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婷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水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8)

钱塘江出海口杭州湾外宽内窄，呈喇叭状，起潮时潮水汹涌，加之海风助虐，其力量足以摧毁沿岸庄田、溺毙人畜，酿成潮灾。死亡的悲剧、无法预知的灾难，超越了古代钱塘江沿岸人民有限的理解能力和应对灾难的能力，人们不得不从超自然的神灵信仰那里寻找力量支持。于是，在这种极端自然条件和公众心理状态下，潮神信仰应运而生。所谓“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浙江各地方祠庙繁盛、神灵种类多样，潮神信仰种类亦不例外。历史上，浙江省钱塘江沿岸一带有多处“潮神庙”，民间对潮神的信仰十分兴盛。

1 从“潮神”称谓的适用范围看“潮神”名称的实质

1.1 潮神的多样性

伍子胥、张夏、钱镠是现代民众最为熟知的几位潮神。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的潮神见于文献。据描写成书于南宋的《梦梁录》记载，南宋时期，杭州有十多位潮神：“(昭贶庙)祠之左右，奉十潮神。”[1]成书于元代的《钱塘遗事》又有记载：“(协顺庙)旁又有小庙，专祀十二潮神，每位各主一时，其香火不及三女之盛。”[2]清代章功藻《告潮神文》中同时提及伍子胥和文种两位潮神：“惟神一则志存覆楚，一则术在谋吴。幸尔成功，同焉赐死。有若忠诚所激，视以如归。”其潮神种类的多样性可见一斑。

1.2 “潮神”名称的非正式性

在民间，被公认为“潮神”的伍子胥，也被称为“水仙”“涛神”“江神”；“潮神”钱镠又被称为“海龙王”；“潮神”张夏被称为“张老相公”。对官方而言，供奉伍子胥、钱镠、张夏等神庙的庙额中并没有明确包含“潮神”字眼。据描写成书于南宋的《梦梁录》记载，伍子胥、钱镠、张夏等为“司江涛之神”。此外，朝廷对他们的封号里也没有明确提及“潮神”一词。伍子胥在杭州的庙宇有忠清庙、伍公庙，后世累封为“忠武英烈显圣福安王”；钱镠的庙为钱武肃王庙；张夏的神庙有昭贶庙、安济庙，后世累封“灵济显佑威烈安顺王”。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潮神”既非一个固定的，也不是正式的称号。

1.3 潮神庙所供奉神灵的非统一性

“潮神庙”多是由朝廷主持修建的综合型神庙，里面供奉着多位被认为能够平息海潮的神灵，而每一处潮神庙所祭祀的“潮神”也不尽相同。《两浙海塘通志》记载的潮神庙有三处：第一处在海宁沈家埠迆西，始建于明季，祀敕封“静安公”的张夏、“宁江王”宋恭、“护国随粮王运德海潮神”的金文秀、“平浪侯卷帘使大将军”的曹春；第二处在江干善利院，始建于清康熙43年，为纪念江塘修建成功而立，主祀“诸有功于江塘者”；第三处在海宁小尖山，康熙59年由浙江巡抚朱轼题请建造，祀敕封“运德海潮之神”。[3]

许多潮神庙里所供奉的神主，在其他众多的“海神庙”里同样享受着供奉。例如雍正7年9月在海宁县敕建“海神庙”，庙里供奉着唐“诚应武肃王”钱镠、吴“英卫公”伍员、越“上大夫”文种、汉“忠烈公”霍光等18位神主。同样，民间“龙王”这一常见的神灵概念与“潮神”“海神”的概念亦是混杂通用。钱镠死后被纪念演变成潮神，而他还有另一称号——“海龙王”；海盐县曾有建于明永乐3年的海神庙，亦被称为龙王庙。

从上述“潮神”称谓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所谓“潮神”，是人们对与潮水有关，或有着抵御潮灾功能的、能够掌控海潮的神灵的一种泛称，而并非是某一位或某几位神灵的专属称谓。对钱塘江下游沿岸民众来说，“潮神”与“海神”一样，都只是一种功能性称谓，人们可以将静安公张夏、宁江王宋恭等神灵安置在潮神庙朝拜，也可以将其奉入海神庙。“潮神”神主的多样性，以及民间对潮神概念的混乱与不统一，体现了民间信仰的非系统性这一特点。

