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诚仁

求学期间立志抗日

1924年，我出生于山东长清县（现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童年时期，我和叔兄朱诚喜跟随父亲朱保存读书，初级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清县第七区崮头第八高级小学读书。高级小学校长孟琴轩是朱诚喜的亲舅舅，在校学习期间，我们经常到他办公室去请教。交谈中，校长经常提起“九一八”事变和济南“五三惨案”以及日本侵略军欺压中国百姓的事情，常常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

1934年，我同朱诚喜考入长清中学读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中学三年级还没读完。济南、长清、平阴、肥城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进攻长清时，正值冬季，日伪军到长清三里庄抢夺财物，宰杀耕牛，奸淫妇女。进城以后，将长清第一高级小学的教学楼房烧毁，将长清中学作为日本兵的驻军基地，到各区农村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在公路、铁路沿线修筑炮楼和据点。

由于日军的扫荡，学校老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上课，大部分中小学师生只得流亡迁徙。1937年12月，我和朱诚喜来到肥城以南山区，但由于日军南侵扩张，师生们又一次逃亡失散。我和朱诚喜一起回家后，听说在坦山闫楼成立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由张耀南（原长清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魏金三在马湾庙带领队伍进驻大峰山，我的高小校长孟琴轩也在其中。我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前往大峰山，参加抗日队伍。大峰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创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有汪毅、李文莆、冯乐进、魏金三、张耀南，孟琴轩等50多人，归属聊城范筑先第10支队独立营。在大峰山民先队员中，有我读小学和中学的同学程超、朱诚喜、杜怀庆、孟宪忱、唐祺、石子美、田采廷、庞培元，大部分人年龄都是十五六岁。独立营营长汪毅，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安排在大峰山下的岚峪村居住，并安排营部副官张耀南和供给处处长孟琴轩负责我们的活动和生活。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成文艺剧社，到各村宣传抗日，聯络发动有志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我的主要任务是站岗、联络、通讯，观察监视石岗、孝里、下巴一带的日本鬼子和日伪军活动情况，随时向大峰山根据地报告。1938年4月初，队伍已发展壮大到300多人。

参加92军

我姑母家是有几十亩地的地主，非常支持抗日，全家人对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曾把自己守护家园的一支长枪献给了大峰山抗日队伍。姑父张兴长为人厚道，经常拿出粮食救挤贫民，并主动拿出自家粮食和钱财贡献给大峰山抗日先锋队。我和朱诚喜参加抗日也得到姑母姑父的支持。他家经营着一个名为恒丰源的酒店，因为我珠算学得很好，姑父经常让我到他家帮助盘点、算账，所以我经常吃住在他家。

1938年4月2日清晨，我起早从岚峪出发到下巴据点附近，探听日伪军的行动情况。上午赶到姑母家，恰巧姑父在家，他告诉我他的表兄弟李象宸和他的同学李仙洲军长带领92军来到徐州微山湖一带，准备对日军作战，需要家乡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并问我是否愿意前去参军。我听完姑父的话，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同意参军。谁知回家后，母亲不同意，父亲也不是很支持，并且让我大哥朱诚祥把我关在家中，不让我出去。我当时参军决心已定，于是爬上北屋房顶，跳出家院，跑到姑母家，让姑父立即给李仙洲和李象宸写信，介绍我加入92军，并让姑母给我备足赶路吃的锅饼和煎饼，还拿了十块住店用的现大洋。当天傍晚，我回到大峰山岚峪村同张耀南、孟琴轩以及同学们告别。第二天清晨，我身背一床小棉被和干粮，和黄花园村的孟庆章一起上路了。我们为了赶路起早贪黑，有时住不上店，就到庙里或村边柴草垛里睡觉，渴了就到村里农户家或山沟河边找水喝。我们一路寻问，最后鞋子都磨破了，累得走不动，就雇了一个农夫的小推车，推着我们俩从鱼台沿微山湖至沛县，第四天下午终于到达徐州。在途中探路寻问中得知，枣庄、峄县、台儿庄、临沂及徐州到处都有国民革命军对日作战，听说打得都很激烈。

我们俩到92军营地后，由站岗的士兵带领拜见了李仙洲军长和副官处长李象宸，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让警卫人员带我们俩到61团。团长田昭儒安排我们去辎重营，因为我和孟庆章年龄还小，没有安排我们到一线战场，给我们的任务是喂马、牵马、运炮弹。我们有时还到前方运送伤员，帮助炊事员给前线战士送水、送饭。

