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琳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人教版必修五小说单元的精读篇目。按照全册必修教科书“阅读鉴赏”板块的教学计划安排，本册教科书小说单元的学习重点应该是引导学生“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必修五教科书第一单元教学说明）。据此，如何正确理解这篇著名小说的主题呢？换言之，契诃夫创作这篇经典小说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呢？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是这样归纳的：（1）社会的角度：揭露了沙皇政府对自由的压制、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众的专制。别里科夫能辖制小城的人们，其根源就在于有反动政府的统治作为他的后台;（2）个人的角度：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小人物，既可恨又可悲，他思想上保守顽固，恐惧社会进步，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他在政治上成了反动政府的卫道士;他在现实社会中，也因为和众人格格不入而孤僻一生，最终孤独地死去。别里科夫个人的一幕幕丑剧、喜剧、悲剧，都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造成的，因此，别里科夫的形象折射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很显然，这两个方面的“归纳”都是紧扣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都是强调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

事实果真如此吗？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诚然，在文本解读中，特别是在主题探究中，也许再也没有像“介绍时代背景”这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了。就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大力倡导：“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毫无疑问，借助于对作者情况、创作动机，特别是时代背景的了解，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我们全面、准确而深刻地理解文本，从而发现与建构文本意义。但现实的问题是，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虽然非常紧密，所谓文学作品是时代生活的反映，但这种“紧密”远非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线性”：有什么样的时代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样的时代就只能产生什么样的作品;相反，这其中固然有“时代背景”，但也应该有“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心理背景”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岂能以偏概全？英国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特雷·伊格而顿说的好：“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这些东西都应该就其本身而被研究，而不应该被化简为其他东西。”[1]所谓“文学即人学”的著名论断，就深刻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对于任何作家来说，他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人就是他们创造的对象和根据，创造的源泉和出发点。”[2]正因为如此，大凡杰出的作品都把形象的刻画作为重中之重，或浓墨重彩，或简笔勾勒，但所塑造出来的形象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

事实上，《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写作时间固然是1898年，当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但作品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塑造了一个具有跨国界、跨时代的巨大概括性的典型人物，也就是说主人公别里科夫的艺术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它已经超越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它所蕴含的意味，也已经不会仅仅是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所独有。“套子式”的人物，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每每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不知凡几，而且还会永远地继续上演并流传下去，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类灵魂中的封闭、保守等丑陋人性，不可能只有沙俄时代才独有。“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就是明证：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契诃夫是19世纪末期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浅表地认定他只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抨击，而不是对封闭、怀旧、保守等人类丑陋人性的刻画、揭示和无情的批判？把一篇反映人类社会“共性”特征的作品说成是某个时代“个性”的展现，分明是对这一传世名作的“贬低”而不是“拔高”，这是对作品所包含的社会生活丰富性的严重消解。当代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曾说：“在我们的记忆里，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批判金钱主义、资本主义、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是的，如果你不去读小说，仅仅依靠课堂，你会误以为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同一个写作班培训出来的，他们类属于同一个合唱团，只训练了一个声部。”诚哉斯言！“现实主义”绝不等同于“当时主义”。关于这一点，《教师教学用书》在“单元说明”部分三“关于选文”里实际上也做了强调：“教学这些课文，应力争突破过去陈旧的解读思路，用当代观念予以审视。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的所作所为，学生现在理解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过，从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挖掘出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人类共性的因子。”否则，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是，当我们在政治化的简单语境中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形成所谓的“共识”时，那些优秀作品丰富的精神与鲜活的灵魂又在哪里呢？其结果必然是学生形象思维和理性推断能力的消弭甚至丧失。

其实，走进契诃夫的这部经典小说，我们还会发现，小说除了着力表现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封闭、怀旧等人类丑陋人性的“套子”形象外，还画龙点睛地刻画了“我”“我们”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形象。小说中说：“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这就充分体现了巨大的讽刺意义。因为屠格涅夫和谢德林都是充满民主思想，敢于担当，敢于抨击社会弊病，敢于为正义而斗争，并都曾经因此被囚禁和流放。而小说里，“我们”虽是受害人，“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 “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但仅仅是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怕的是受“他”影响;我们恨他，但又不敢表现出来，“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在别里科夫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敢做：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即便别里科夫最后去世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我们”却连露出一点快活感情的勇气也没有。这就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我们”自己其实都是“套中人”，都是一样的胆怯和麻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自私和冷漠，都是奴性十足，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还在嘲笑装在套子里的别人。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凡·伊凡尼奇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一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尊严，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都像别里科夫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这便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大而普遍的毛病;使人不由得想起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一位德国新教牧师马丁神父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很显然，这个经典的忏悔其实在此四五十年前契诃夫的作品中早就完成了。

“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在小说中借兽医伊凡·伊凡尼奇之口发自肺腑的这句话应该是创作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也是他要求變革社会现实的最强音。当然，为了更好地展现他自己的人生理想，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对主人公别里科夫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套子”形象的批判上，也没有满足于对小说的叙述者“我”“我们”奴性和漠然等丑陋人性的否定上，而是特意又耐人寻味地安排了从乌克兰来的一位新的史地教员，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文中先是写他们一起出去郊游，骑自行车，后写“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他们姐弟就敢违抗，敢于对事情进行评论。尤其是姐姐华连卡，在这个全城沉默的时代，她却敢于大声地“笑”。此外，当所有的人都畏惧和疏远别里科夫，她却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人”，而且在原来的没有节选的小说中，她还为别里科夫的死流了泪。显而易见，这就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华连卡姐弟身上的不少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都应该充满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一种完整的人格力量，那就是——“爱”。

到这里为止，契诃夫通过他笔下人物象征意义的最终思考，深刻揭示了一个人如何“入”套以及如何“解”套的问题。实际上，契诃夫的一生何尝不是在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意义，无论是他的小说和剧本，还是他的私人书信和札记，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寻求的精神轨迹。《装在套子里的人》中被删节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他的另一个剧本中，他主张：“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所以契诃夫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这些都堪称契诃夫创作中的经典。契诃夫以他独特的作品和深刻的思想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揭示和反思打开了一扇窗，共同聚焦一个终极主题：如何去“套”和解除奴役。试想，如果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热爱生活，追求自由，蔑视一切权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还有什么必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呢？！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