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功

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选入人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第一册第二单元，描写的是刘邦、项羽在推翻秦王朝后，为了争夺农民起义军胜利成果而首次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课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描绘人物，通过张弛相间的情节、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等的描写以突现人的思想性格、精神世界。项伯在“鸿门宴”这一情节中，是一个对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都很重要的人物。因为项伯对张良的泄密，使刘邦面对拥有四万大军的项羽集团的突袭时，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最终在鸿门宴中成功逃脱，才有了后来的垓下之围，历史上才建立了大汉帝国。项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什么原因导致项伯情与义的严重错位而一步步投向刘氏集团并最终成为刘氏集团里的一员？本文试图从项伯自身因素（内因）和外部因素（外因）两方面做一点探究，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汉元年十月，秦王子婴向楚将沛公刘邦投降，秦国灭亡。刘邦利令智昏，听从谋士建议，占据函谷关而称王。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为自己私利派人报告项羽：“刘邦想霸占函谷关，任命子婴做国相，珍宝样样被他占有！”项羽大怒（项羽大怒不因为称雄天下的霸业，而是刘邦的行为触犯了他项王的尊严），发布命令：第二天犒赏士卒，进军攻打刘邦。刘邦当时驻军霸上，还蒙在鼓里。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项伯这一人物出场，让斗争形势发生了逆转。项伯，名项缠，是项羽的叔叔。项伯早年行侠仗义，秦统治时期曾与张良结下交情。项伯曾经因犯下杀人罪，跟随韩公子张良躲藏在下邳。在这双方大战即将爆发的紧急時刻，项伯想到了跟随着刘邦的张良。张良曾经有恩于他，项伯不愿意见到故友张良身处险境而不顾，连夜骑马飞驰到霸上，找到张良，告诉他实情，要张良和他一起离开刘邦军营。在危急时刻能够想到朋友并拯救朋友于危难之中，于情于理都可理解，这也彰显了项伯重情义、知恩图报的人性亮点。但是，感情的波涛让项伯丧失了理智（此刻姑且这样认为），救朋友于危难，无可厚非，何必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和盘托出？

他的故交张良听到这惊天动地的消息，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自己辅佐的共谋大事的沛公刘邦的安危，张良在这关键时刻将情与义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于是张良借口说，危难时抛弃“今事有急的沛公”，是不合乎情义的。这番说辞，很是符合项伯的情与义价值观的。接着，张良马上将这个危急消息告诉了刘邦。面对这极其危急的形势，刘邦大惊，感到眼前自己军事集团的实力难以与项氏集团相抗衡，在张良的提示下，决定软化双方的对抗。通过张良的介绍，刘邦认识到项伯极有可能是刘氏集团的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把项伯选定为扭转形势的突破口，决定对他进行拉拢。他对项伯极恭敬地以兄长的礼节约见、祝酒，结为亲家，诚恳地解释了产生误会的情由，表明了他对项王的忠诚之心。同样，刘邦也是以项伯所信奉的情义价值观来为自己辩白，寻求生的机会，脱离危险的处境。这番所谓合情合义的说辞使项伯完全相信了刘邦的忠诚，甘愿充当双方和解的中介人。项伯不仅给刘邦提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不错的主意，而且说服项羽好好接待刘邦，为刘邦到新丰的鸿门道歉做了很好的铺垫。此时，项伯已经背离了他来到刘邦军营的初衷——救张良于危难。经过刘邦的一杯酒、一桩婚姻、一席话，项伯已经成为了刘邦军事集团的一大助手，可见，项伯在大是大非面前已然失去了理智，或者说面对利益的诱惑，已经一步步背离了自己所在的项氏集团，无论是顾念故友还是听信刘邦之言，背后都是私情私利，为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舍弃大义。而项伯的故友张良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良分得清私情与大义，明晰哪个轻哪个重，正是张良的理智决断，为刘邦脱离险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反观项伯，因为“利”而导致项伯情与义错位，背离亲情，背叛大义。

但是项伯并没有到此止步。第二天的鸿门宴上，范增不断地暗示项羽，要项羽乘机杀掉刘邦，项羽由于在事前已被项伯说服，认准刘邦为忠诚有功的将领，因此，对范增的再三暗示沉默不答。当范增召来项庄就要当场舞剑表演时，项伯一下子看出了其中要杀刘邦的真正意图，立即拔剑相互对着舞，时常用身体挡护着刘邦，使项庄一直很难下手。到这时，他已经为一己私情（与张良的朋友情、与刘邦的儿女亲家之情）而彻底放弃了亲情（与项羽的叔侄亲情）大义（与项羽的君臣之义），置项氏集团之安危而不顾，可以说已然成为了项氏集团的叛徒，刘氏集团的帮凶，是彻头彻尾地将情义颠倒错位了。正如元代诗人李昱在《咏史·项伯》中咏道：“驰车霸上语张良，舞剑鸿门却项庄。交友恩深虽可报，君臣义重忍相忘。”（《草阁诗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2册，39页）

项伯情与义的错位有其自身的因素，当然也有外在因素。这些外在因素进一步促使项伯的情与义的错位，面对情义严重错位的项伯，项羽无动于衷，甚至还听之信之任之，不是宽宏大度，而是狂妄自大、自满自得、目光短浅;不是大智若愚，而是贤愚不分、忠奸不明、是非不清。刘邦曾说过：“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从刘邦这句话中就可以直接得知项羽是不知用人的。范增七十多岁，主动前去投靠项家，而且他好奇招妙计，曾多为项家提供奇计，可只有第一条立熊心为楚怀王被项梁所采纳，而以后的那些计谋都没有被项羽采纳，如鸿门宴上杀刘邦，鼓城之战后要求项羽以强击弱一举击败刘邦，这些奇计居然都没有被采纳。而最终也因此被刘邦给一举歼灭。而且刘邦采用陈平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项羽彻底对范增失去了信任。从而使范增离开了项羽，也由此使项羽的事业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正是项羽这一致命弱点促使韩信陈平的离去，也促成了项伯的见利忘义，违亲背君，不慈不忠。正是项羽的致命弱点，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当项羽封赏了杀害项梁的凶手章邯时，项伯已然心灰意冷，感情的天平慢慢偏离了项羽以及项氏集团，当鸿门这一机会来临时，项伯情与义的天平迅速倾向于刘氏集团。在刘项两大集团相持广武时，项王想要杀掉刘邦的父母妻子儿女，项伯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无益，只益祸耳。”项羽仍然听从了项伯的建议。如果说，在鸿门宴上，项伯所作是为了“义”，可以说得过去，此次直白地劝说项羽不要杀刘邦的亲人，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刘氏政治集团的利益了。所以说，是项羽的情与义的错位加速了项伯的情与义的错位，并最终导致项羽自己身陷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悲壮结局。

项羽战败死去之后，刘邦赦免了所有的项氏家族，并赐姓为刘。项伯在秦国时起跟随诸侯灭掉秦国，鸿门宴又为刘邦护驾，因此被封为射阳侯。

可以说，如果没有项伯的情义的错位，就不可能有刘邦建立的大汉帝国，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正如宋朝诗人徐钧所写：“霸上孤军势莫支，鸿门一剑事尤危。射阳不与留侯旧，楚汉兴亡未可知。”

[作者通联：河北望都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