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松霖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饮水思源，决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这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话。

革命老区是共和国的根。党和国家一贯十分关注革命老区建设发展，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加快老区振兴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扶持措施出台，形成了支持革命老区的“1258”政策体系，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空前。

由于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打赢老区战场的脱贫攻坚战，只有依靠不断改革开放，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底子薄弱的老区能成功，无疑将对其他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树立更大信心。

聚焦于此，7月29日，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经验交流会”。来自中央部委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有代表性的6个革命老区贫困县主要负责人共同交流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创新举措及发展路径。

在“产业扶贫”老题目下，还能做怎样的新文章？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这既是各地共识，也在各地生长出不同的实践版本。

湖南花垣县委书记罗明，以支持“矿业转农业”、引导“老板带老乡”、鼓励“农民成社员”这15字概括花垣的产业扶贫经验。

具体来说，花垣县投资15亿多元建设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引导“矿老板”转型发展特色种养业。全县共形成茶叶、烟叶等特色种植规模34.69万亩。以龙头企业引领，130多家企业（合作社）联系带动贫困群众6535户24512人发展产业，并鼓励“农民成社员”，打造“脱贫致富利益共同体”。

与花垣县建立“造血”机制破题不同，山西武乡以电商扶贫作为老区脱贫攻坚新引擎。

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乡县委书记胡坚介绍， 以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为例，2016年，村里率先启动实施“整村微店”模式，带动贫困户在手机上开微店，将小米、黄梨、核桃、土鸡蛋等原生态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短短一年多时间后，全村发展微店100多个，销售突破100万元，带动26户贫困户户均增收5000多元，当年实现整村脱贫。

而在突出品牌引领方面，武乡县创立了“武乡小米”区域公共品牌，并通过电商将小米卖到了全国各地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产业可以下乡找人，人也可以主动出击寻产业。本地产业发展有限，则打造劳动力转移就业。

“赤城司炉工日渐走俏京城，成为赤城农民的金字招牌，被评为‘河北省十大劳务品牌。”河北省赤城县委书记郭新耀介绍，赤城坚持“深化劳务协作，打造就业品牌”。

赤城完善了贫困人口就业“一台账四清单”（就业台账+意向清单、责任清单、岗位清单、效果清单），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劳务输出网络体系”，将全县10万多名劳动力信息录入数据平台，同时依托驻京流动党委，深入开展“服务首都、服务家乡”活动，采取“订单式”“委培式”“点菜式”培训方式，打造“业务精、服务优、口碑好”的赤城劳务品牌，目前已推动在京就业2.31万人。

老区实践因地制宜，与会专家也提出自己的关切。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认为，在产业扶贫问题上，现在过多地强调了农业产业，而没有大块的工业产业，“农业产业因为同质化普遍，供给一多价格就降低了，现在已经风险越来越大。”

“但是工业能不能下乡？是不是一定要集中在城市？这个也不一定。”他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南亚等地转移的背景下，可以建议这些拟转移的企业先到我们的贫困地区看一看，对比一下，不要盲目跑到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地方去，那里的风险非常大。

扶贫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扶贫投入应该由谁买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云华直言，扶贫产业体系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产业扶贫过度依赖财政投入，农村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的利益连接机制有待完善等等。

张云华认为，统筹乡村产业扶贫与产业政策，发挥政府的统筹引导作用，但应该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建立财政平台。“还是要靠市场力量接续财政力量，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機制。”

中央党校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汪文斌则认为，社会力量扶贫，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做得还不是很够。

“社会组织有自己的优势，发挥他们的组织优势，可以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社会组织做社会建设更在行。扶贫不光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非常重要。在这些方面，脱贫攻坚应该多多依靠社会组织。”

源头活水要靠市场和社会，但疏浚清淤，政府也必须有所作为。

“虽然中央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含金量很高，但政策出台后迟迟落不了地，贫困群众普遍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好听不好用。金融机构也认为贷款风险大、操作难、成本高、不好办。”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介绍，经过两年实践，金融扶贫“卢氏模式”成功破解了小额信贷扶贫政策落地障碍。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