学界有部分学者将钱塘江潮神纳入研究视野，如刘传武等都分别对伍子胥、张夏、钱镠等潮神的形成背景及成因进行分析探讨，但都没有对潮神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4-7]系统研究“潮神”的成果，也尚未出现。本文以文献记载中清代杭州府的潮神信仰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钱塘江流域各类潮神信仰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试图归纳和总结出钱塘江流域潮神信仰文化的类型。

2 清代杭州府潮神信仰分类

清代是大规模修筑海塘抵御潮灾的朝代，在重视兴修海塘的同时，中央政府也极力在当地推崇潮神信仰。各代皇帝不仅多次下令修建潮神庙、海神庙，雍正帝还特地下谕旨告诫百姓对神灵要“心存敬畏”，才能获得“永庆安澜”(后文将对其谕旨进行具体分析)。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两浙海塘通志》，由专门负责兴修海塘的方观承等地方官员组织编纂，其中祠庙一卷，专录各类与海潮、海塘有关之神祠，如海神、潮神、龙王各庙，以示对各类潮神的敬意，而与抗灾御潮无关的神灵则概不列入。因此，该志可作为统计潮神的主要资料。

包括海宁县在内的清代杭州府，是海潮泛滥的重灾区，朝廷在此兴修潮神庙、海神庙也最为频繁，该地的潮神信仰颇具代表性。限于本文篇幅，我们选取《两浙海塘通志》中记载的清代杭州府相关各庙所奉神灵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古籍文献，对其神主名称、拥有的神祠位置、立祠原因等项进行列表统计(见表1)。[3]

通过对表1中所列各类潮神的统计分析对比，综合各潮神形成的背景我们可以将清代杭州府潮神信仰分为4类。

表1 《两浙海塘通志》中清代杭州府潮神资料

2.1 春秋战国诞生之潮神——“万物有灵”

伍子胥、文种的信仰，诞生在钱塘江涌潮最开始出现的时代，民众对涌潮一无所知，只能将怒潮想象成神灵的怒火，这是原始时期人们对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的解释，体现出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特点。伍子胥的信仰处于民众由自然信仰向人格神转化之间，所以伍子胥信仰常带有自然神的气息。

2.2 汉唐时期诞生之潮神——“借力抗潮”

汉代以后，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开始修建海塘与自然斗争，民众一边积极探索抗灾御患的方法，一边寻找着强有力神灵，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抵抗潮灾。因此，霍光等生前手握重权的将军成为潮神，是这一类潮神诞生的背景。

2.3 唐宋以后诞生之潮神——“感念恩公”

唐以后，随着工程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海塘技术益加完善，于是，生前修建海塘死后继续保护沿岸人民的人格神大量涌现。由此产生了大量生前或死后显灵御潮有功的人格神，这一类型神灵数量十分庞大。

2.4 外地传入之潮神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钱塘江下游地区贸易往来、人口流动频繁，外来信仰在杭州的兴盛体现了杭州的外来人口结构以及杭州对外来信仰的包容性。外来潮神诞生在钱塘江沿岸以外地带，其最初被神化的原因可能与涌潮并无关联，而外来信仰想要在当地生根发芽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本土化，于是，拥有抗灾御潮的能力成为潮神的一员，是本土化的重要一步。

下文将针对各类潮神较有代表性的潮神进行具体阐述，分析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3 传承至清代的各类潮神演变

3.1 春秋战国诞生之潮神

伍子胥被认为是钱塘江最早的潮神，生前原为春秋时期楚国贵族。其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后，他逃亡至吴国，成为吴国重臣后率领吴军攻灭楚国，得报父仇。其后又助吴灭越，并劝夫差杀掉勾践以绝后患，反被越国买通的谗臣诬陷谋反，被夫差赐剑自杀。死前扬言：“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夫差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用鸱夷包裹投入大江。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伍子胥预言成真。

按时间顺序整理史料可以发现，最早记载伍子胥故事的《左传》《国语》和《史记》并没有任何神话成分。《史记》只称伍子胥死后“吴人怜之，立祠江上”[8]。到东汉的《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开始神化:“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9]颇有英雄虽死，其魄不灭的悲壮精神。而东汉袁康所著《越绝书·德序外传》云:“胥死之后，王使人捐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10]明确提出伍子胥是“水仙”的说法。

