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他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这一年，他乞食秦州、同谷，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也是这一年，诗圣对于他本人的命运和他的时代，有了切肤而恒久的觉悟。

聂作平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改变了杜甫的后半生。

其时，杜甫48岁。说是后半生，其实，已进入生命的最后11年。

那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时值初冬，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三个多月前，立秋次日，杜甫写了一首五律，题为《立秋后题》。在伤感光阴易逝，人生倏忽之余，杜甫还透露了他在那些内外孤苦的日子里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换一种活法。

准确地说，他打算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这个令他既感愤怒更感绝望的职务。如同《诗经·硕鼠》里那群伐檀的奴隶们唱出的心声一样，杜甫也要“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杜甫想象中的乐土，就是秦州。

孰料，大道多岐，世事难卜。仅仅三个月后，杜甫却急急忙忙地离开秦州前往同谷。在同谷仅一个月，又不得不在严寒的冬日起程，赶赴成都。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望……它们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小蛇，噬咬着两鬓飞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诗圣……

从华州到秦州

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我认定他一定骨格清奇，举止飘逸。至于杜甫，他那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抑郁沉雄的诗风，让我一直以为他如同成都杜甫草堂里叶毓山先生雕刻的铜像：清瘦，忧郁，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与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