5月17日傍晚，徐州战役结束，92军奉命撤出阵地，我随辎重营炮队向安徽蒙城撤离。行军路上遇上阴雨天道路泥泞难行，还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七八天后到达了安徽阜阳、界首一带，部队暂时停留整训，我被分配到政治部战干团李子璞处长部下接受训练。

返回家乡动员青年学生参军

6月底，李象宸和李子璞派我返回家乡敌占区，携带国民革命军抗日战报，动员长清青年学生到阜阳92军参军抗日，其间还要西渡黄河到马集给孟庄、方寺村的李象宸和李子璞家人送信，然后在家等待92军派人前来迎接他们的家属和我联系的参军人员。6月28日，我穿上便衣，改名朱诚，由李仙洲军长的秘书殷凤祚派两名骑兵用战马护送到河南商丘，进入山东单县，再到单县驻军51军于学忠部下，联系派人送我到东平。7月8日晚，我到达长清孝里大峰山。我住在方峪村，却不敢回家同父母见面。

由于日军在大峰山周围设置了很多炮楼据点，日伪军经常进村捕杀抗日青年，因此，我跟随独立营战士运动转移，隐蔽在岚峪、方峪、黄涯、房头、双泉、五眼井和坦山一带，寻机袭击日本鬼子。

后来，我渡过黄河到马集，在孟庄、方寺庄一带寻找我的同学和朋友，宣传发放抗日战报。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同独立营的同学战友一起从大峰山岚峪村向坦山转移，途中遭遇一大队日本兵，当时我们队伍携带枪支很少，敌强我弱，怕暴露目标，队员立即卧倒，隐蔽在山坡低洼处，日军在夜间看不清目标，用机枪疯狂向我们方向扫射。我们队长石子美被子弹击中头部，流血过多，壮烈牺牲。第二天清晨，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同程超、唐祺、孟宪忱、杜怀庆一起把石子美遗体送往他的家乡长清城关柿子园村安葬。

8月初的一天清晨，我们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出发，由程超、孟宪忱、杜怀庆带队前往下巴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独立营打击日军战斗开始，立即通知下巴各村老百姓撤离村庄。大峰山独立营得到情报，一大批日军进攻菏泽返回。由平阴至长清再到济南，途经孝里。汪毅营长提前派人在公路沿线侦察敌情，并从营部留守人员中选出近20名有作战经验的精兵强将，准备在长清至平阴之间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日军。阵地选择在下巴、赵庄至郭庄山坡石堰上，这里向东是山丘和梯田，长着一米多高的高粱和玉米，便于士兵隐蔽和转移。

清晨，汪毅营长、冯乐进、张耀南带领队员进入阵地分散隐蔽。日军从南往北而来，由于日军在进攻长清、平阴后尚未遭到严厉的打击，行军队伍没有安排防务，日军凭着武器装备先进，一路走来极为骄横猖狂。日军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骑兵大队，进入伏击阵地之后，独立营战士先放过骑兵大队，等日军步兵走到时，随着冯乐进的一声枪响，手榴弹像冰雹一样投向日军步兵队伍，顿时，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炸得日本兵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日本骑兵大队听到枪响立即调头反扑，但为时已晚，独立营战土已安全转移。此役杀伤日军90余人。

我和同学战友在听到枪响后，立刻呼喊村民向东山区转移。当我们和下巴各村的老百姓转移到坦山、山寨和大桥村之间山坡时，看见汪毅营长带领战士已撤离到郭家桥以东山地。

在这次战斗中，独立营副官张耀南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自己留在阵地断后，将反扑的鬼子引诱到郭庄村。张耀南退入郭庄村内，进入一户村民家，躲避在一个猪圈角落里，站在臭水中用柴草掩盖住身体，追赶的鬼子进入院中搜索，到猪圈边一看是臭水粪坑，立即走开。张耀南等日本兵走后，迅速跑到黄花园村，到抗日情报联络站孟贵祥、孟令琨父子家躲藏住宿。第二天，他换上便衣，西渡黄河，前往赵官镇，同大峰山独立营转移来的战友会合。

日军在被打击的当天，狗急跳墙，立即调集兵力对下巴村的赵庄、郭庄、公庄、马庄、高庄、朱莊进行疯狂扫荡，杀害了没有及时撤离的百姓30余人。这是日本侵略军欠下孝里、下巴人民的一笔血债。