伍子胥之所以能够成为潮神，与他所处的吴国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以及他的死亡时间有关。据陈吉余、林炳尧等学者考察分析，钱塘江涌潮开始出现大致发生在约2 500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11]这便是伍子胥被杀前后的自然条件。最初为伍子胥立祠，只是吴国当地人民出于对忠义之士的怜惜及对有功于当地建设的功臣的感念。而最先开始神化伍子胥的反而是伍效忠吴国时的宿敌——扶越灭吴的功臣范蠡和文种。《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叙述了伍子胥托梦为范蠡等伐吴军队带路的故事，[12]伍子胥被蒙上了一层灵异的色彩。李金操等因此推断“钱塘江涌潮形成于伍子胥被杀前后，再加上尸体被抛入江中一事广为流传，故当时及其后的吴越民众极易把涌潮视为伍子胥冤魂不散，伍子胥渐被奉为潮神。”[13-14]

早期潮神如伍子胥信仰，体现出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特点。在涌潮初现时，古代民众无法理解，故认为有某种神灵在驱动海水产生潮水的运动。伍子胥作为早期的潮神，处于自然神向人格神过渡的状态，后人对伍子胥的形象通常是“素车白马”，与自然神崇拜特有的自然现象结合起来。如萧山的宁济庙建立在西兴镇沙岸之东，祭祀“浙江潮神”，明初官方常在八月十五致祭，其祝词曰：“一气通侯，百川孕灵。势倾山岳，声震雷霆。素车白马，出没杳冥。”[15]

3.2 汉唐时期诞生之潮神

人们祭祀伍子胥，是民众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祈求。生产力发展以后，民众的反抗意识增强，但仍然信心不足，需要一位神明庇佑，反抗暴虐的潮神，于是他们一面积极探索认为抗灾的方法，一面寻找一位强有力的后盾以保佑人类在与恶神的对抗中成功，以霍光为开始新型的潮神开始诞生。霍光为西汉名臣，自辅佐汉昭帝后至宣帝地节2年，掌权20年，在他的辅佐治理下，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史称“昭宣中兴”。霍光死后17年，汉宣帝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命人画11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列霍光为第一。此后霍光一直为汉朝皇帝所尊奉祭祀，并且在民间被誉为护国忠臣。

至于霍光被尊为潮神则是他死后200多年的三国时期。据《至元嘉禾志》卷十二《金山忠烈昭应庙》引《吴国备史》：“大将军霍光，自汉室既衰，旧庙亦毁。一日，吴王皓染疾甚，忽于宫廷附小黄门曰‘国王封界华亭谷极东南有金山碱塘，风激重潮，海水为患，下民将为鱼鳖所食，非人力能防。金山北古之海盐县一旦陷没为湖，无火神力护也。臣，汉之功臣霍光也。臣部党有力，可立庙于碱塘，臣当统部属以镇之。’遂立庙，岁以祀之。”[16]

抛开“神灵托梦”这一虚幻的故事，它记载了吴主孙皓将已故的西汉大将军塑造成镇潮神灵的原委——他希望借用一个强有力的神灵形象以增强民众抗击潮灾的信心。而吴主孙皓选择塑造的神灵的原型为什么是200年前的西汉大将军霍光呢？笔者认为，这与孙皓本人的身份背景有关。孙皓的生平与西汉汉宣帝颇为相似，能够登基也多亏像霍光一样的强臣拥立。然而孙皓登基后的表现并不令拥护他的大臣满意，“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17]孙皓在此时为霍光立庙，一方面，霍光在民间有一定的威信，可以安抚潮灾之下惶恐不安的百姓；另一方面，用霍光映射其拥立汉宣帝后实现“昭宣中兴”的历史，宣扬自己即位的合理性。

