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从志

“最快乐”的留守儿童

范家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位于四川省北部的广元市，从市区到学校所在的宝轮镇苟村还有40多公里。我在开学前一天赶去，车辆在山间蜿蜒行进，下高速后便拐入重山之中，变窄的道路紧紧缠绕在山体上，将人和车吃力地送上半山腰的村子。

引发我好奇的是它“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小学”的光环。2018年9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何帆造访了范家小学，并把它当作案例写进新书，年底又被“得到”创始人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分享，就此一夜走红。

在我到达的第二天早上，范家小学举办了2019年春季开学仪式。特殊的环节是“八美少年”颁奖，标准多元，不单单是成绩。很多学生都上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奖状，他们有的是“勤学美少年”，有的是“运动美少年”，有的是“友善美少年”，还有的是“阅读美少年”。看上去，这些孩子对校园里出现的陌生人彬彬有礼，大方地打招呼，与老师也似乎没有隔阂，远远看见校长就会跑上前来。校园里看不见强调秩序、纪律的标语或准则。一切显得自由、轻松，像我这样的外来探访者也往往会被范家小学孩子的这种快乐所打动。

事实上，范家小学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来自包括苟村在内的周围5个村子。开学仪式当天出席的家长不多，村里大多数青壮年在元宵节前就已经陆陆续续踏上旅途，奔赴全国各地。而孩子们被留在身后的村里，等待下一次重聚。

四年级的曾可欣刚刚获得了“阳光美少年”的奖状。她很爱笑，一笑就咯咯个不停，露出整齐的牙齿，两只大眼睛眯成一条弧线。她的父母大年初四就启程去了广州，夫妻俩在电子厂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一趟家。50多岁的爷爷今年也去了广州，由于年纪太大不好进厂，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曾可欣还有一个妹妹叫曾诗琪，在范家小学的幼儿园里。爷爷想趁着姐妹俩还小出去打几年工，给她们把学费攒出来，家里就只留下奶奶照顾她们姐妹。

从户籍上来说，曾可欣其实是广东人，而妹妹是广元的。因为妈妈是本村人，爸爸是广东人，当初落户时，考虑到种种因素，两姐妹被“分离”开来，姐姐落户广东，妹妹落户广元。两姐妹都在广州出生，但爸爸妈妈平时忙于上班，没有精力照顾她们，两岁半时，曾可欣和四个月大的妹妹被奶奶带回了广元。到了上学的年纪，她们就被送进了村里的范家小学。

曾可欣和妹妹都说四川话，对户籍本上的区别，她们并不理解。曾可欣告诉我，去年暑假，奶奶带她和妹妹去过广州，还是坐飞机去的。广州的夏天非常热，她对商场里的游乐园念念不忘，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球可以玩”。可欣对爸爸妈妈工作的那个城市既向往，又有些畏惧。“其实我想去，但又有点害怕去，因为我坐飞机坐车都会晕。”我问她将来想不想去广州读书，她摇摇头，“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相比之下，学校是她更熟悉也更能给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地方。曾可欣家其实离学校很近，步行几分钟就能走到。虽然离家近，但曾可欣下周就要住校了。这是她自己的主意，奶奶拗不过，只能给她交了住宿费。

范家小学的学生基本都住在学校，一共有男女两间大宿舍，实木上下床，每间可以住16个孩子。曾可欣之所以坚持要搬到学校住，是因为“学校比家里好玩，而且妹妹在家会调皮”。曾诗琪很羡慕姐姐，她也想住学校，但奶奶说她年纪还太小。可她反驳说，有一个比她还小的同学也住在学校，而且“姐姐连床都不会铺，还是奶奶在家教她，把被子叠好了要放枕头上。”

学生宿舍一开门，便可见环绕四周的群山。2008年大地震后，学校和村里的建筑都遭到了损坏，后来援建起了一栋新的教学楼，叫嘉琪楼，和宿舍楼一样都是3层，两栋楼一横一竖环抱着学校。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所背靠大山的学校是一个难得的庇护所。

“高师生比”的教育试验

长期与父母分离，缺少父母的陪伴和管教，留守儿童往往被视为一个问题群体。而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认为，孩子的适应力其实比成年人想象得更强，只要有正确的引导，留守儿童一样可以健康成长。“我不愿意别人到我这里来说什么留守儿童，好像我们的孩子很可怜。本来没有这个事情，他们很开心，你却给他一种心理暗示。”

