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宗耀

1934年7月6日晚，中央红军第七军团60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个师）在军团长寻淮洲等人的率领下离别瑞金，奉命出征闽、浙、皖、赣地区。他们经长汀、连城、宁洋、永安、大田、尤溪等县，于7月底在尤溪口、樟湖坂一带抢渡闽江，先后占领古田县黄田、谷口；接着，奉命改道攻占水口镇，于8月2日亮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先遣队）旗帜，继续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当红军渡过闽江又一路向东推进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惶惶不可终日，急令第87师第261旅刘安琪部、第259旅沈发藻部立即分别从闽东、闽南调回福州防守。

寻淮洲

随后，当局又对省城实行戒严，“入夜六七时禁止行人来往，南台方面九时十时戒严”，“必须夜行者，应携带灯笼……其因公往来者应佩带证章，各联甲公所均应查明放行”。据报载，为了“严厉搜查沿闽江一带来往船只，借以防止共匪之藏匿船中”，省会公安局在洪山桥、三保两处闽江边设检查所，凡闽江“上游来省客商、难民，应由检查所派员详细查询，并将行李物件逐一严密检视，如无形迹可疑，方准放行”。国民党闽侯县政府举办联甲，规定“十家为一甲，举一人为甲长，凡一甲之内者应连环互保；十甲为一保，举一人为保长，得设办事处，或一地有两保者，得设联合办事处”；街巷设置栅门，“应派人看守，依时启闭，并设置小门，以便出入”，“宽阔马路不便设置栅门者，应分段派人巡防”，“各户应于门前备齐清水一桶，以防火患”等。国民党省、县党部组织9支“铲共宣传队”到处演讲，“劝导民众团结一致，为党政后盾，共同努力铲共”。福州警备司令部张贴严禁造谣的布告，并在旅店、澡堂、戏院等公共场所甚至寺庙大肆搜捕可疑分子。

敌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也由漳州飞抵福州，与陈仪等人会商防守事宜。蒋介石电示蒋鼎文等人“万勿饬令前方部队一兵一卒班师回剿”，同意调派正在湖北、河南两地整训、曾驻扎过福建的原属19路军的第49师、第78师、第60师赴闽“围剿”先遣队（后来实际赴闽的仅第49师伍诚仁部和第78师第465团邓经儒部）；调派空军第3中队张其谷部、第5中队张梦缇部的8架飞机进驻福州王庄飞机场；调派“永绩”“海筹”“江宁”“抚宁”“义宁”“威宁”“肃宁”7艘军舰增防马尾港和乌龙江、台江沿岸各段水域。

先遣队高举的是“北上抗日”旗帜，日本当局极度紧张，急忙派“球磨”号巡洋舰运载一支800名海军陆战队进驻马江。带领该军舰的日本海军马公要港司令新田山良幸海军少将在日本驻闽总领事宇佐美珍彦的陪同下前往省政府谒见陈仪，探听前方消息，并“商保侨问题”；日本驻闽总领事馆还决定给在榕的日侨（包括籍民）发放枪械、食品等。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当局也借口保护侨民，纷纷派出军舰驶进马江，各国驻闽总领事也先后赴省政府了解前方消息和商议有关事宜。

蒋鼎文遵照蒋介石关于福建省“军政当局，饬即努力推进，一本除恶务尽之旨，追踪截剿，勿任漏网”的电令，命第87师师长兼福州警备司令王敬久带领第87师已经到达福州的大部分部队立即溯闽江而上，主动出击，“进剿安仁溪、水口一带之匪”。

此时，防守福州的国民党正规作战部队只剩下由第87师副师长陈琪带领的第259旅第518团。上下赤桥、奶奶坪、甘蔗等处，均派有便衣侦探。

先遣队于8月2日傍晚离开水口镇，先是沿闽江北岸的安仁溪、大箬、小箬挺进，途中遭敌机袭击，伤亡七八十人。为避免遭受空袭和避开迎面而来的敌第87师所部，红军绕道闽侯县北部山区，经雪峰、大湖、江洋，于8月7日突然出现在福州小北岭至笔架山一带高地，居高临下，并派侦察队到磨里一带活动。省垣敌军政头目大吃一惊，急令王敬久带领所部立即回防。

