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经历多次流派变迁和主张变化发展而来。本文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背景、发展脉络和多元化演变趋势为研究对象，在搭建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发展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趋势：研究内容复合化，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各个领域中不存在孤立发展的可能性，必将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与特定学科结合的形式，演化为综合学科;演化经济学趋向性，未来经济学发展将以继承、发展、创新、模仿的演化途径发展;多元化发展趋势，未来经济学将随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全多方位、多层次开展理论创新和进步，减小简单模型假设与现实经济系统的摩擦，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当代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 多元化演变 未来发展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一）凯恩斯主义奠基

西方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矛盾之中，即主张“看得见的手”调控，还是“看不见的手”机制作用的分歧。20世纪初期，以马歇尔、穆勒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流派继承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当时经济学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建立以研究个体行为与市场机制关系为主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纷纷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进程，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被认为无法应对当下的衰退局面。1936年，凯恩斯[1]使用总量分析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干预政策对于危机治理及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强调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并刺激社会总需求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该理论对推动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凯恩斯主义逐步受到认可，此后三十多年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分流多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之上。

（二）新古典主义“回归”主流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推行“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政策，国有与私有制并存。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停滞、失业比率上升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局面，与此同时，位居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也暴露出诸多的漏洞，不能解释经济“滞胀”的原因，也无法支持困境解决战略，因此受到普遍抨击，西方经济学阵营涌现出众多新流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逐步回归主流。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一）货币学派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等学者创立了货币学派[2]，以货币数量论为分析基础，强调货币供给的重要作用，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认为凯恩斯主义尽管在刺激社会生产、遏制经济衰退、延缓危机爆发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凯恩斯主义的举措是以持续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这将导致经济发展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弗里德曼主张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社会必须避免过高通货膨胀，认为“货币学派”为“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货币学派的理论主要由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自然律假说构成。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是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因素，物价水平与收入水平是货币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结果。由于货币供应由政策制定者决定，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现代货币数量论主要关注货币需求的决定作用，即“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的理论”。货币学派的主要论点为 “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引起货币收入的短期波动，对实际宏观变量造成冲击;但长远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只影响价格和货币收入，而不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量。自然率假说是指社会就业、经济产出、物价水平等经济元素不受政府调控影响，是实际生产要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自然失业率受政府政策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十分有限。

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时期，货币学派主张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只考虑货币存量因素，通过政府确立并向公众宣告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让企业和居民对当前经济状况有稳定预期，在增进经济参与主体对经济政策理解的基础上，推动经济主体自发采取措施对抗风险，从而维持通货膨胀在合理范围内，进而维护经济的稳定及发展。货币学派在“滞胀”期间被资本主义经济体广泛接受，并为政府科学决策奠定理论基础。

（二）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来源于货币学派理论 [3]。理性预期理论是指经济参与主体关注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并运用经验和知识对未来发展状况做出预测，继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主动谋求个体利益最大化。预期观点的发展经历了从非理性预期到理性预期的阶段，经历了凯恩斯阐述模糊的“动物精神”到静态预期、外推型预期、适应性预期向成熟理性预期的发展阶段。

理性预期学派采用预判手段分析研判经济发展态势。最初，理性预期是将本期变量的值直接处理为上期变量的值，不做任何调整和降噪，此为静态预期;随着预期理论的发展，出现适应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参与主体能够根据以往经济变量的偏离程度来调整现有预期。理性预期是基于被预期变量的历史表现来预测当期变量，通过大量获取可靠信息，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变量未来变化趋势。当然，理性预测理论并不是预设经济参与主体具有准确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承认他们通过有效信息进行自主判断或利用专业途径的判断能力，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主动参与经济的行为。

在理性预期模型之下，规律的经济政策将被经济参与主体的相应行动所抵消，从而对实际经济不产生影响[4]。当然，经济体系会受到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影响，这使得实际经济变量偏离正常值。这一主张质疑了凯恩斯主义部分假设前提的现实性，部分地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和经济政策主张。具体而言，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凯恩斯主义中充分就业的设想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过于理想化，因为70年代后供给出现结构性变化，总供给已达饱和，失业率处于自然率水平;该理论认为凯恩斯主義总量分析的方法欠缺对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因素的考虑，缺乏微观基础，在经济主体理性预期因素的作用下，仅依靠基于总量分析的政府干预政策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自然地，经济政策并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5-7]。

理性预期学派主张遵循经济的自然规律，关注其内在协调功能，反对政策当局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行为，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并增加就业，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此外，对微观基础和个人决策作用的关注，使得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较差，干预政策能够被经济参与主体提前预期和识别，进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抵消政策的预期效应;而个体在鼓励自由精神的市场环境中，受自利主义动机驱动，最终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的内部协调，克服经济危机，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供给学派

在凯恩斯主义一味强调需求的扩张，最终导致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通胀过高的大背景下，供给学派[8]认为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消化其生产力，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結论并不成立，反而应当鼓励社会大力发展生产，而需求随着生产扩大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推动经济有效增长。与鼓励生产配合的政策还包括减税、恢复金本位、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以维持温和的通货膨胀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而只是提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对“滞胀”原因分析的论点和主张，且学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意见分歧较大，引起其他学派的关注和批判。如货币学派认为供给学派并没有提出解决美国当前“滞胀”问题的有效方案，一些进步学者批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投资的主张，认为资本投资过多反而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另外，金本位制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反而将遏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原本不景气的经济经历更长期的衰退。

