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切断国际援华线强化了空中作战的力度。1940-1944年，侵华日军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滇缅公路及其沿线的桥梁、机场、城镇和乡村实施无差别战略轰炸。日军无视前线和后方、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差别，常以非军事目标为对象，肆意轰炸，导致滇西大批民众非正常死亡或流离失所，居民和社会财产损失惨重，且带来了持续霍乱、阻滞滇西社会发展等严重后果。对日军滇西无差别战略轰炸的历史罪行予以考证和揭露，有助于夯实日军侵华大轰炸研究尚显薄弱的云南部分。

[关键词]日军，战略轰炸，滇西，后果

战略轰炸（Strategic Bombing）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得到倡导的战略理论，主要是通过轰炸敌国的军需工厂、石油设施、交通线，降低敌国持续战争的能力，最终使敌国投降的进攻方式。一战后，由于军事目标主义的抬头，轰炸趋于合法化。战略轰炸不仅重视打垮敌国的领导者，还有重视摧毁敌国国民的战斗意志（士气）的倾向。01938年10月，日本“三月亡华”的计划破产，其侵华方针遂由“速战速决”改为“战略持久”，空中作战行动开始活跃。这一时期“努力切断（敌方）残余的对外联络线，特别是输入武器的路线”，成为侵华日军的作战任务之一。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主要通过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滇越铁路）和缅甸运输线（滇缅公路）这两条补给线得以坚持抗战。为此，日本迅速出台“根据地理条件有必要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物色可供对昆明方面进行空中作战的基地”的应对战略，并成立了由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出任指挥官的“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开始对滇缅公路沿线的桥梁、机场、城镇和乡村实施大轰炸。日本从1940至1944年对滇缅公路及其沿线的轰炸，正属于典型的“战略轰炸”，即“轰炸敌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军事、工业或民用目标，目的是通过摧毁敌国的物资和民心士气（morale）来剥夺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愿”。

战后对日军无差别战略轰炸的研究，中日学者多聚焦于“重庆大轰炸”，而致数以万计民众非正常死亡、财产损失惨重，且带来持续霍乱、阻滞滇西社会发展等严重后果的日军“滇西大轰炸”，却鲜有涉猎。目前无学术专著问世，即便是为数不多的相关学术论文，对日军轰炸滇西的罪行亦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考证。据此而言，深化对日军滇西轰炸罪行的研究和考证，有助于夯实日军侵华大轰炸研究仍显薄弱的云南部分。本文在细致研读相关档案、地方史志、报刊时论、调查统计表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资料爬梳、数据整理，以勾勒出侵华日军无差别战略轰炸滇西罪行的真实图景。

一、日军滇西战略轰炸过程考

日军对缅甸发动的“断”号作战命令，是日军轰炸滇西的前奏。因为作为该作战重要一环的滇缅公路主要路段横穿滇西。当中国东南沿海口岸通道丧失殆尽之时，这条新辟的对外公路立即承担起输入抗战物资的重任。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明确提出“继续以航空进攻作战施加重压，不可放松。在此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线，破坏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根据以上决策，为截断这条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日本派出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沿线的重要城镇、桥标、隘口狂轰滥炸。五年中，日军对滇西的战略大轰炸呈现出先轰炸交通线、次轰炸城乡，并持续实施无差别轰炸战略。

（一）始于炸桥

滇缅公路的滇西段，以横跨澜沧江和怒江天险的功果、惠通两铁索（链）桥为要。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军共出动飞机401架次，飞抵功果桥、惠通桥上空侦察、袭击、轰炸达20余次，投弹1000余枚，使滇西两大交通命脉多次中断。

功果桥跨越澜沧江上，是滇缅公路上一座重要的铁索桥。1940年10月18日，日寇开始对功果桥进行空袭轰炸。当日，日机27架次，竟将功果桥西约20千米外的飞龙桥当成功果桥进行轰炸，投弹百余枚。日机从首次空袭功果桥到1941年2月17日，共出动飞机242架次，空袭16次。据1941年3月10日永平县长上报“自滇缅公路开放后，职县居于要冲，敌机20余次轰炸云龙功果大桥，经过县属领空飞机达三百余十架”。