由于福州夏季的天黑较晚，敌机利用这段时间对红军进行轰炸、射击。据时任先遣队政委乐少华回忆：攻打福州城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觉得既已到城下，定要施以有可能施的袭取（军委电示）和扰乱”。先遣队遂决定，等待天全黑后，沿着小北岭至北门楼最便捷的路线进攻福州城。殊不知，这条最便捷的路线必须经过敌人重点防守、部署兵力最强的一个地段。

7日上半夜，红军先头部队进展比较顺利，一部在赤桥击溃敌便衣队，大部沿村道至新店，敌排哨缩回浮村高地。8日0时许，红军以一部牵制浮村的守敌，大部向义井挺进，被阻在必经之地隐士山坡。另外，红军主力部队于7日上半夜下山，以一部占领玄沙寺佯攻大夫岭，大部沿新店通往北门的马路挺进；8日1时许也被阻在隐士山坡。敌人的防守兵力虽然并不多，但凭借着地形、工事、武器等方面的优势负隅顽抗。红军几次强攻均未奏效，为了防备天亮遭敌机的袭击，不得不于凌晨四五时撤出战斗退回北岭，第一次攻打福州城没有成功。

8日白天，先遣队退到岭头、外洋、里洋一带隐蔽休整，敌机依然往山林密集处盲目地轰炸、扫射。据报载：“航空第三队、第五队派遣轰炸机，自晨至晚，前往掷弹十数次，计掷重量炸弹60枚。”

8日晚天全黑后，先遣队采用新的进军路线，取道石牌、莲花峰，绕过新店、湖前，直奔北门楼。如果是昨晚，该处守军较为薄弱，历史或将被改写。然而，时过境迁。当天下午，敌第261旅第522团从白沙返回福州，第259旅旅部及第517团一部从泉州赶到福州，守敌兵力大增，立即调整部署，充实城北一线的防务。先遣队指战员虽英勇作战，但第二次攻打福州城仍未成功。

据时任先遣队第3师师长王蕴瑞回忆：“部队接近福州时，我师是前卫，直逼城下。到晚上，从城西北角攻城。因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梯子太短，城墙又高，梯子靠在城墙上无法爬上，当即撤出战斗。……攻城时，我和粟裕同志在一起。攻打福州，先遣队3个师都参加了战斗。后来，军团领导决定撤出战斗，不攻了。”

先遣队两次攻打福州城都没有成功，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有过这样的分析：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87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粟 裕

“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实际上，在4个多月前，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原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福州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先遣队攻打福州城时，市内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

先遣队攻打福州城缺乏内应，是“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致使“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虽然“我军打得十分勇敢”，曾经“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没有办法打进城”。

8月9日天亮之前，先遣队放弃攻打福州城，退回小北岭稍事整理，即继续东进，经宦溪、梅岭、板桥、降虎岭，于当晚抵达连江县境的桃源、贵安、汤岭一带宿营。

降虎岭紧邻连江县，传说古时有一位高僧在此地救活一只奄奄一息的猛虎，并降伏使其从此不再伤人，故名。宋嘉祐三年（1058）降虎岭隘口筑有关寨，曰云漈关，俗名降虎寨。这里地势险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曾在此歼灭倭寇。福州通往连江的北驿道（又称温州路），石板山路穿寨而过，蜿蜒曲折，长约10里，是先遣队转移连江县的必经之路。

粟裕在回忆中写道：“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先遣队与敌第522团前卫连遭遇战遗址

事实正是如此。敌人在两天的福州战斗中大致了解到先遣队的实力，又张狂起来，获悉红军已向连江方向转移，决定改守为攻。8月9日中午时分，王敬久命第259旅第518团窜入岭头“搜剿”；并命第261旅第522团“即由现地轻装出发，经桥头、宦溪、降虎向桃源、潘渡一带，行侧面追击，该团重火器除酌带一门小炮外，其余全部留在福州”。

奉命后，敌第522团当即由北门外湖前附近出发，轻装抄近路“侧面追击”红军，行至天黑不敢轻举妄动，当晚在桥头宿营。10日凌晨4时30分，该团继续推进，通过板桥时，获悉红军大部队驻扎在汤岭附近，除令其第三营“向茶亭、汤岭严密搜索外，并令第一营自降虎经吴厝山、汤岭之左，以收夹击之效”。

