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格拉底一生尚未著书立说，其哲学思想却在后世广为流传，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回忆苏格拉底》就是由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记录的关于苏格拉底在政治、宗教、道德问题上观点的一部回忆录，其中第三卷第六章讲述关于苏格拉底劝服格老孔放弃从政想法的过程，从这部分的文本中可以读出苏格拉底对城邦统治者的看法。通过与《理想国》和《政治学》中记载的关于城邦统治的部分作比较来深化对古希腊当时城邦统治的认识。

【关键词】城邦统治  统治者  人治  法治

一、开篇：苏格拉底对格老孔放弃从政的劝说

苏格拉底深谙谈话的艺术，在劝服格老孔的过程中并没有直言反对，而是绕了个圈子迂回地提出作为一个受人敬仰的统治者应当具有相当的治国的才能和学识。在谈话过程中，苏格拉底一直围绕着为城邦做出贡献这个话题展开的，包括从城邦的财政收入支出、军事力量、国防问题到城邦居民每年的粮食需求，而热衷政事的格老孔对这些问题却一概作不出应答。格老孔没有接受过统治者应当接受的教育，对于城邦复杂的政事不能随机应变，连叔父一家的需求也没有办法解决。由此，苏格拉底基本上可以断定格老孔不适合成为城邦统治人的候选人，空有对政治的一腔热情但却没有治国的学识，这样的人成为统治者对城邦而言并非益事。

苏格拉底认为统治者必须自觉在治国之道上追求最高的知识，掌握比一般人更透彻的真理，只有如此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城邦中可能出现的复杂的情况。博学和求知对一个统治者而言是最基本的品德，这能为统治者在日后治理事务时提供足够的知识储备，也会有益于城邦公民。

二、传承：《理想国》对城邦统治者追求至善的要求

《理想国》的著书者是柏拉图，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理想国》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的对话者，但也有人认为只是借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来表达柏拉图个人思想，对此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笔者持后者观点，因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逝世后撰写《理想国》，不可避免会掺杂个人的观点，抑或是在自己认同的观点上大段渲染，所以《理想国》对城邦统治者提出的新要求也可以认为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理念的继承。

《理想国》第七卷讲述的是在古希腊哲学中经典的“洞穴比喻”，将没受过教育的人比作是洞穴中的囚徒，受过教育的人比作是挣脱桎梏来到地面的人，太阳比作是真知和美者，而洞穴中的火光是城邦普通公民的对可见世界达成的共识。如果要实现更好的城邦生活，那带领和统治国家的重任必然不能交给每天看重复影像的囚徒，而只能由上升到地面达到真知的人接手。至此为止，所提到对统治者的认识还与开篇一致，那《理想国》是否存在不一样的见解？

柏拉圖的最高理想，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在学识上追求至善和达到真知之后，应当学以致用，在治理城邦的实践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最好的灵魂”在城邦接受教育达到“最高的知识”，那么他们就应当义不容辞地为城邦作出贡献。这也是《理想国》深入讨论的一个观点，即在城邦生养长大的哲学家天然就有在城邦执政的职责，分担管理国家的辛劳，如果坐拥过人才华却不用其治理国事的人则会被认为是游手好闲。

三、发展：《政治学》提出法律是城邦的最高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虽然师从柏拉图，但其《政治学》不同于《理想国》杂糅伦理、哲学和教育的风格，而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的滥觞之作。如果就城邦治理的内容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政治学》虽没有否认统治者需要具备较高的学识，但比起“人治”，更为推崇“法治”。

亚里士多德推崇“法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超越时空而普遍适用的自然的根本性准则，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以成文的形式将这些原则固定下来作为治理城邦根本依据的法律。法律是摒除人类欲望的绝对理性，比起柏拉图推崇的哲学家执政的方式，这可以避免人性变质、动摇给城邦带来的灾难，以符合自然正义的良法作为依归处理政务，同样可以达到至善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是城邦最高统治者观点的同时，也没有完全舍弃柏拉图“人治”的优势。法律的作用是为原来的“一人之治”设置了活动的框架，执政者所做出的决策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超出法律允许范围则会受到其他公民的监督，而对于法律没有周详的地方，需要执政者依据个人智慧公正处理，由此可见，即使是“法治”的社会对执政者素质的要求也不会降低，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观点是对其老师柏拉图《理想国》观点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如果深究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苏格拉底）还存在什么地方的差异，除却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导致的阶级观念不同，还包括两人对城邦政体的不同认识。柏拉图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各阶级人民禀赋相异的基础上的，认为“哲学家政治”要优于民主政治，认为由达到至善的哲学家执政，能够引导城邦中的其他公民实现城邦的富强繁荣，将城邦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人身上，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而容易走向异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各阶级人民禀赋相同，民主政治未必不如贤哲寡头政治，制定良法使人遵循，最终实现城邦的正义，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现实的考虑更为合理。

四、小结

《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对格老孔的劝服反映了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普遍存在“贤哲政治”的现象，拥有较高学识的人掌管城邦政治，这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做法，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同样反映这一观点。直至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城邦阶级斗争出现并扩大后，亚里士多德针对城邦客观事实发展了先哲在城邦统治上的理论，在《政治学》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和民主政治的益处，城邦统治从人治慢慢走向法治。

参考文献：

[1]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4.

[2]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M].商务印书馆，1986.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译[M].商务印书馆，1965.

作者简介：张琪（1993-），女，浙江台州人，上海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