带领同学前往阜阳

日军被大峰山独立营严重打击之后，增加了防务，在长清、平阴、肥城三县交界处，围绕大峰山增加了据点，在各个交通要道严加盘查出入人员。日伪军要求出入人员办理“良民通行证”，给我们去阜阳参军的人员带来了许多困难。参军人员如一起上路，容易暴露目标被日军发现，我们只好暂时隐蔽在大峰山，耐心等待92军的迎接人员。我们提前做好上路的准备，将人员分为两批先后出发。

第一批人员出发是在12月初，李仙洲军长秘书殷风祚亲自前来迎接。殷凤祚住在了下巴我姑母家，由我姑父派人同他一起渡过黄河，将李象宸的两个女儿和李子璞的妻儿接来，并及时委托地下抗日联络员——下巴赵庄的高传杰和后辛庄的张保民，到归德日伪据点，以商人外出做生意的名义开具了“良民通行证”。再加上我的同学朱存田、路迪平，由我和殷凤祚带领，乘我姑父的马车到济南火车站，乘火车至安徽宿州，再徒步到蒙城92军61团驻地。田昭儒团长派人送至阜阳插花庙，然后到92军军部刘集。参军的同学被安排到入伍生团参加军事训练和学习。

第二批人员由李仙洲军长的老同学、长清孝里西辛庄的朱诚忠（朱和卿）带领，朱诚忠的儿子朱广超、孝里姚河门村人安赵营、下巴马庄人高家木、我叔兄朱诚喜一行5人，在1939年正月，到达阜阳刘集。朱成忠是南京金陵大学英语系毕业学生，曾在济南建国中学、山东临清中学任教，他到阜阳后被安排到临泉中学任英语教员，朱广超到临泉中学读书，其他人被李子璞处长安排到入伍生团、战干团学习。

从入伍生团到成城中学和驻鲁干训班

1939年，由于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很多学生流亡到安徽、湖北交界处，当时这些地区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之下，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新兵入伍训练营、武器装备库、军队医院都设在此处。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领参加徐州战役的兵团撤到皖北一带整训。李仙洲军长带领的92军在阜阳安营整训后，开往湖北通城参加武汉、枣阳、宜城和河南豫中战役，但92军的后勤部仍在阜阳。山东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慕名而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陇海铁路日军封锁线，到阜阳寻找山东老乡92军李仙洲军长。李仙洲军长看到这些学生中有很多年龄只有十四五岁，不宜去前线打仗，应该继续学业。于是他一面指挥军队在前线作战，一面抽出时间安排这些青少年。李仙洲军长找到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请他指示各地中小学接纳这些学生到学校读书，经费由92军从入伍生训练团按军队编制人员名额上报国防部，从军费开支解决。

1941年，随着沦陷区扩大，前来的学生数量增加，阜阳周围中小学满员，无法继续容纳。李仙洲军长于是自己办学：一所文校——成城中学，学校的教职人员由李品仙帮助聘请招募;一所武校——由92军的战干团改办，命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训班。这两所学校的经费都由国防部拨付92军的军费承担。成城中学校址设在阜阳柴集。1942年，李仙洲军长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面见蒋介石，借机讲述了救助青年学生的事，又找到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报告情况，后来批准将成城中学命名为国立二十二中，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我记得成城中学大门口曾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培养国家元气，下联是：拯救陷区青年，横批是：众志成城。

那时，李仙洲军长兼任校长，曾经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讲话。他说：“我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中学的名字为成城中学，就是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团结起来，众志成城，目标一致，为国家献身，为民尽心尽力。你们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大后方，你们这是爱国，所以办学校尽力培养你们成才。抗战需要你们，反攻需要你们，将来建设国家更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努力学好文化、锻炼好身体、不怕吃苦受累，立志报效国家。”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话心情都非常激动。

驻鲁干训班和成城中学、国立二十二中的具体事宜都由李子璞和李象宸操办。李子璞、李象宸都为学校做了很大贡献，甚至把自己家属的私房钱都献给了学校师生。后来，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安徽大部分地区，鲁干班和国立二十二中迁往陕南汉阴县，然后迁到四川。1948年，由于学校经费缺乏，师生解散。

李仙洲是一个忠诚清廉的抗日将领，对学生也非常爱护，我亲眼见到他自己省吃俭用，却将棉衣和钱捐赠给学生。他为学校经费到政府各部门求情募集，他还带领部队战士和百姓为教师和学生兴建住房。

我于1939年进入成城中学、国立二十二中，1941年进入驻鲁干训班，后考入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第19期。

在七分校接受军事训练

1941年6月，我从驻鲁干训班结业，看到校部张贴的告示——西安战干学院前来招收学生。于是我同朱诚喜积极报名，到阜阳界首参加统一考试。我的成绩合格被录取，朱诚喜落榜继续留在92军驻鲁干训班，担任连队司务长。