3.3 唐宋以后诞生之潮神

钱塘江涌潮形成的初期，从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创造潮神伍子胥，以解释新生而神秘莫测的潮水的起因。三国时期产生的霍光信仰，表明民众与潮水对抗的意识开始觉醒，希望借助强有力的神灵以抵御潮灾。到唐代渐至明清时期，随着工程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单纯寄希望于神灵来抵御潮灾，而是逐渐兴建和完善海塘来抵挡潮水。于是，生前修建海塘死后继续保护沿岸人民的人格神大量涌现。从表1发现，多数唐宋以后出现的潮神，都与修建海塘有关。

石瑰原为唐穆宗长庆年间杭州人氏，时值钱塘江涛为患，石瑰捐献全部家产，筑堤防御，不幸牺牲。民众立石姥庙以示纪念。后来传说其死后屡显灵异，唐懿宗咸通中封为“潮王”，故石姥庙又称为潮王庙。

钱镠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曾组织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保护沿岸民众和农田的安全，史载“筑塘以石，自吴越始”。因此民间又称他为“海龙王”，并把他当成能够抵抗海潮的神灵来供奉。

张夏原为北宋时期开封府雍丘县人，曾任两浙转运使，时钱塘江潮灾为患，以前用柴土混合修筑的防潮堤无法抵御潮水冲击，屡修屡坏，劳民伤财而潮患不息。张夏开始用石料修筑海堤，大大提高了海塘的抗灾水平。当地人在其所筑海塘旁立祠纪念。据朱海滨考证，庙初建时张夏尚在世，该庙实为一座生祠，超自然的灵异传说并不多，而张夏死后，关于张夏神灵异的故事渐渐增多。[18]

陈旭为明代新城茶商，永乐年间，因沿江七十里北至皋亭山，屡受潮患，陈旭出橐中金筑新塘。“士民戴德，奉其神，各方建祀，有上新、中新、下新等祠。”

这些潮神都是生前为抵御海潮而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人们立祠以纪念他们的功德，而后信众对相关灵异故事的演绎又使得信仰的传播更加广泛。除上述原生于钱塘江沿岸的潮神外，还存在许多外来的神灵，虽然他们没有潮神的头衔，却被当成能够抵御潮灾的神灵而被供奉在潮神庙内，如天妃、胡令公、周宣灵王和晏公等。外来信仰在杭州的兴盛体现了杭州的外来人口结构以及杭州对外来信仰的包容性。

4 清代政府引导民间潮神信仰

清代是海塘工程兴修最为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对宣扬潮神信仰最为重视的时期。修建海塘与推广潮神信仰，一同成为清代政府对钱塘江沿岸实行统治和治理的关键举措。

4.1 修葺庙宇、推崇神灵信仰以安抚灾后的民心

修建海塘既满足当地劳动人民的需要，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修建海塘征用民夫加重了当地百姓的徭役负担，民间因此常有怨气。清代宋杰《筑塘词》写道：

“塘北西南年年筑，筑塘歌声声如哭。

火精炎炎日三伏，苦恨暑天六月溽。

口渴江水两手掬，日食两餐一饭粥。

人家饱食昼鼓腹，侬家野处夜露宿。

近塘田亩加捐派，一亩三百钱未足。”

海塘年年修，年年坏，筑塘的速度赶不上塘崩的速度，百姓在天灾与繁重劳役的双重重担下怨声载道。与此同时，海塘官员贪污渎职的事时有发生。在雍正元年九月，皇帝就已经对地方官贪污钱粮致贻误塘工的事情有所了解：“数年来，督抚等所修塘堤，俱虚冒钱粮，于不当修筑处修筑，以致随修随坏。”果然，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海潮大溢，飘溺庐舍人民，县沿塘决八十三所，圮成、腾等字号石塘一百五十丈，天、地等字号石塘一千四百三十八丈五尺，陷附土石塘一千五百四十五丈五尺。”这场潮灾冲毁海塘酿成漂溺人舍的事故，部分是天灾，部分也是海塘修理不力的人祸。然而面对民间百姓，雍正帝完全不提此事，其上谕中宣称：“浙江又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防，致伤田禾。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当然。……尔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获永庆安澜。”[13]在这篇上谕中，雍正帝极力塑造自己“痛切民隐，忧心孔殷”的勤政爱民之形象，宣称当地愚民往往信淫祀而不信神明，以致遭到天谴，同时反复告诫百姓要信神明而不要信淫祀，如果人人对神明心存敬畏，则必能永庆安澜。因此，朝廷特别重视潮神庙的修建与维护，从康熙朝开始官方组织正修海塘起至乾隆3年，政府多次新建或重修潮神庙：沈家埠迤西创于明季之潮神庙，祀敕封静安公张夏、宁江王宋恭、护国随粮王运德等神。清顺治中，负责修塘的佥事杨树翻新庙貌；雍正10年，总督程元章委州同李宗典督修，拓大庙体；乾隆3年，大学士嵇曾筠委通判杨盛芳又一次重修。康熙59年，浙江巡抚朱轼题请在海宁县小尖山建造潮神庙；康熙61年，皇帝敕封潮神，享春秋祭祀，钦颁“协顺灵川”匾额。雍正7年9月，在海宁春熙门内另有敕建海神庙，奉敕封宁民显佑浙海之神，以唐诚应武肃王钱镠、吴英卫公伍员配享正殿，以越上大大文种、静安公张夏等18位神灵从祀配殿，雍正帝御书“福宁昭泰”四字制，并命内大臣、直隶总督等朝廷要员告祭；后乾隆帝又钦颁御书“清晏昭灵”四字匾额，悬于正殿。