惠通桥则跨怒江而建，是滇缅公路的要津，日机一再予以轰炸。从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止，惠通橋先后被敌机轰炸6次。10月28日，敌机35架第一次轰炸时桥面中两弹，炸断和炸坏上游钢索6根，下游钢索3根，吊杆断6根，厨房、碉堡被毁，开山机受损，死亡修理工25人、桥技工2人、商人1人，受伤数人。第二日，敌机27架作第2次轰炸，桥面被毁30余米，经抢修后于31日修复通车。由于多次被炸，主索受伤，载重减半。

日军在轰炸桥梁的同时，还多次派飞机对“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祥云县云南驿机场、德宏雷允机场以及保山机场等地进行轰炸，致使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

（二）继而炸城

自1941年1月起，日军飞机逐渐进入持续密集的无差别轰炸阶段。其中最惨烈、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机对保山的“五四”轰炸。1942年5月4日，逢保山传统集市，从四乡八寨赶街的群众，大量涌入城区。当时的保山城，是难民、侨胞的集中之地，既有从内地各省沦陷区逃来的难胞，还有从缅甸敌占区逃回国的侨胞。当天，又值保山城内3所中学在保岫公园组织学生运动会，人口异常密集。中午12点左右，天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毫无警惕的民众翘首仰望，误以为是盟军飞机。瞬息之间，27架日机轮番俯冲投弹。顷刻，房屋倒塌，血肉横飞，整个市区烟尘蔽天，火光四起。第一批日机主要是轰炸城南一带，投完炸弹之后，越城而去。约过20几分钟，又一批日机飞临保山上空，仍是27架，集中轰炸城北。连绵不断的爆炸声和伤者的呻吟呼救声，响彻全城。昔日人烟稠密、街市繁华、商贸兴盛的保山古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著名的民国元老李根源在《告滇西父老书》一文中愤而描述了这一惨象：“看看五月四、五两日保山遭受兽机的轰炸，颓垣败墙，血肉横飞，迤西重镇化为灰烬，保山县城立成死市，鸦狗群聚，时疫蔓延，举世闻悉，同声愤慨，百年浩劫，惨不忍睹。”此后，日机又于5月5日、13日、23日、24日屡次空袭保山。

（三）无差别炸乡

在轰炸交通线和城市的同时，日机的炸弹也投向了滇西的广大乡村。以1941年、1942年、1943年这三年最为频繁和严重。

1941年5月10日，敌机6架，轰炸临沧古平村附近耕地，投弹20余枚，农民被炸死3人，重伤5人、轻伤3人，耕牛被炸死3头、伤2头，骡馬被炸死6匹、伤1匹；5月11日，日机6架轰炸顺宁（今凤庆县），投弹23枚，炸死挖茶工3人，炸死牛马数头，伤数人；1941年8月15日，日机28架轰炸凤仪县（今大理市凤仪镇），投弹约100余枚。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炸毁教重，并毁待修汽车6辆，附近民房炸毁震坏63家，烧毁3间。炸死14人，伤7人。

1942年保山5月4日、5日，日机轰炸保山城的同时，城郊乡村板桥镇、永保镇、下村、永和镇、岱官屯、凤仪镇、汉庄、永铸街、蒲藻、双龙村等60余个村镇同遭轰炸，炸死村民199人，炸伤60余人；5月22日，6架日机轰炸了保山的由旺镇，投弹28枚，炸死数人；23日，日机18架在保山城东、南、北三门投弹，伤亡2人；24日，日机14架轰炸保山板桥，农民伤亡6人；6月7日，日机6架在板桥、辛街低空扫射，农民死亡27人；同年5月中下旬，日机继续轰炸保山城郊村镇。直到10月27日，还一度轰炸姚关镇。同年5月间，日机5架在临沧的镇康坝投弹20余枚，朝阳乡所属之梅子寨投弹7枚，镇康坝被炸死2人，马1匹。

