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浩

摘 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对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各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调研，梳理了天津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分析目前天津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从政策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路与做法。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文化

201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联合引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正式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核心在于实现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而着眼于天津市“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面覆盖”这一总体目标，天津市各区在近年来积极提升本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服务效能总体提升较大，但也依然存在突出问题，任重而道远。

一、天津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特色

1.标志性文化的区域实践。

“标志性文化”是指在地方民俗文化中，某些事象显得特别重要和饶有深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适应与创造能力，也证实着当地民众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因而成为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项。天津这座城市虽然仅有600余年的历史，但得益于地理优势，诞生了诸多历史文化名人，书写了许许多多的闻名轶事。各区在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开展中，均非常重视，注重挖掘本区、本街镇、本村居（社区）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结合，值得称道。如南开区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启动了特色资源库“天津老城厢”的建设工作，为天津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数字化的梳理与存档，有力促进南开传统民俗文化发展;宝坻区、静海区依托区级、街镇级、社区（村居）级博物馆、展览馆，积极展现本区运河两岸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开展公益性公共教育活动，成为各大党政机关及院校公益性参观教育基地，这不仅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将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政策性概念与民俗这一学术性概念有机结合，不但能够拓展区域民众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重塑城市民俗文化圈，而且对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2.文化活动组织丰富多彩。

文化活动的开展是各区、各街镇、各村（社区）文化部门的最主要任务之一，从整体上看，各区均较为注重文化活动组织以及文化品牌的打造，积极探索数字化服务与政府购买新模式，营造了主题丰富、参与广泛、反响热烈的文化氛围，为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落实乃至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很大努力。在全民阅读理念的下沉方面，河西区“西岸书斋”的e书店+模式、和平区“和平共享书吧”、东丽区“24小时自助城市书房”等起到了文化大繁荣的推动作用，创新提高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文化品位;在群众文化活动供给方面，武清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统一为全区29个街镇配送演出，通过群众文化需求征询开展“农民点戏，戏进万家”，充分考虑群众切实文化需求，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关注特殊群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

各区均较为注重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努力提升本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性。如河东区图书馆设有盲人视听室，多年坚持为残疾读者上门送书，多次被河东区评为扶残助残先进集体;河北区各街镇文化站设立无障碍设施，宁园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活动室、建昌道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无障碍升降机均在细节之处独具匠心，值得充分肯定。

4.人员保障有想法。

虽然各区在财政经费保障方面有所不同，但均为相关从业人员个人利益的保障想了许多办法。各区通过下发文件、申请财政经费等多种手段保障基层文化管理员的基本薪酬，保证了基层文化管理员在忙碌的工作中能够有所依靠，更为安心地投入到实际工作之中。如红桥区安排专项编制，安置配齐街道综合文化站的专职人员队伍，确保了公益岗位的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则表现出文化管理员整体较高的素质，较强的档案意识与较为突出的工作态度。

二、天津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困境

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据有关数据统计，仅201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就达到了855.80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增速均超过10%。但是，一方面，文化事业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财政水平与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地区文化事业费相差较大，也就造成了不同省市，乃至同一省市的不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差异较大，这样的情况在天津市也普遍存在。

一是各区间基础设施水平差异较大。在区一级层面，如滨海新区、西青区等财政状况较为突出的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往往較高，如滨海新区建成区级公共图书馆4座、美术馆1座、公共体育场17座，区文化馆设有3个馆区，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总建筑面积达45.74万平方米。而部分财政水平相对较差的区，仅能保证国家及本市规定的基础性投入，基础设施方面相对不足。不仅如此，同一区内不同街镇，由于经济实力、所处位置、居民结构等所限，区域内各街镇文化站之间基础设施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区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升改造计划，但推进速度不够理想。有的设施刚刚整修完毕仅部分厅室对外开放，有的尚未投入使用，如暖气、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尚不够完备;此外，还存在街镇级、村居（村居）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混用，或是同一层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合用建筑的情况。