先遣队得到当地群众报告，在福州通往桃源的大路上，发现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立即派出侦察队。由于侦察队走错了路，敌第522团前卫连反而窜到我军哨兵线。9时30分，粟裕带领先遣队第2师与敌前卫连交火，一阵冲锋将敌人打垮，缴获6挺新的英国造自动枪和六七十支步枪。

先遣队认为：敌军这一个团如果一直尾随，会制造许多麻烦，必须割除。随即，先遣队3个师分别从连江县的桃源、贵安、汤岭各路侧山全线出击，返回福州宦溪山区，乘胜追打敌军，降虎战斗由此打响。

福州市宦溪镇茶亭尖至降虎山一带高地

红军第2师经梧桐山，正面进攻龟缩在降虎的敌第3营阵地；红军第3师紧随着进攻降虎右侧、龟缩在吴厝山的敌第1营阵地；红军第1师利用弥高的复杂地形，以一部从君竹山、牛角弯进攻龟缩在板桥山、天元顶的敌第2营阵地，大部向敌后侧迂回，抄敌归路。

敌第522团遭到先遣队迎头痛击，急忙收缩兵力固守几个要点，并于10日上午10时、10时30分、11时15分和下午1时频频向敌第87师师部求援。下午1时起，王敬久接连发出3道电令：一是命令正在福州待命的敌第259旅旅长沈发藻带领第517团、第518团、第521团各一部“前往指挥增援”；二是命令集结在福州王庄飞机场的敌空军航空队派飞机前往降虎、桃源、溪湾一带轰炸红军队伍，“协同陆军作战”；三是命令正在降虎地域作战的敌第522团“接奉此命令后，应与飞机确实联络，利用轰炸所得效果，即以一部扼守阵地要点，以主力断然出击，如匪被击溃逃窜时，应以一营组织追击队，跟踪追击”。

敌第87师几乎倾巢出动增援，但到达降虎一带需要一段时间。此间，先遣队向敌第522团占据的几个山头发起多次猛烈进攻，短兵相接时甚至展开白刃战，攻占了部分敌军阵地。

正当敌军阵脚已乱时，敌机先行一步飞抵降虎等地救援，轮番向红军轰炸射击。据报载：“经第三队飞机飞往投下炸弹4枚，均命中爆发。至后笼之西南，有四五十人隐伏道旁，经该机轰炸后，已窜去山上树丛中，均以树枝遮蔽，即向其投弹两枚，死匪甚众。三洋坑南面小山上，有溃匪五十余，经第五队向其投弹一枚，匪被炸散。”据老同志回忆：“红军真勇敢，不怕死。听说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扔炸弹，机枪也嗒嗒嗒地乱叫，红军还是一次又一次向敌人阵地冲去。后来，一个红军战士，带着红旗，从敌人阵地的侧面摸上去，突然把红旗插到敌人阵地的山头上。这一下可有戏看了，国民党飞机以为插红旗的地方是红军的阵地，拼命扔炸弹，扫机枪，整个山头都是国民党兵的死尸。”

降虎战斗之初，先遣队有所斩获，毙敌“连、排长数人，及兵士百余人”，“俘敌六七十”。但是，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先遣队遭到自征战福建以来（也是征战福建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损失，伤、亡各达数百人。牺牲的部分红军指战员被当地村民收埋，后来筑成“红军墓”。

福州市降虎村的“红军烈士墓”

10日傍晚6时30分，沈发藻带领敌援军抵达梅岭，令一部由宦溪经黄田、黄土冈、坑底山向溪湾迂回，一部由宦溪经尖峰、弥高、君竹向茶亭、汤岭迂回，企图两翼包抄，“围剿”红军。

鉴于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且红军第1师因师长、政委负伤已撤出战场，第2、第3师攻击敌人最后阵地又没有成功，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不利，先遣队领导于11日凌晨决定撤出战斗。一面命先遣队总指挥部机关人员等组织担架队，提出“发扬阶级友爱，不丢一个伤员”的口号，由时任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指挥，将在福州、降虎战斗中受伤的红军指挥员全部运离战场；一面命第3师担任后卫，由粟裕指挥，以掩护大部队（包括庞大的担架队）向连江、罗源方向转移。

由此，先遣队离开福州城北地域，挺进闽东地区，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