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黎明, 夏 红

(辽宁师范大学 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31)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和改革阵痛期,多种思维方式、多元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叠加,致使刑事纠纷激增,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新的命题和挑战。不仅如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刑事司法需求日益多样化,以往单一的以诉讼为主导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很难满足其司法需求。为此,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探索、引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由不同性质、功能和形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和非诉讼两大类型),相互协调互补,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1]。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发源于民事诉讼理论,更多适用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很少为刑事诉讼法学界所关注和引介。我国刑事纠纷主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只有少量自诉案件允许通过和解和调解方式处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在2013年之后才开始在国家机关的主导下在全国推行,因此仍不属于自力救济的范畴。我国刑事纠纷解决的严格规范性特征,使得其与其他性质的社会纠纷区别开来。长久以来,诉讼方式在处理刑事纠纷中更多关注了惩戒性,而忽略了其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属性。因此,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充分考虑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属性,即便在保证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也应当最大限度地尊重纠纷当事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