（四）狭义新自由主义

同样是在经济“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学说失灵的背景下，以伦敦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狭义新自由主义[4-5]经济理论体系因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地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而取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新自由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新趋势，认为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新兴市场主体积极谋求建立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的浪潮中，坚持和维护自由竞争和私有制，提倡“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主张强调以自由放任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干预为自由经济提供有效的法律制约和保证。政府应从“守夜人”转变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认为任何经济秩序的结构都是低效和无意义的，只有完全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发规则才是有效的。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

纵观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其理论体系的沿革极大地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不同的流派在批判继承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日益发展的经济领域的新趋势，结合当前的经济现实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旨在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解释，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遏制衰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成为一个关键的节点，此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仅限于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和完善，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导也坚持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在此期间，以萨缪尔森[1-3]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之大成，形成战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而70年代后，众多质疑和抨击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大量涌现，各学派的论战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尽管流派众多、主张各异，但基本呈现向新古典主义回归的趋势：货币主义日益为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包含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货币数量论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理性预期理论经过萨金特、卢卡斯等人的发展，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其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鲜明观点则属于新古典主义的范畴。整个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便可以总括为新古典主义的综合、变革与回归的历史。

随着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深入交融，新兴市场主体多种经济元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新古典主义在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出现多元化演变的局面。

（一）非主流经济学派

1. 有限理性学说

“有限理性”[6-7]概念的先驱是西蒙，他认为尽管决策者具有积极追求理性决策的动机，但其在知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应当被考虑在内，这将最终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有限理性以必要程度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而这也被认为更加符合现实情况。有限理性要求正视现实阻碍下的决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交易监督成本等一系列成本。

以有限理性的假设为基础，产生了诸如行为经济学等流派，尽管有限理性的学说被认为过多关注个体理性而忽视人类的漫长实践，具有一定的缺陷，但以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现实问题分析，有限理性学说的提出对于充实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外生变量，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两大要素，将会导致模型的解释能力在面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渐显式微。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造成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制度的缺失，新制度经济学[7]通过深入探究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内涵、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的处理方式，在揭示经济发展问题的本质要素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单纯的“经济人”转向“社会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认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弥补了当代经济理论缺陷，在更高维度上分析人类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

（二）经济新学科涌现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转变还包括经济学跨学科复合研究的趋势。跨学科研究中，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产生了有限理性学说、非自利行为理论、个人主观福利心理学等研究成果[6]，经济学与合作行为交叉产生了亲缘选择、群体选择、多方互惠等分析视角[9-10]，经济学与集体行动理论推动集体行为经济学科体系发展[8]，经济学复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带动多学科共同发展，为经济及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四、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在前述分析中，本文强调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和多元化演变趋势并存，这是经济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主流经济学简单假设前提之间的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经济学未来发展存在以下趋势：

（一）研究内容复合化

基于有限理性、心理学[6-7]相关理论，主流经济学对个体偏好的外生性假定不能满足复杂的经济实现需求，而现实的经济行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非利他主义和非理性动作。基于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不考虑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和不确定性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经济主体及发展问题缺乏解释力，主流经济学不存在孤立发展的可能性，未来的经济学发展将按照研究对象的特点，采取与特定学科结合的形式，复合演化为综合学科。

（二）演化经济学趋向性

演化[8]的思想对于经济学领域而言并非陌生的“舶来品”，而是存在一定根基的。汲取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经验，现代演化经济学将越发强调数学模型工具服务于现实逻辑，充分发挥继承、发展、创新、模仿在演化中的作用;主张放弃完全理性假说，承认“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心理活动因素对个体决策行为的重要作用，关注经济变迁的不确定性因素;放弃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主张经济演化的观点，采用演化的分析框架来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强调历史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承认经济演化的时间不可逆性。

（三）多元化发展趋势

多元主义[1]符合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利益，更符合当代经济学完善自身的诉求。经济系统相对于自然科学系统更为复杂而抽象，包含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加之人类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分析工具的有限性和社会系统的不可实验性，经济学的任何一种理论或流派不可能独立提供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有效解释，基于单一理论基础的政策必然带有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多元化推动经济理论创新和进步，减小简单模型假设与现实经济系统的摩擦，扩大经济学对人类现实其他方面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反思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我向思考”，才能为经济学理论提供实践的强力支撑。

五、结语

在经历凯恩斯主义对二战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后，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众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当代西方经济学更多地关注宏观经济层面，同时，新古典主义呈现回归的趋势。本文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发展脉络和现今的多元化演变入手，在搭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体系框架基础上，探索其未来发展走向，以期为经济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Mizen P . Putting the Politics Back into Youth Studies：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hanging State of Youth[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02， 5（1）：5-20.

[2] Astarita C ， Capuano C ， Purificato F .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organised crime： A post-Keynesian analysi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7，68：514-528.

[3] Joseph， Jonathan. Resilience as embedded neoliberalism： a governmentality approach[J]. Resilience， 2013， 1（1）：38-52.

[4] Andrew M . We make our own history.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wilight of neoliberalism[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5：1-2.

[5] Lim W， Matros A ， Turocy T L .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group size in Tullock contests： Experimental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4， 99（C）：155-167.

[6] Kotlar J ， Sieger P.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eliability： A Study of Nonfamily Manage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Family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 43（2）：251-273.

[7] Torsten H . The Rate of Change in Evolutionary System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Model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18， 52（2）：570-579.

[8] Hentges R F ， Galla B M.， Wang M T. 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math achievement： The signi?cance of perceived cos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9， 89（2）：343-358.

[9] Sardoni C. Circuitist and Keynesian Approaches to Money： A Reconciliation？[J]. Metroeconomica， 2016：1-22.

[10] Kivedal K B. A new Keynesian framework and wage and price dynamics in the USA[J]. Empirical Economics， 2017：1-19.

作者简介：段菲凡（1991年6月20日），女，汉族，江西。在职研究生在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