1943年1月22日，敌机1架轰炸澜沧县富邦乡，炸死牧童2人，炸死耕牛、驮马10余匹；次日，日机2架轰炸澜沧县酒房乡，投弹8枚，炸死妇女2人，伤10余人；同日，日机1架于澜沧县上允乡投弹3枚，死伤数人；25日，日机1架于孟连老街附近投弹6枚，炸死女童6人，伤10余人；1944年，日军飞机在梁河介端村旁投下炸弹，其中1枚落在杨德沛家，房屋被炸毁。

日军轰炸滇缅公路交通线却同时以非军事目标为轰炸对象的无差别战略特征，在《申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抗战时期颇具影响的报纸媒体刊载的报道或评论中可窥一斑。（见表1）

综上可见，日军除了全力轰炸滇缅公路交通线之外，还对不设防的人口稠密的住宅区、繁华的商业区、历史悠久的文化区等进行了狂轰滥炸，此行径正印证了其“不但要给予敌军及军事设施以物质上的损害，更要对敌军及其普通民众形成精神上的威胁，让他们在极度恐慌之余产生精神衰弱，期待着他们掀起狂乱的反蒋和平运动”的险恶用心。正是由于日机战略轰炸的残暴性和非人道性，导致大轰炸成为抗战期间滇西大量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罪魁之一。

二、日军滇西战略轰炸所致直接损失考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日军对华轰炸这一战争暴行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和反映。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考证，有助于更翔实地揭示日军战略轰炸的本质，更深入地认识日军轰炸的无差别性和非人道性。日军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使数以万计的滇西平民死于非命，大量的财产化为灰烬。据《云南防空实录》统计的数据来看，抗战期间云南遭受日机进袭次数、进袭机数、投弹、损毁房屋较多者，除昆明、蒙自外就是滇西地区（以保山、龙陵、祥云为主），而被炸死亡人数以保山居首。（见表2）

（一）民众伤亡情况

在滇西，保山被炸状况最为惨烈。仅5月4日、5日，保山县城被日机炸死的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城人口的一半，其中有主掩埋的尸体2800具，无人认尸，由地方派人掩埋的3200多具，深埋于废墟内未予发掘的不少于4000人。据当时县政府统计，保山县5月4日、5日被炸死亡1355名，轻重伤者263名，华侨难民死亡约计712名，侨中、省立保师、县立中学三校男女学生死亡共计126名，各县协修铁路民工死亡约310名，县府职员、警察、政法警、保卫队、保安队兵死亡55名，外省外县公务员、商人等约380名，以及飞机制造厂人员技工家属死亡约195名。事实上，由于当时城中有大量难民、难侨，保山5月4日、5日被炸死亡人员的具体数字很难精确统计，但必定多于此数。依据现存的大量档案文献证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当时日军的轰炸对保山人民而言是一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

以保山一户普通人家为例。闵户人家原住在保山南门街52号，保山“五四”被炸前，全家20口人，以经营茂生和商号为业，人丁兴旺发达，生活殷实富裕。“五四”被炸中，闵家的房子和生活用品全部被日机炸毁（人员被炸死炸伤情况见下页表3）。

除了城市居民，在滇西死于日机轰炸的还有工作在交通线上的大量民工。云南驿机场位于祥云云南驿东一千米处。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来华助战抗日的美军空军进驻云南驿机场，他们配合滇西抗日军队，抗击日军向保山等地进犯。在机场使用期间，平时请民工保养机场，战时组织民工抢险队。日军发现云南驿机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后，经常出动大批飞机对抢修机场的民工和助战的美军空军的军事装备狂轰滥炸（见下页表4）。以1943年4月26日日军轰炸云南驿机场为例，当时机场员工、包商、工人及民工等在机场工作者，为数颇众，因日机是突然袭击，除大部分员工及民工等速躲于防空设备安全脱险外，一部分员工及民工避之不及，惨遭伤亡。事后总计各县民工死亡共308名，伤324名。