同我一起考入军校的山东同学有由昌礼、李明岱、李文广、王希圣，另有其他省份在92军的战友及国立二十二中的学生约计40余人，我印象最深的两位同学是山东平阴的王家祥和济南章丘的高幕超。6月底，孙景源队长带领我们从阜阳界首出发，徒步到河南洛阳乘火车到西安，先到端立门七分校办事处报到，然后到曲江池战干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基础课。8个月后，即1942年春，我又通过考试，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19期辎重骑科正式录取，编入12总队，到西安王曲曹村训练。

黄埔军校七分校1938年春建校招生，校部设在西安长安县王曲镇，是胡宗南创办的，目的是为军队培养营级以下军官，在甘肃、陕西都有七分校的军事学习训练基地。七分校下设军部医院、中正小学、中正中学，还有军事生产管理处和马匹管教所等设施，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上万名军事人才。军校的营房以窑洞和寺庙为主，学生的生活也很艰苦。学生在校学习训练期间经常遭到日军的空袭，我记得最惨的一次是凤翔校区的15期战友被日军的飞机炸死炸伤几十人。胡宗南亲自前往现场处理此事，并参加追悼仪式。

1943年夏的一天，我在曹村南一条沙河中进行骑马战术演练。我骑马走在马队的中间，前边的同学都顺利通过，我的战马不知为何就是不肯过河，而是跳跃狂奔，我抓紧缰绳试图控制，不料被马甩到一个沙丘上，头和脸部大面积受伤，眼睛严重挫伤，当时队长和战友立即把我送到王曲疗养院救治，由于眼睛伤情严重，队领导将我转入西安基督教医院，由一位美国眼科医生医治。住院治疗5个多月后，眼睛康复，于1944年春回校训练。后去甘肃天水七分校骑兵学校进行马术训练，半月后返回王曲。

同年夏秋之季，我们12总队全体辎重骑兵受校部命令前往新疆接收一批战马。那时宝鸡向西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好走，行军物资运输全靠马拉车运。我们先到天水骑兵学校整训，210余名骑兵由大队长李松贵带领，从天水出发，长途跋涉，途經兰州，走过河西走廊，穿过沙漠进入新疆，到达乌鲁木齐东南郊区盛世才部下的一个兵马营。在乌鲁木齐休息5天后，带着200多匹战马原路返回西安。我们每天都要走100多华里，到有兵战的村庄休息，来回历时两个多月。

1945年3月，12总队辎重骑科全体同学前往四川成都本校学习参观，7天后返回西安。194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七分校教导总队做见习官，6月调到西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在此期间，我向部队请了3天婚假结了婚。妻子是西安七分校中正中学的学生，名叫赵莲三。她家住西安临潼西关街村，家有十几亩地，在姊妹三人中排行老三。大姐和大姐夫都在兰州部队当兵，后来跟随陈诚去了东北沈阳，二姐和二姐夫在临潼城里做日用百货小生意。我们举行了很简单的婚礼。第四天我就向她和家人告别，回到位于大雁塔的长官司令部参谋处。

参加突击队夜袭洛阳机场

一天，参谋处接到司令部命令，要组织一支突击队去洛阳炸毁日军机场。1944年5月日军占领洛阳后，在洛阳郊区十几华里处设有一个机场，军机由此起飞对我军实施空袭。1945年6月，司令部决定派一支突击队炸毁洛阳日军机场以解除隐患，于是要求西安七分校19期12、13总队和天水骑兵学校各部，选拔有战斗经验并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骑兵和工兵报名参加。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非常振奋，心想这是报效国家和人民的好机会，同时我也具备参加突击队的条件，于是，我和一起毕业的臧维杰、姚尚武报了名，两天后就得到司令部批准。突击队人员在大雁塔集合，到王曲曹村接马集训，7天后出发，经过安康、蔺田、商县到达洛阳。

6月中旬的一天夜晚，我们突击队一行54人骑着战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距机场十几里处的山坡林地。姜绍勋队长让情报员作了机场情况解说，并对人员作了详细安排。我们被分为4个班，一个班停留原地看守50多匹战马，另外3个班40余人全部进入日军机场。3个班分别是：一个尖刀班、一个爆破班、一个掩护撤离班，我和臧维杰、姚尚武都分在爆破班。

