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利

摘要：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现通过对南疆四地州十一县市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进行问卷调查，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就业特征三个维度，利用Logit模型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学历、汉语能力、务工收入和务工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显著性影响，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6-0035-03

一、引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贫困问题。新疆“三农”问题的重心是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南疆四地州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以南，是国家层面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有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四个地州，辖三十三个县（市），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为典型的绿洲经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喀什、克州和和田三地州，贫困问题比较突出，是中国少有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无疑是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之一，进而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众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首先个人特征是影响其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家庭特征。[1]因行为主义综合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更突出强调个人、家庭的决策行为。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运用行为主义对转移就业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如年齡、[2]婚姻[3]等对转移决策的影响。相对于新疆而言，目前国内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为视角进行就业研究的较多，以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为研究对象，研究外出务工意愿和转移就业影响因素的相对较少。基于此，在358份调查问卷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运用Logit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和转移就业影响因素，探寻加快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课题组于2017年9月～10月在南疆喀什地区的泽普、英吉沙、莎车、疏附，阿克苏地区的温宿、拜城，克州的阿克陶、阿图什和田地区的民丰、于田、墨玉等十一 个县市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县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调查对象为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的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共发放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58 份，有效率为 89.5%。

现运用Logit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和转移就业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选取转移就业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当劳动力转移就业意愿选择“是”，即有转移就业意愿，取值为1。选择“否”，即无转移就业意愿，取值为0。

式（1）中，p/1-p为农村劳动力有无转移就业意愿的概率之比。

（二）变量选择

南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习俗和宗教等影响较大，劳动力个人特征的约束显著，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影响，维吾尔族女性农村劳动力婚后基本不外出务工，性别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否结婚对男女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对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很多只会本民族语言，语言交流困难对转移就业是一个重要障碍。务工技能是人力资本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对就业机会的获取影响显著。因此，现选取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汉语能力、务工技能等作为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变量，选取家庭人口、土地规模、年收入、务工距离作为农村劳动力的家庭特征变量，选取就业方式、务工收入和务工方式作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特征变量。

（三）描述性分析

如表1所示，调查样本中，男性农村劳动力占58.4%，女性农村劳动力占41.6%，男女比例约为6：4，劳动力平均年龄32.5岁，未婚男性农村劳动力占男性劳动力的42.2%，其中30岁以下男性农村劳动力占未婚男性农村劳动力的98.4%，未婚女性农村劳动力占女性农村劳动力的38.9%，其中30岁以下女性农村劳动力占未婚女性农村劳动力的96.6%，男性农村劳动力比女性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高7.125倍。小学及以下水平农村劳动力占21.5%，初中水平占44.7%，高中（中专）水平占12.6%，大专及以上水平占21.2%，受教育程度低。完全不懂汉语的占35.5%，懂一些汉语的占48.3%，熟练掌握汉语的占16.2%，汉语水平较低。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村少数民族每个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孩子，样本家庭平均人口数为5人，相比汉族家庭，少数民族家庭人口较多。家庭平均耕地面积6 670平方米，人均耕地面积1 334平方米，年平均收入约1.4万元，人均年平均收入约0.28万元，人多地少，农业收入较低，人口承载力有限，贫困问题很突出。有70.1%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不是十分强烈，倾向于选择距离家庭所在地较近的乡镇或县市就业，仅有29.9%的农村劳动力愿意到离家较远的乌鲁木齐、北疆或内地就业。有76.8%的农村劳动力期望由政府组织动员外出务工，23.2%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自己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收入期望值为2.46，期望月均收入略高于2 500元/月。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Logit回归模型分析，除婚姻、大专及以上、家庭人口、土地规模、年收入、务工距离、就业方式等变量，其他变量呈现显著，模型检验-2loglikelihood为203.943，Cox-Snell R2为0.456，Nagelkerke R2为0.659，可见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性别、高中（中专）和汉语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小学、务工收入和务工方式则表现出显著的反向影响，而家庭人口、土地规模、年收入、务工距离、就业方式等均未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性别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生比高达7.125，表明男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意愿远远高于女性农村劳动力，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村劳动力结婚后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不能外出务工，与内地女性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不同。年龄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发生比为0.849，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越弱，年龄越小的农村劳动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较强，外出务工意愿也越强。小学及以下有较强显著性，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但变量系数为负，转移就业意愿不强，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年龄较大，汉语能力不足，外出务工难以交流，掌握的务工技能很少，难以满足务工岗位需要。高中（中专）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尤其年龄较小的劳动力，汉语能力较强，有一定的适应岗位需要的务工技能，就业选择中单位选择范围更多，更容易适应就业环境，高中（中专）水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是其他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的5.06倍，这可能与更易获得技能水平低的就业岗位机会和对务工收入的期望值不高有关。汉语能力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具有较强的汉语能力，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汉语能力高的农村劳动力相对汉语能力低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几率高达3.14倍，表明具有较高汉语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对异地就业有更强的倾向性。

家庭人口、土地规模、年收入、务工距离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南疆四地州农村少数民族家庭人口较多，人多地少，人口承载力有限，农业收入比较低，交通不便利，“固守家园”的传统观念很强，加之北疆及内地的拉力不足，南疆的二、三产业不发达，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不能为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影响南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就业方式对转移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有70.1%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距离家庭所在地较近的乡镇或县市就业，29.9%的农村劳动力愿意到离家较远的乌鲁木齐、北疆或内地跨区域、跨省域异地就业。

务工收入和务工方式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外出务工收入的预期对外出务工的成功率有反向作用，技术性、管理性等岗位的收入较高，显示出较强的拉力作用，但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务工技能水平不适应高收入岗位的要求，导致高收入岗位成功就业的概率较低。

三、结论与建议

课题组对南疆四地州十一个县市，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进行实地调研。根据数据结果的分析，结合南疆四地州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对转移就业有影响但不显著。其中，男性农村劳动力比女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高7.125倍，与传统观念、家庭支持、婚姻状况有直接关系。年龄越小，适应能力、学习能力越强，转移就业意愿越强。受教育程度越高，汉语能力越强，技能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异地转移就业。70.1%的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就地就业，29.9%的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异地就业。因此，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差异，对于提高转移就业概率，增进农民收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此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第一，加强政府组织领导，从政府层面重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把转移就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问题来抓，建立健全办事机构和规章制度，深入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动态管理，依法处理招工用工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力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第二，加大转移就业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报道，改变少数民族传统思想观念，激发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热情，打造就业平台，拓宽转移渠道，异地转移与就地就业相结合。第三，整合教育资源，增加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受教育程度低、务工技能差的劳动力，定期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积极推广普通话的学习，增强就业竞争力和转移就业的稳定性。第四，有效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改变传统生育观念，积极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奖惩制度。第五，人口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制定合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鼓励偏远地区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到城市、发达农业地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转变择业观念，通过合理有序的转移，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素质。第六，发展特色旅游项目，挖掘少数民族特色传统工艺和特色手工艺，引进和发展有民族优势和规模的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 何 军，洪秋妹.个人、家庭与制度：苏北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2007（10）：22-24.

[2] 趙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73.

[3] 白菊红.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9-14.

[责任编辑：王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