（二）居民财产损失

居民财产损失最为严重的当属房屋被炸毁、烧毁或炸塌。1941年1月3日，日军轰炸保山造成“房屋全毁者273间，半毁者102间，震坏一部分者522间”。后政府调查，保山城区1942年5月4日、5日全城被炸户数769户（包括板桥东村8户），共炸毁损坏房屋2626间，其中，全毁者2091间，半毁者303间，震坏者432间，毁损房屋共3146间。日机轰炸云龙县时，被炸毁民房共269间，潞西地区共炸毁、燃烧房屋约计1724间，以致人民十室九空，贫苦不堪言状。

除房屋外，居民财产损失还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生活用品、粮食、服饰等项目。从保山县汶上镇受日机轰炸损失的上报数据可见其受损之严重（见下页表5）。由于日机的轰炸，大部分居民疲于奔命，难以准确将财产损失情况报送辖区政府。因此，实际损失往往大于官方统计的结果。

尤为可惜的是，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滇西，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极为繁荣，原本有许多精美的宗教和民族建筑，但很多也毁于日机的轰炸。保山保岫公园内历代石碑被炸得无一完整；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被炸后只留下一堆废墟和七八个弹坑；吴家牌坊中弹后毁坏。1943年，日军飞机炸毁芒市奘相（菩提寺）庙宇一座。1944年，日机轰炸芒市奘户幸奘场（佛阁）、藏经阁、泼水亭，使其严重损毁。

（三）社会财产损失

社会财产损失主要涉及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譬如因防御轰炸、救济死伤而增加的费用，如迁移费、防空设备费、疏散费、救济费、抚恤费等。日本开始袭击云南后，由云南省赈济会分令各县区速筹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按照《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组织规程》的赈济标准，负责空袭善后抚赈之责。从1939～1944年，对滇西地区空袭灾情赈济的情况见表6：

日军的轰炸对滇西文化教育事业亦造成极大破坏。轰炸之前，保山是滇西的文化教育中心，从小学到中学、师范等各类学校门类齐全，日机空袭几乎炸毁了所有的学校，大批师生死亡。以保山师范学校为例，日机轰炸致前校长段宝珧殉职，学生死亡数十人，校舍、教具、图书、仪器悉付劫灰，损

三、日军滇西战略轰炸后果考

除了上述直接损失，日军对滇西的战略轰炸还带来了严重的衍生灾害。体现在：一方面轰炸带来了滇西大范围的霍乱传染病，持续数月，死亡相继；另一方面是对滇西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影响。但出乎日军意料的是，大轰炸反而更加坚定了滇西军民的抗战意志。

（一）引发恐怖的滇西霍乱，死者枕藉

日军轰炸城乡时，还罔顾国际公法投掷了许多细菌弹。尤其是保山“五四”被炸，“敌投空中爆炸、燃烧、病菌等弹三四百枚”，致死伤更甚，大量尸体曝于荒野，腐烂发臭。加之5月的滇西正值雨季，高原湿热气候更易催生细菌，遂在保山爆发急性霍乱。霍乱症状为人肠肚绞痛，上吐下泻，扭腿转筋。此病传染极速，往往一染必死。保山坝子村寨相连，人口密集，当时生活十分艰难的群众，几无防范治疗的条件，霍乱、鼠疫、脑炎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开来，罹病者朝发夕亡。保山境内霍乱流行日期，从1942年5月15日、16日在县城附近村寨渐次蔓延，到6月10日左右为发病最剧烈时期。离城较近的海棠村、廖官屯一带，疫情特重，几乎无户幸免。而且六畜也遭此劫，牛马死亡最多。数月之内，霍乱遍及所有城乡。乡民惊恐万状，却无药救治，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据当时估计，仅保山死于日机轰炸造成的霍乱在五六万人之多，约占全县人口的1/5。霍乱大流行之际，民众四散逃亡以避瘟疫，反而加剧了霍乱传播。大量的难民沿滇缅公路东逃至大理，造成大理地区霍乱疾病迅速蔓延，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其中漾濞县感染霍乱165人，死96人；云龙死亡3000人；永平死亡1000多人；邓川感染4774人，死亡2243人；洱源患者4228人，全部死亡；彌渡死亡481人，感染137人；宾川死亡2000人；鹤庆感染12658人，死亡7749人；大理死亡14000人，全家死绝有3000余户；剑川县流行霍乱，死亡3105人；祥云城区及云南驿、前所等地区霍乱病流行，花园村有四五十户农户，染上霍乱病的就有230多人，死亡30多人，禾甸新泽村患霍乱病死亡的人数达100多人。整个大理州因霍乱死亡38032人，感染17964人。总体而言，滇西数十县，感染霍乱而死者达数10万人。