范家小学的做法是让学校的老师和同伴去代替父母的陪伴，这就是张平原口中的“班家文化”——“学校不应该有森严的等级，老师不能动辄对学生呼来唤去，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后来研究者给了一个更专业的术语，称范家小学构建的是一个“社群”。

一年级的音乐课，老师与学生互动

这个社群具有恰到好处的规模。加上一年级新学期转来的两名新生，范家小学的学生人数总共才45人，因为没有生源，缺失了二年级，只设5个教学班。学校有13名教师，即使减去幼儿园的两名老师，师生比也高达11比45，差不多一位老师带四名学生。仅仅从师生比来看，这是很多城市小学也难以达到的条件。本来是乡村小学生源减少带来的后果，如今却变成范家小学进行改革的有利条件。

曾可欣所在的班级是全校人数最少的一个班，只有5名学生，4个女生、1个男生。教室传统的空间结构被打破，课桌拼成了长方形，上课时，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旁边摆放有沙发、磨去直角的实木家具，学生和老师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躺在沙发上休息。同学们的生活、学习用品都整齐地放在教室后的收纳柜里，空调、饮水机、电脑、录播系统、电子黑板，设施一应俱全。

每个班都有自己的“萌宠”，四年级选的是小蚂蚁。课本上讲述了小蚂蚁召唤同伴把数倍于自己体形的骨头搬回家的故事，曾可欣说，选小蚂蚁是因为它们团结。教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刷上了暖色调，上面的装饰大部分都是同学们手工做的，曾可欣和同学罗嘉怡是班上的小画家，墙上的装饰画都是她俩画的。个头最小的曾可欣是同学口中的“矮冬瓜”，同学叫她这个绰号时，她们就抱作一团笑得前俯后仰。由于学生少，老师能够了解班上乃至全校的每一个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给教学改革提供了便利。

张平原是这场教育试验的操盘手，今年49岁的他出身农村，皮肤黝黑，剃着短头，身材有些发福，浑圆的脸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师专毕业后，张平原在乡村工作了20多年，转辗6所学校，直到2013年被调到利州区教育局牵头德育工作。好不容易进了城，但“屁股还没坐热”，2014年，局里决定派他到范家小学当校长。虽是提拔，但张平原很不情愿，“人人都在往城里走，现在快退休了把我往山沟里带”。

范家小学建在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

张平原一开始也没想到，在范家小学改革的灵感正是来自他在教育局做德育工作的这段经历。在他眼里，中小学过去的所谓“德育”其实就相当于“整人”，学生不听话，就要受惩罚。为了做好全区学校德育工作的规划，他系统地了解了“生本教育”的理念，开始思考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范家小学给了他一块试验田。首先是教育理念上，他给学校重新定位，育人成为办学的终极目标。学生的评价体系随之变得多元，成绩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于是教学从应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事实上，这样的教育理念很难称得上多么先进，在各种教育论坛、政策文件上，类似的高谈阔论比比皆是，但范家小学通过自己的摸索，把理念变成了教学实践。

改变最先发生在课堂。“课堂首先要好玩”，张平原提出，课程应该游戏化，和生产、生活相结合。从2016年开始，范家小学探索出了一套自己的乡土课程。起初是老师带孩子们去农家的空地里采野菜，发现其中很多野菜孩子们都不认得，便让他们采回来后自己观察、画图、查阅资料，弄清楚每种野菜的名字和价值。最后野菜被大家拿去食堂炒着吃了，一种回归乡土的课程由此发端。后来，每周三的下午，学生们就走进田间地头，围绕不同的主题探索关于家乡的种种。

四年级上学期的乡土课程以植物考察为主，其中一个主题是家乡的萝卜。学生不仅要了解萝卜的生长习性，还要收集关于萝卜的民间谚语，“多吃萝卜，少吃药”是曾可欣记得最牢的一句。这学期的一个主题则是油菜花，学校的花坛和校园地里都有油菜花，同学们的任务是长期观察，还要自己动手画图，记录油菜花的生长状态。更高年级的乡土课程包含更广，家乡的建筑遗迹、小镇酒、家乡的能人、传说，还有村委会的组织结构。

范家小学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项目式学习。与乡土课程不同，项目式学习要解决的是知识性的问题，但放在具体的情境中去解决。比如五年级的数学课要学习长方体，老师就带他们去操场，操场周围有20多个花坛，每个学生发一个皮尺，三人一组，全班分为三组，每组分配几个花坛。建花坛需要多少石材，回填多少土方，学生们用了一个礼拜全都算出来了。让学生动起来后，教学不再那么枯燥乏味。

