的人士及南明众人对其评价负面。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以后，清廷为提倡忠君爱国，加之社会上复明之声渐起，朝廷对贰臣已不再信任，乾隆主张发布了《贰臣传》。乾隆命令修《贰臣传》的诏书中说道：“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腆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痕疵自不能掩。……若以其身仕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励迹，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贰臣传》导致洪承畴的名声的大打折扣，虽然他曾为清廷立过汗马功劳，但《贰臣传》发布后，人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个贰臣，曾经背叛了他效忠的明朝，违反了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在提倡“忠孝节义”的中国古代，这无疑是人人诟病的。因此，虽然对清有功，但背主成为了他人生中不可忽视的污点，人们由此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认为他德行有亏。作为被乾隆钦点写入《贰臣传》的大臣，乾隆对其评价为“大节有亏”，为洪承畴的人品缺失盖棺定论，且当时爱国忠君为主流，导致人们长时间将其降清作为难以弥补的污点。在此时期，对其负面评价是主流。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特殊的背景下，爱国是当时社会对民众的要求。汉奸走狗为人们唾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洪承畴的事例被放大，抒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此时期，依旧是负面评价为主。建国后，几次对洪承畴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但并没有哪种结论占上风，因为学界已经从更客观、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研究了许多洪承畴相关的文献，因此结论多元是必然的。

从对洪承畴评价的变化过程来看，影响评价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中國传统的“忠君”观念的影响。儒家传统的忠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甚至今日，虽早已进入新时代，忠依旧为中华传统美德，更不用提在君主专制的旧社会，忠绝对是对臣下的最根本要求，不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就导致洪承畴降清之举成为其人生巨大污点，不论是否有隐情，也不论是否有功绩，“大节有亏”，不容忽视。其次，人的主观判断也会影响对洪承畴的看法。读者在读史料时容易与作者共情，影响判断。洪承畴相关的资料颇多，但不同资料的作者对洪承畴的评价本身就不同，因此在编写时就容易带入个人感情，在用词及表述等方面都能令读者体会得到。如果读者不对写作背景加以了解，很容易被作者的感情同化。再者，个人教育背景、心理因素不同也会导致个人认识不同。另外，时代的发展、社会背景的变幻等，也会导致主流评价方向发生变化。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洪承畴成为卖国贼代表，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和结果。总体来讲，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以上均是影响评价变化的因素，但都是表因。归根究底，最深层的、影响主流评价方向的最关键因素，是当时的政治生态。政治因素才是洪承畴评价变化的根本导向。综观洪承畴的社会舆论评价变化始末可以发现，统治者的态度决定了舆论导向。洪承畴对清有功，且前期清朝繁荣，因此以正面褒奖为主;清后期为巩固统治，清廷将强调贰臣“大节有亏”作为提倡“忠孝节义”，巩固统治的手段;抗战时需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宣扬卖国可耻，才大肆宣扬洪承畴的卖国行径;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的旧社会，在新的立足点上看中国历史，人们变得更客观，角度更多元。虽然忠依旧是中华传统美德，但跟君主专制社会相比，人们的视野扩大，更关注大局。因此，如今几种结论均存在，并没有哪一种占了上风。由此可见，政治环境和需求是影响历史人物评价主流方向的关键因素。在此强调一点，不论哪个历史时期，对洪承畴的评价都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并非绝对的一边倒，只不过受政治方面等各因素的影响，一种观点会占主流地位。

四、余论

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還要将其置于整个历史中，分析人物作用;不仅要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相关的事件和文献记载，更要把握对其评价变化产生影响的因素。以洪承畴为例，洪承畴虽有叛明之过，但瑕不掩瑜，不过并不能单纯地以功臣或罪臣对其定论。因为事件本身具有复杂性，每个人的观念也具有复杂性，政治导向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因此，难有统一之论实属正常。如果非要对洪承畴的评价做出一个统一的论调，未免有失偏颇。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受到成长环境、教育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多方面后天因素的影响。要客观分析政治等各因素潜移默化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尽量摒弃个人主观化视角，做到理性进行人物评价。对洪承畴之类经历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则更要慎重，分析不同时期的人物对历史发挥的而不同作用，要理性看待人物发展脉络，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动态变化对其行为模式的影响，辩证看待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人生阶段产生的不同历史影响。同时，对难有统一意见的人物进行评价，不能仅一力求同，更要容得下异。

参考文献：

[1]尚永琪.对如何拓展历史人物研究视野的思考——洪承畴研究讨论会综述[J].社会科学战线，2008（1）.

[2]姜正成.开清首功——洪承畴（中华历朝著名宰相大传系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3]王宏志.洪承畴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

[4]周鹏飞.洪承畴：千古贰臣[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2.

[5]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冀振宇.社会变迁、文献解读与洪承畴“贰臣”形象的演变——兼论历史人物评价[J].枣庄学院学报，2018（1）.

[7]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角度评价洪承畴——评《洪承畴传》修订本[J].中国图书评论，2009（5）.

[8]昭横.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洪光华.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石狮举行洪承畴学术研究会成立[J].清史研究，1996（3）.

[10]杨海英.洪承畴翻不了案[N].文汇报，2015-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