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凡珍

世人一般将《陈情表》定位为抒“孝情”，其实绝非如此简单。《陈情表》“孝情”的背后是李密面对专制强权的痛苦灵魂的颤抖，此文折射出易代之际士人的心灵纠结。

一、疑问：无一字虚言驾饰

李密原为蜀汉郎官，蜀灭后沦为亡国之臣。司马炎废魏建晋，采取怀柔政策，笼络蜀汉旧臣，多次征召李密。李密以晋“以孝治天下”及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辞不就职。窃以为，以往对《陈情表》的某些名家论断欠妥当，有待商榷，如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评价《陈情表》“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吴楚材评价《陈情表》时称其“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此类评语，流传广，纳者众。对此类断语，笔者实不敢苟同。若李密地下有知，或叹曰：汝等岂知我心！若说各种情感李密尽情地直抒，为文没有雕琢藻饰，那么，今日我们恐怕就读不到《陈情表》了。李密不至于那么天真吧？李密写此《陈情表》应是字斟句酌、用语谨慎的，如能细读文本深思之，当不会浅读其文、误读其心。我们可从文本用语和历史事实两个角度来破解李密以“孝情”为外表掩饰着的真实而复杂的内心。

二、解码：苦心孤诣巧为文

《文心雕龙·章表》中说“表以陈请”，从《陈情表》文本看，陈请对象是晋武帝，陈请目的是辞不赴命，此二者决定了《陈情表》并非是一篇纯粹抒发祖孙相依为命深情、表达拳拳孝养之情的散文，其抒情（陈述孝情）是表，言意（推辞征召）是里。从文本“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这些语句看，可知李密在作此篇《陈情表》之前应该给晋武帝上过表文，但却招致严厉斥责，说明晋武帝对李密是怀疑与不满的态度;加之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背景，结合李密为蜀地名儒、曾仕蜀汉等个人事实，作为士人的李密再一次向晋武帝进表，必是苦心孤诣、谨小慎微地力图避免产生灾难性后果。于是在《陈情表》中，他竭力辩解、掩藏、沟通，焦虑怖惧、诚惶诚恐等复杂情感蕴含其中，除了自身苦情、祖母亲情、孝养之情、感恩之情交融外，掩藏着一颗交织着守节怀旧之情等极为复杂的矛盾之心，极力想留住隐藏在内心的最后一点儿士人尊严。

1.从文本用语解码：细微之处有隐情

细读《陈情表》文本，可发现李密行文用语掩饰不住其言不由衷的内心纠结。细品文字背后蕴藏的情感，可知细微之处有隐情。《陈情表》中用语刻意考究之例不少，均可折射出李密苦心孤诣巧为文，绝非“不见斧凿痕”。下面结合一些具体语句为例作简要分析。

首先，看“秀才”一词。文中说“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句中“秀才”一词值得玩味。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有着完备而严苛的避讳制度，避讳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演化为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工具。东汉避刘秀讳，称“茂才”，蜀汉以承续汉正统自居，李密仕蜀汉，用词不避讳，称“秀才”是迎合晋武帝的口味，以示对晋朝的忠心。李密用“秀才”一词而不说“茂才”，应该是刻意为之的：如果仍用“茂才”，不就流露出他内心仍然忠于蜀汉吗？语言用语是表达的工具，语言并不代表人的真实思想，在特殊的情境下，李密迫于情势，不再避汉讳而用“秀才”一词，恰恰是刻意的，以此伪装成对晋的归顺。他不再避讳而用“秀才”，正是向晋武帝表明自己对晋朝俯首称臣，把自己忠于蜀汉的内心深深地掩盖包藏起来，这不正表明李密作为蜀汉的亡臣迫于生存的无奈而不得不从文字用语上暂且放下士人的忠贞品格外衣，在内心又力图坚守士人的品格的痛苦挣扎中，忍辱地做出臣服之态。

其次，我们看“圣朝”与“伪朝”这一对用语。李密说“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且臣少仕伪朝”，这些语句中，称晋朝为“圣朝”，却称自己曾经效力过的蜀汉为“伪朝”，还不惜说自己“不衿名节”，这背后值得我们深究。在李密眼中，自己仕宦服务过的蜀汉真的就是不合法的“伪朝”吗？不仅李密他自己作为蜀国旧臣担任过蜀汉的尚书郎，而且他祖父李光亦做过蜀汉太守，祖孙都效力过蜀汉，难道李密敢说自己的祖父也是贪图宦达、不讲名节的吗？一个对自己的祖母那么孝顺的士人、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儒士会如此“大逆不道”地否定祖父吗？何况古代士人“名节”观念非常强烈，乃至不惜以死捍卫之。士人们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出身门第等方面虽有千差万别，但士人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观念上共同接受着名节的约束，其最主要的体现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持守，士人的名节观特别强调坚守“为臣之节”“为子之节”等道德伦理规范。事实上，晋朝延续了东汉盛行的察举选官制，而以察举制为代表的选官体制对“名节”是极为看重的。《陈情表》中李密说“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可见晋朝仍推行察举制，晋朝察举的人仍是名士，若李密不是有“名节”的名士，晋朝的太守、刺史会先后察举他吗？若李密是个没有“名节”的名士，晋武帝会三番五次征召他吗？更何况，在祖母去世后李密出仕晋朝，在洛阳任职时，司空张华问李密对蜀汉后主刘禅的评价，李密回答说“可次齐桓”。李密此言不仅全无诋毁蜀汉旧主之意，而且对旧主评价很高，对旧主的敬意毫不掩饰，这难道不表明李密内心其实是认同蜀汉的吗？李密在言语上自毁其名士形象，污名化、矮化自己，仍是迫于在司马氏政权下苟活生存的无奈。所以，《陈情表》中李密称蜀汉为“伪朝”，只不过是言不由衷罢了，恰恰说明李密在与晋武帝的言语用词上摆出俯首的低姿态，是掩饰其念念不忘蜀汉旧主的真实内心而已。