大约晚上9点多，我们来到日军机场附近，在队长带领下匍匐爬行到机场边缘，4名尖刀班战友悄悄弯腰疾跑，扑向站岗放哨的两名日伪军，利用绳套勒住颈部放倒。队长一挥手，我们爆破班紧跟尖刀班冲进了机场。尖刀班的战友在向导的带领下直奔日军营房，向营房投掷手榴弹，将睡梦中的日军炸死炸伤。我和臧维杰直奔日军飞机，姚尚武奔向机场仓库，我们跑到飞机机身下方，将身背的炸药包放到机舱和机翼上，迅速拉下炸药包导火索离开飞机。我们跑出大约60多米远时，炸药爆炸，我们立刻卧倒。日军机场仓库也被姚尚武引爆起火。顿时，日军机场陷入一片火海。大队长大声呼喊：“撤！”我们随即奔向机场大门，掩护班在最后。我们一行40余人迅速撤出阵地，无一人伤亡。与看护马队的战友会合后，我们骑上战马撤离，同时听到远处枪响——驻守洛阳城的日军闻讯反扑，但为时已晚。突击队顺利圆满完成了袭击日军机场的任务，返回西安后，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给予记功和嘉奖。

弃军从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被调往国民革命军第38军，在新任军长严明部下辎重营任排长，跟随部队到河南郑州、商丘、开封、许昌、驻马店、漯河一带收缴日本兵的枪支弹药，后转移至洛阳。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同时命令全国各地国民军向解放区进军，并令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所在部队被改编为90师，师长还是严明。我奉命随部队向延安进发，同辎重营车队一起运送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行军经过洛川时，被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包围伏击，全营人员感觉情况不好，立即丢弃物资各自逃命，我裤子被两颗子弹打穿，所幸没伤及腿部，同其他战友一起逃回西安。我到临潼妻子家暂时居住，此时我的大女儿已出生两个多月。

后来我又到西安，在战友高慕超（山东章丘人）、武彦华（陕西兴平人）帮助下开办了一个日用电器小商店。1947年初，我用小商店赚的钱做路费，辗转回山东老家探亲。我离开西安时，妻子赵莲三送我到机场，临登机时叮嘱我尽快返回西安，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8年。从我回到山东再也没有去过西安，大女儿从没得到过父爱，我也没能再见前妻赵莲三。1949年后，妻子曾多次来信，被父母强力阻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再加之父母思想落后，不让我去西安接她母女俩，至今她母女俩下落不明，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加入地下党为解放济南做贡献

1948年，我的小学校长孟琴轩和他儿子孟宪忱从我诚喜哥家中得到我从西安回来的消息。抗战期间，孟琴轩和孟宪忱从大峰山独立营加入国民革命第八路军115师，现在是改编后的冀鲁豫军区段俊毅、刘志远部下的军政人员。他们父子俩同长清孝里黄花园村的孟貴祥、孟令琨父子都跟随段俊毅驻守阳谷寿张、范县、莘县、朝城一带。抗战胜利后，大峰山仍有一支武工队坚持敌后工作，武工队长李刚，副队长朱兴顺、朱孝兰。孟琴轩因不在长清，便委托我村的朱兴顺、朱孝兰动员我父亲和我加入党的地下组织，并让我姑父张兴长前往济南寻找当时担任山东省水上警察总队长的李象宸。他们派我到王耀武部下国民党青年教导总队，以警务连长的身份从事地下交通情报联络工作，与朱兴顺单线联系。朱兴顺经常以商人的身份到济南我处接收情报，再将情报及时送给长清大峰山传入解放区。

济南解放前夕，我曾在国民党军营中申领到20多只步枪和医药用品、电话机、电池、油印机等物品，我和战友吕汉材拿着李象宸妻子开具的通行证，用汽车送往长清城关西魏庄，再由孟贵祥、孟令琨父子迎接渡过黄河，用两轮大车送到冀鲁豫军区段俊毅部下。

济南解放时，我由济南白马山撤入城中心大明湖，在华东野战军攻占西门时，我带领国民党青年教导总队特警务连的大部分人员在大明湖和西门之间投诚起义。解放军团长张志勇、营长张进礼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接受了枪支和人员。此举帮助解放军迅速攻克了济南西门。

落实政策后安享晚年

济南解放后，由于家庭的原因我没有跟随解放军南下，回家乡并参加工作，做过教师、会计等工作。

现在我已91岁，双目失明，走路困难，靠政府发放的保障金生活，和儿女同住。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我很照顾，经常派人前来看望慰问，还有慈善机构送来生活救助金，也有许多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我在抗日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我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希望我们中华民族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