在那些苦苦寻找优质教育的人眼中，范家小学的孩子们行走在田野之间，观察、感受、思考，再追问，构成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教育图景，但其背后却是陷入衰退的乡土现实。

村庄与村小的命运

苟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村庄。虽然2008年大地震之后重建的房屋看起来规规整整，但村庄仍旧在加速衰老。村支书李安岳向我介绍，全村户籍在册人数529人，但常年在家的只有百十来号人，村民人均年收入五六千元，不仅外来的媳妇待不住，本地年轻人也不愿待在家。村里很难碰到12岁到60岁之间的人，他们要么出村求学，要么在外务工，村里留下的是“九九三八六一”部队，即老人妇女儿童。每年的全体村民大会，须等到春节，青壮年回家了才能召开。

过去的这个冬天，苟村发生了一件事情：村里一位老人在家烤炭火时中毒身亡。老人虽已70多岁高龄，但身子骨还很硬朗，又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他的意外死亡成了村里“龙门阵”上绕不开的话题。曾可欣的奶奶说，老人子女和他住的地方只离了几百米远，但要不是邻居好几天没见烟火，上门去察看，老人的尸体仍不会被发现，“究竟是哪一天死的都不知道”。

和张平原当初接受任命到范家小学当校长一样，范家小学后来的教育试验也从一开始就有迫不得已的意味。在1992年撤乡并镇以前，苟村是原范家乡政府的所在地，范家小学是乡里的中心校，辐射了周围的关山、松林、范家、莲花4个行政村，其他村的学生在本村的教学点上到三年级就转到范家小学。后来范家乡被并入宝轮镇，乡政府不复存在，范家小学则保留下来，仍旧接收附近村庄的学生。

为整合农村教育资源，缓解教育财政负担，2001年全国农村掀起一场“撤点并校”运动。许多地方政府无差别地关停乡村学校，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域及乡镇区域，乡村小学数量急剧减少，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2012年，中央政府出台文件，暂停了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并且随后调整方向，转而对乡村学校予以政策倾斜。尽管“撤点并校”政策踩了急刹车，仍有地方政府无法转变思路。“在执行政策时，他们会打折扣。虽然不撤并，但经费上不给保障，还不断地从你这里调取发展成熟的优秀教师。”张平原说。

在过去近10年来，范家小学生源持续减少，从最多时四五百人到如今加上幼儿园也不到80人。村支书李安岳告诉我，苟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生源流失去了镇上或者市里。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

这两年，范家小学成名后，的确出现了回流的学生。新学期开始，一年级从宝轮镇和邻近的遂宁市分别转来了两位新生，还有一对成都的夫妻，把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转到了范家小学。孩子的妈妈觉得，自己的大儿子已经被毁了，小儿子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离开成都。当她从网上看到范家小学后，找到了张平原的电话，隔三差五就给他打电话，甚至说可以留一个人在村里租房陪读。最后孩子千里迢迢地送来了，交给了学校的一个老师照管。可以说，在很多城市家长眼中，乡村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教育焦虑的一个出口。

但苟村的家长们并不一定买这笔账。曾经的范家小学家长李安岳早年在外做生意，搬回村里后，他把孩子送去了绵阳——当地人眼中全省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从那里考上了大学。李安岳说，村里的孩子上学，只要条件允许，首先都会送到市区，再不行就去镇上，爸爸妈妈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在镇上租房陪读，这几年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虽然这样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但在“寒门难出贵子”——重点大学里农村生源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农村家长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愿望仍是如此强烈。

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范家小学的教育试验打破了人们对乡村教育的刻板印象。但作为一所处于最基层乡村的学校，范家小学仍面临很多困境，比如留不住乡村教师。尽管外界总是强调范家小学拥有不寻常的高师生比，但老师们似乎已经筋疲力尽。课堂上的创新逼着老师们从已经习惯的传统教学体系中走出，乡土课程的设计、项目式学习的开发，还有老师们兼任的音乐、美术、科学等课程，都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对缺少父母陪伴和家庭教育的乡村留守儿童来说，围墙内的学校也许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替代选择。但一出校门，孩子们面对的仍旧是空荡荡的村庄。幼儿园的曾诗琪放学早，回去后只能一个人在家里玩，奶奶要忙家务，有时还去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曾诗琪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过年爸爸妈妈回家时，两姐妹费了很多心思，好好地装饰了一下家里的房子，墙壁上贴满了她们画的画，一家人手牵着手，上面还歪歪扭扭写着“新年快乐”。

（文中学生曾可欣、曾诗琪、罗嘉怡均为化名）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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