最后，从“臣”“猥以微贱”“亡国贱俘”等自我贱称看其处境苦心。全文“臣”字出现二十多次，可见李密对晋武帝恭谨的态度和唯唯诺诺的姿态。这样的态度和姿态透露给晋武帝的信息是：我李密是完全臣服于晋朝的，要和旧王朝划清界限，摆出一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态势。其实，对蜀汉旧主念念不忘的心理乃至根深蒂固的名节观与对晋朝新主满怀揣测又要压抑自我、小心谨慎地掩饰自我、苦心与晋武帝周旋等问题形成纠结的内心矛盾使李密处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另外，我们看文末的“臣不勝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一句亦可见李密战战兢兢的惶恐内心。“犬马怖惧之情”，教材注释说“这是臣子谦卑的话，用犬马自比”，那么，“犬马怖惧”就是“谦卑”的意思。如此解释，停留在表层。其实，这不仅仅是“臣子谦卑的话”，还有“愿供驱使”之意，更进一步则包含了“诚惶诚恐的惧怕之情”。透过这些费尽心思的用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封建极权下匍匐在地、诚惶诚恐、努力掩藏自己内心的、在痛苦中煎熬的、可怜的士人形象。

2.从历史事实解码：道路选择不得已

从历史事实看，司马氏是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迫害手段夺取政权的。《晋书》记载，司马懿于魏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政变，杀害曹爽、何晏等多人，并且“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司马师在魏嘉平六年杀李丰、张缉等人并且夷其三族。可见司马氏父子为取代曹魏，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到“夷及三族”，何其残酷！

哪怕是司马氏掌控天下后，杀戮仍在继续。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蜀汉曹魏的旧臣要么投靠司马氏，则出仕效力于新政权;要么忠于旧朝旧主，为了保全名节而不愿向司马氏俯首称臣。守名节而不愿为司马氏政权服务的士人，要么如嵇康那样态度刚烈地拒不合作而惨死，要么选择以饮酒、不问世事的方式表达其不合作态度而走归隐之路，而李密则在痛苦煎熬中隐忍、在屈辱中掩藏内心、在集权恐怖笼罩中挣扎喘息。李密并没有完全丧失传统士人的名节观操守，他既不像嵇康那样以刚性之举抗争捍卫，也不像阮籍那样表面上玩世不恭而其实内心苦闷至极，更不像那些趋时逐利的士人那样道义观念荡然无存，李密在守节问题上仍有纠结，内心有挣扎，也许在观望，也许在徘徊，于是李密在极权杀戮的困境下选择了保全自我的中庸之路，这或许是专制统治下士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吧。

三、内核：士人煎熬的心灵

从以上细读文本、结合史实分析，再站在当今文化立场上来审视，可见《陈情表》背后透露的是专制和暴力统治对士人的压迫，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在专制政權易代之际全身保命、追名谋利的屈辱灵魂。很多解读虽称其“至性之言，悲恻动人”，但过多地关注《陈情表》中反复声称的孝情，而对其当时处境下的复杂内心情感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该文折射出的士人的心灵煎熬，未能充分理解其内心流露出更深层次的哀痛。

阅读作品，其实就是通过作品读人，透过作品见人心人情人性。细读《陈情表》，可探寻李密心灵的密码，感受到其奏表之时掩饰在“孝情”背后委屈、卑微的灵魂的颤抖，那是在强权面前一个微小生命的痛苦与无奈。我们仍然极认同李密的“孝”情是真实的，是感人的，但透过以“孝”陈情的语言背后，是作为深受名节观影响的士人李密在极权阴影笼罩下的痛苦无奈与屈辱隐忍。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容易的，何况是在充满杀戮的司马氏政权时代呢？当我们明白了李密陈情的特殊处境，便不难剥开《陈情表》“孝”的外壳下、藏在字里行间的无限屈辱，掩饰在“孝情”背后的是委屈、卑微的灵魂的颤抖，那是在强权面前一个微小生命的痛苦与无奈。《陈情表》可谓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屈辱陈说，是古代士人在易代之际内心纠结的文化心理的缩影。

[作者通联：广东佛山市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