（二）致使社会失序，严重阻滞了滇西社会发展

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城市保山，是中国南方古丝绸之路上的边关重镇，地方富庶，物产丰饶，商贾云集，是云南著名的粮仓，且素有“扼滇西之门户，居两江之要津”誉称。日机的肆意轰炸，使富庶的城乡血流成河，街道上布满死尸，城市变成一片瓦砾，城楼、牌坊、古迹、民宅和店铺毁于一旦，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使已受尽战争折磨的人民，在日军的轰炸之下，失去了最后一块容身之地。日军侵入滇西之前，这一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有序、安居乐业。日军的战略轰炸破坏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正常秩序。以畹町为例，由于日机的连续轰炸，畹町附近村里的农民无法继续生活，陆续外逃，芒另、芒棒、南帕冷、回龙、韦布司五个村寨房屋全部成为废墟，田地全部荒芜。一言以蔽之，经历日军无差别战略轰炸之后的整个滇西，“农事失时，良田千顷，俱形荒芜，饥象已成。民间吃树皮草根者甚多，沟壑饿殍，奄奄一毙”。人口的大幅减少，财产巨额损失，农业土地撂荒，粮食减产，既破坏了滇西社会正常秩序也打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三）“愈炸愈强”“再炸再修”，日机轰炸更加坚定了滇西军民的抗战意志

日军轰炸并没有击垮滇西军民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日军轰炸功果、惠通桥期间，由于中国抢修员工英勇顽强和采取稳妥可靠而又简便的渡运方法，始终维持着“桥断路仍通”的良好效果，“炸不断的滇缅公路”的称誉由此得来。广大的滇西民众更是克服重重困难支援抗战。由于滇缅公路经常被日机炸坏，需要大批人员维修、拓宽以保证路线通畅，滇西民众通过出工、出力保证了公路的畅通；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倾其所有保证完成军需品的供应；他们顶着日机的狂轰滥炸，更多的是靠人力、畜力等原始运输方式，在怒江沿岸崎岖不平的山路靠肩挑马驮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据史料记载，滇西民众协助军事工作，具体有砍木材、解枋板、架桥、造船、挑沙石、筑战壕、修道路、栽电杆、扎竹筏、运粮弹、建筑仓库、供应柴薪、割马草、盖马房等。而且只要是接近驻军之地的住户，几乎全部参加。日军绝没想到，他们企图炸断的滇缅公路不仅仅是一条物资运输线，更是一条永不断绝，融入滇西军民血肉、尊严和勇气的抗战之路。桥可断，路可毁，城可破，但中国军队和滇西民众大无畏的精神与毁家纾难的气概，是日本侵略者的无差别轰炸战略无法摧毁的！“愈炸愈强”“再炸再修”，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怒江两岸燃起的抗日烽火却愈烧愈旺。

日本1929年参与签署的《海军条约》明确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但是，通过前文对日军实施滇西无差别战略轰炸的全过程、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及附带的严重后果进行考证，大量的事实表明：日军在滇西实施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显然违背了国际法，是典型的反和平侵略行为；也违反了“军事必要”原则，是昭然若揭的战争犯罪；更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践踏人类文明底线的反人道暴行。“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日军轰炸机被盟军逐出中国的领空，也就是日本法西斯步入侵略滇西的穷途末路之时，不可一世的日军最终失败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它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也随之破灭，成为人类的永恒的反面教材，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简介]雷娟利，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