综上例证，朝廷对钱塘江潮神信仰的重视可见一斑。统治者利用神灵信仰对这种自然灾害的合理性解释，将灾难和不幸归因于百姓自己和神灵操纵，进而使朝廷免于成为民众不满而攻击的目标。而他极力告诫民众要信神明(即朝廷承认的信仰)不要信淫祀，其目的就是要把百姓的信仰转到官方承认的具有政治伦理道德的信仰体系中，以便实现对百姓在精神层面的控制。

4.2 加封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称号，向民众传播儒家思想

在兴修潮神庙的同时，朝廷也会对庙中所供奉的神灵进行加封。如，伍子胥在唐代景福2年被封“广惠侯”；宋代大中祥符5年被封“英烈王”，政和6年加封“威显”，绍兴30年加封“忠壮”，到嘉定17年，累封的称号为“忠武英烈威德显圣王”。霍光在宋代绍兴初年被加封为“忠烈顺济昭应王”；石瑰在宋代嘉熙间加封“忠惠显德王”。对照前文的表1中各神的封号，发现众多潮神的庙额或封号，多有“忠”“顺”等字。这些封号多包含以下核心意义：第一为灵验，如显、惠、佑、护等字眼，符合百姓对神灵信仰的功利性需要。第二是符合朝廷提倡的伦理道德词汇，如德、仁、忠、顺。通过皇帝的敕封或加封，将有道德模范作用的神灵规范到朝廷提倡的政治伦理信仰体系之中，实现将民间信仰变为统治的工具。当然，敕封这一行为也明确了皇帝在民众信仰中的权威地位——皇帝作为天子的神性高于民间信仰的任何一种神灵，因此皇帝能够对各个神灵进行加封。

5 结论

民众的需求直接导致民间信仰神灵的诞生。人们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期待潮神们能为他们捍灾御患，当拜祭某位潮神的不灵验时，人们就会转而祈求其他的潮神——这也是种类繁多的浙江潮神(乃至整个中国民间信仰)能够存在的主观条件。在早期蒙昧的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成为潮神，可以给群众一个对自然异象产生原因的相对合理的解释，以安抚民心；在民众决定尝试建设海塘以对抗天灾的三国时期，一个能力出众、曾经手握重权的霍光成为潮神，可以在精神上成为民众的后盾，增强民众对抗天灾的信心；唐宋以后，生产技术继续发展，兴筑海塘抵御天灾前赴后继，这期间涌现了大量有功于海塘的英雄，民众为他们立庙纪念，并产生了这些英雄死后成为潮神继续保佑海塘的传说。对于政府而言，民众对这些潮神的崇拜都是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地方农业发展，有利于政权巩固的。因此，在钱塘江涌潮出现的早期和人们试图以渺小的人力和潮灾抗衡的修塘早期，政府乐于制造潮神；在修塘技术不断发展的宋元以后，民间潮神大量产生，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对这些神灵进行嘉封、立庙，用“德”“仁”“忠”“顺”等封号，将各潮神纳入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神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