二是数字化手段尚未广泛普及，硬件“发达”与文化服务方式及效能的“落后”并存的两级分化现象较为明显地存在。如今我国已正式迎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早已深入到千家万户，但各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普遍较弱，缺少互联网、局域网理念，注重阵地化服务而轻视数字化服务，这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性的提升显然成为了障碍。除滨海新区拥有“文化随行”APP，或是西青区开展的多媒体排练教室等，大部分区并未将数字化手段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结合，并不具备网上预约排练厅室、数字化阅读、数字化教学的条件，电子阅览室等相关数字化设施利用率较低，数字化方面人力与物力的投入明显不足。

三是管理效能发挥不够，细节工作落实不到位。部分街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时间及错时开放时间不能满足公众需求;部分区级文化场馆编制不足或空编率较高的问题较为突出，街镇及村居（社区）级文化管理员配备不足，职责界定模糊、業务不够熟练的现象尚存;部分区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推进缓慢，尚未实现区馆、街镇和基层服务点的三级服务体系有效联通;部分区级文化场馆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增强;群众文化活动在群众自发性创建的基础上，区级整体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地域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能力、活动组织的多样性、品牌创建意识及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思维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天津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路径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虽然是一个政策性概念，但归根结底在于民众心之所向，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使得“人在融入性文化参与中构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文化桥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通道以及思想、情感、信仰乃至审美在场，构建社会存在中的文化认同、符号通约与人性尺度”，这对于天津市和谐魅力之都的建设，对于全市文化生态的塑造实际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提升在于朝以当下，回归日常生活，从民众切实的文化需求入手，以区域性标志性文化为抓手，以当代文化生活为准绳，充分开发基层文化站的文化特性，大力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的数字化建设，广泛地普惠民众。

从这一点上看，首先，这实际上需要有关政策的制定者，从根本上脱离基本数字考核的框架，特别是脱离根据人口核算厅室面积的旧有评估标准，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许多文化活动都能够通过网络开展，特别是培训、排练等教学性、通识性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对应厅室的使用率，那么该厅室就可以当作其他功能厅室使用;当然，笔者亦不赞同文化站如同本世纪初一般破旧无人，但若其区位选择合理，功能厅室齐全，就算整体面积稍小又有何妨？而将厅室、馆舍面积等作为硬性条件，不但增加基层乡镇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也容易造成为了迎检而临时租场地、临时装修的困局，造成变向的场地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浪费。

其次，思维方式需要有所转变，将组织活动请民众参与转变为根据民众需求组织活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转变。过去各区基层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虽然数量上较多，但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这就导致活动参与的主体也比较单一，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原则，而均等性不仅体现在正常人与特殊群体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也体现在不同阶层、不同工作、不同年龄的民众均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益。但从各区开展的活动目录看来，仍处于注重中老年人群与少年儿童而轻视中青年人群的阶段，那么，如何吸引中青年人群参与，这一方面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间（如日常工作的晚间、节假日期间是否能够提供针对性服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在于活动的主题能否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潮流。

再次，数字化的理念必须重新建立，充分开发、利用移动互联网资源，提升本区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并以数字化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数字化的理念并非空中楼阁，也是有着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利用。比如，基层文化站的电子阅览室使用率极低，那么是将其闲置任其发展，还是选择改变？如今图片编辑、视频编辑已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技术手段，那么是否可以利用电子阅览室开展相关活动以提升厅室使用率。

第二个层次为拓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更为重视阵地服务，目前享受阵地服务的人群实际上本身数字化水平就很低，但再过10年，当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第一代人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者时，仅仅依靠阵地服务将远远不够。因此，未雨绸缪是必要的。比如，依托于图书馆总分馆制，在所辖社区设立局域网等方式，实现在家中的扫码阅读，以解决基层文化站图书更新难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为创新。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点，通过手机端、网页端等媒介，开展创新性文化活动，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借由网络不断延展，打破旧有的社区、街镇限制，造福于民。

参考文献：

[1]覃琮.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J].学术论坛，2009，32（10）：81-8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第10页.

[3]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