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荣

《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文字优美、叙事生动的散文，多年来一直作为重点作品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而广为人知。然而有必要了解的是，《桃花源记》本是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诗》的序言。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少作品有诗前序，如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高适《燕歌行》、白居易《琵琶行》等等，多以简短的文字交代诗歌写作的背景、动因以及诗歌的主要内容等，对于读者深入理解诗歌情感内涵有较大帮助。一般情况下，诗前序依附于诗歌，独立成篇的较少，《桃花源记》算是一个特例，故有人认为其并不是为《桃花源诗》而写，二者是并立的关系。抛开这个问题不谈，二者在内容上关联紧密，构成一种互补、互证的关系，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对诗文进行一番对读，能进一步加深对二者主题内涵、思想倾向等方面的认识。

一、“桃花源”理想探源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以各自不同的体式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争饥荒、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安宁和乐的理想乐土——桃花源，表达了作者对这一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而这样的理想追求当直接导源于先秦《诗经·魏风·硕鼠》一诗。《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每章开首四句都以愤怒的呼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苗、麦）。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表达了劳动者对统治者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而又刻薄寡恩的强烈不满与愤恨。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逝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即决心逃离苦难的现实，去到一个不受剥削、安居乐业的人间乐土，表达了农奴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與追求。不过，诗中并没有对这个理想的乐土作出具体的描绘，它只是被压迫者内心一个模糊的幻想和愿望而已。然而它却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对理想乐土的追求代不乏人，而那些不满现实而避世高蹈的隐逸之士，可谓是为追求心中的桃花源付出实际行动的人。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昏暗，战乱不息，更导致隐逸的盛行。然而，隐逸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其生活实际往往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也无法彻底摆脱现实。陶渊明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典型隐士。他生活于东晋后期，当时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榨十分深重。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且他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的个性与污浊黑暗的官场更是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在经过一番内心的争斗与徘徊之后，最终选择去官归隐，躬耕乡野田园。归隐后，陶渊明虽然在精神上享受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宁静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但也常常遭遇“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现实困境。特别是隐居日久，不仅个人生活陷入困窘，更亲眼目睹、切身感受到邻里百姓终日辛勤劳作，却依然贫病交加的残酷现实，进一步促使他思考个人及百姓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而晋宋异代，更加深了陶渊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自己却无力改变这个现状，于是一个与污浊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美好世界——桃花源，就在他的笔下产生了。

二、《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在内容上的互证、互补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虽然都为我们描述了桃花源的宁静美好、欢乐祥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但二者在内容上又各有侧重，形成互证、互补的关系。《桃花源记》重点记述了渔人发现、探访桃花源的经过，以及在桃花源的见闻感受，故事离奇曲折，富有神秘感，从而激发读者进一步阅读《诗》的兴趣。《桃花源诗》则以质朴平淡的语言具体记述桃花源的社会情形。《记》中写桃花源百姓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只是渔人的直观感觉，而《诗》中则突出了桃源中人快乐幸福的原因所在。其一，桃源中人互帮互助、和谐相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其二，桃源社会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苛捐杂税，人们的劳动所得归自己所有：“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其三，桃花源民风古朴，没有尔虞我诈的人间“巧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另外，《记》中写到渔人再寻桃花源而不得，这个悬念也在《诗》中通过作者的议论得以解答：“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因为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它只有彻底与外界隔绝，才能保持自身的自由与独立，才是真正的“桃花源”。

总之，《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情感态度、理想追求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以诗人的口吻陈述桃源中人的生活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相得益彰，充分显示了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三、《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在思想上的互证、互补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认为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反映，有的则认为是道家思想的映射。细读发现，儒、道两家思想，在《记》与《诗》中都有体现，但仍然各有侧重。

《桃花源记》虽然也有道家追求自由的精神体现，但文中所描述的桃源世界更符合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儒家大同理想最早出自《礼记》，《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而《记》中所描述的正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处于和平、宁静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的人间乐土。而且，桃源中人对渔人的热情款待：“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也表现了儒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仁爱友善;再者，那里的百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兴废、社会动乱一无所闻，正是对汉末以来因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而导致天下动荡、百姓流离、政权频繁更迭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含蓄而有力的讽刺与批判。

《桃花源诗》所描述的桃源具体生活情景也与儒家大同理想基本一致，但与《记》相比较会发现，《诗》中侧重突出桃源中人生产、生活顺乎自然的一面，“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恰与《庄子·让王》篇中所描述的：“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一切顺应自然的理想社会不谋而合。而“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反问，也与老庄所宣扬的“绝圣弃智”的观点一致。诗的结尾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表达诗人希望能驾着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与世界，这种浪漫的想象也表明作者与庄子希望摆脱尘世、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相契合。

《记》《诗》在思想倾向上各自对儒、道思想的侧重，表明了陶渊明所构想的“桃花源”理想国是儒、道两家社会理想的兼容互补，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陶渊明外儒内道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