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杰拉德

透过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小说及雨果和波德莱尔的诗歌，19世纪的巴黎成了一种幻象，充满着惊人的活力，同时也充斥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堕落。

文学人

当我从文学背景下思考巴黎时，首先想到的作家是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法国文学中太多的优秀作品都是巴黎人写的。重新考量之后，我不禁惊讶于自己竟然没有想到维隆、莫里哀、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马拉美、兰波、普鲁斯特、瓦莱里。无法想象，人文巴黎如果没有这批人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如果要审视巴黎所能达到的极盛状态，则似乎必然提到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这四个人。巴黎文学最重要主题就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社会异化，或是心理距离。在我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和沃尔特·惠特曼笔下的纽约似乎不是这样。但是人们应该注意，莎士比亚和惠特曼都是自己所在城市的核心文学人物，但在巴黎文学界，没有哪个作家可以独立胜任这样的角色。笛卡尔占据着法国人的心灵，代表了巴黎人的知性，其影响之深刻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沃尔特·惠特曼之于美国。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把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与莎士比亚、惠特曼的伟大超凡相媲美。

要想在法国找出可以与但丁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歌德和惠特曼、易卜生和乔伊斯相媲美的享誉世界的作家，你需要把蒙田和莫里哀融为一体。或者把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萊尔和左拉合成一个四重形象，就像布莱克的《四天神》或《以西结书》的四轮马车的天使们。透过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小说及雨果和波德莱尔的诗歌，19世纪的巴黎成了一种幻象，充满着惊人的活力，同时也充斥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堕落。尤其是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让人忆及拉伯雷笔下的巨人们，冲破各种阻碍，追求乌托邦和人性完善。

巴尔扎克在巴黎发现了“属于这世界的国度”，并醉心于揭示这个国度。普鲁斯特感慨说：“他无所掩饰，他知无不言。”毋庸置疑，当时整个巴黎的精神力量之和也无法和超常的巴尔扎克相提并论。《人间喜剧》中有大大小小共90部小说，要不是巴尔扎克因劳累过度50岁就与世长辞，这个数字应该会达到200部。他笔下的巴黎是自己激情四射的创造，而弥尔顿的撒旦和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则是个人精力与社会现实的结合。

像巴尔扎克一样，维克多·雨果似乎并不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为现实。当然，如同沃尔特·惠特曼的典型行为是内战期间在华盛顿特区的医院进行志愿服务一样，如今可以把雨果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英雄立场和表现视作他的典型行为。雨果高度的浪漫主义使得他成为支持公社斗争的诗人兼小说家，实现了他在《悲惨世界》（1862）中的愿景。雨果的各种作品包罗万象，没有哪个读者能够将其尽数读完，其诗歌总量超过了15万行，还有7部小说，至少20部戏剧和堆积如山的散文。难怪波德莱尔饱受折磨，感觉自己被雨果排挤，因为雨果发现了所有的文学空间并将其悉数开发。

如同巴尔扎克是巴黎小说家一样，波德莱尔成为巴黎诗人，然而雨果十分关注整个世界，因此他并不局限于巴黎。雨果遭到拿破仑三世流放，波德莱尔称其为“无国界的天才”，但是这位写作了《恶之花》（1857，1861）的不关心政治的诗人，却经历了一种与世俗隔绝的心灵流放。他笔下的巴黎可能很像典型的巴黎，就如惠特曼笔下的曼哈顿很像典型的曼哈顿一样。孤独地走在一个地狱般城市的街道上，波德莱尔创造了现代巴黎的审美情趣。雨果在被流放到海峡群岛中的泽西岛上时，曾按以赛亚和耶利米的方式进行预言，期望能被历史验证。波德莱尔则拒绝进步、拒绝预言、拒绝历史，一心作诗，终于如愿实现了文学理想，而雨果却没能做到。

我最后要提到埃米尔·左拉，他1877年发表了《小酒店》，其观察劳动阶级生活的新视角激起了暴怒。资本家因小说偏向下层社会而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表示愤怒。巴黎公社的精神在左拉的作品中得到复活，在《萌芽）（1885）一书中表现尤为强烈。一些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暗示出来的、被波德莱尔主观放弃的东西，在左拉的空想现实主义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巴黎人

历史上，巴黎向来都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熔炉。在其他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伦敦，移民群体倾向于聚居在一起，建立起新的社区，结果就会形成唐人街或者小意大利。置身于城中的这些地方，你可能会感到你其实就是在上海或那不勒斯。但是在巴黎，民族社区之间的界限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明显。

事实上，正是巴黎不同民族群体的融合方式把很多非裔美国人，特别是作家们吸引到这个欧洲城市。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为逃避美国强烈的种族文化，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理查德·赖特就是这些作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他1947年来到巴黎。他曾提到自己在美国先是被当作一个黑人，其次才被当作作家看待。与此相反，当他到达巴黎这个一贯尊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城市时，他首先被作为一个作家而受到欢迎。

尽管如此，巴黎同样有其自身的种族冲突需要处理，当然，这些冲突事件未必一定与非裔美国人相关。但是，一些巴黎人倒是以怀疑甚至毫不掩饰地仇恨眼光看待北非移民。法国曾统治北非一些地区多年：它控制突尼斯和摩洛哥到1956年，控制阿尔及利亚到1962年。经历了一场漫长、血腥的战争之后，法国才最终放弃在北非的统治。很多人选择离开这些国家，移居法国，特别是巴黎，以寻求新的机会。但是，像在很多国家一样，移民在巴黎一开始并不受欢迎。

今天，大量的巴黎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郊区政府提供的高层房屋里，而不是居住在市区。靠近市区一个可以展示民族多样性的区域是贝尔维尔。贝尔维尔在卢浮宫东北方向约3英里处，居住着从俄罗斯、波兰、希腊、土耳其、北非、西非甚至印度支那（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在此发动殖民战争）来的人们。

贝尔维尔还有一个塞法迪犹太人部落，从突尼斯迁来。但巴黎最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在玛莱区蔷薇街一带。巴黎的犹太人区域比在美国的要小很多，因为“二战”期间纳粹占领巴黎，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尽管如此，在如今十分奢华的玛莱区，仍能从时尚的咖啡厅和新潮小店中找到犹太面包店、书店、咖啡馆和餐馆。

虽有众多移民群体选择在巴黎定居，但巴黎的民族人口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仍然很少。在巴黎的210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一为穆斯林，犹太人也仅占百分之一。与此相比，约百分之九十为罗马天主教徒，百分之二为新教徒，其余的百分之六人口没有特定信仰。

因此，巴黎无疑是一个法国人主导的城市，这在诸多方面都有体现。其市民的固执己见和喜欢争论是出了名的，但他们遵守旧俗，推崇礼貌。他们性格保守，又崇尚自由。尽管按照欧洲标准，法国也算一个大国，并且曾经统治过一个庞大的帝国，法国人仍然非常狭隘。只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试试在普通的巴黎酒单上找一找有没有哪一种不是法国酒。

巴黎人对外国酒和食物也许不感兴趣，但他们对文化向来极为尊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在巴黎的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巴黎一向都是一个人文城市，拥有它自己的名人，如马赛尔·普鲁斯特、古斯塔夫·福楼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和伏尔泰，以及从国外来此的作家，如欧内斯特·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等。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