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雨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反正我不信。乌鸦怎么能从天空掉到牛背上呢，它能掉到树上、地上、河面上、屋顶上，就是不可能掉到一只该死的牛背上。小迪说这是他亲眼所见。那时他被寄养在外婆家，外婆家在浙南的乡村，满眼是纵横交叉的河港和稻田。被乌鸦掉到背上的牛是只老黄牛，不，老黄牛差了感觉，小迪说，应该是水牛。水牛趴在水边，慢条斯理地咀嚼着新鲜青草，天过分地蓝，酱油色的蜻蜓飞在半空，不远处的桥上站着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小迪。他盯着咀嚼青草的水牛，期待什么事情发生。这时，一只乌鸦从天空掉了下来，伴随着凄厉的叫声，直接掉在牛背上。牛吓了一跳，左右摇晃脑袋，忘记了咀嚼。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起来，背上的乌鸦没有挪动半分。小迪说，那一刻他像是进入了梦境。这种事难道不是在梦里才会发生吗？他凝望站起来的牛和牛背上的乌鸦，忘记了下桥，也忘记了前往什么地方。多年后的一天夜里，我们趴在阳台上，望着月亮抽烟，他告诉我这个故事。

时间过得太快了，小迪说他还没适应。我也一样，虽然大学毕业已經两年，恍惚还身在学生时代。开发区的夜色带着一股工业气息，我们都在这里上班，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小迪、小孙，还有我女友。我在一家私企当办公室文员，小迪在一家红酒门店做业务管理，这套两百平方米的小区房是我们合租的。小孙是小迪的同事，我女友在另一家红酒门店上班，这里的商务广场上都是红酒门店。我们两个月前刚搬进来。第一次见到小迪，觉得他长得很帅，一米八的个子，身板魁梧，皮肤特别好，真的，很少有男的像他这么皮肤好，脸上找不到半个痘印。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用化妆品，男士化妆品。

上班的红酒门店是他表哥开的。他表哥家非常有钱，有钱的程度超出我们想象。当然，小迪家之前也很有钱，否则怎么能支持他出国呢。但在他回国那年，他爸染上了赌瘾，一年内赌光了所有积蓄，和他妈离婚后就变成了穷光蛋。小迪在国外读了一个奇怪的专业叫“西餐烹饪”，我问他是不是喜欢烧菜，他说一点都不喜欢。我问那为什么要学烹饪，他说无聊，学什么都一样。不过，他做菜真有一手，我们四个人的晚饭就是他做的。平时烧的是中式菜，有一次他突发兴致，要给我们做一次西餐。那是搬进来后的第二个月，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了食材，他一个人关在厨房捣鼓。我们坐在客厅方桌前等待一顿丰盛的西餐。开工没多久，从厨房传来乒乒的声音，进去一看，一块牛排摊在平底锅内，已成焦煳状，锅里还有锅铲和叉子。小迪一脸怒气，握着拳头仿佛盯着仇敌，回头对我们说，不做了不做了！原来他把牛排煎过了头。我怀疑他是怎么在国外念书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的脾气。后来我们点了外卖，吃完后趴在阳台抽烟，就是在那里，他跟我说了乌鸦从天空掉到牛背上的故事。

他说，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岁月，现在外公外婆都已过世了，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他猛吸一口烟，向我抱怨：每天坐在门店，几乎没有一个顾客，整日无所事事。他说他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他表哥的创业思路和他不同，那家伙空怀一腔理想主义情怀，拿钱不当钱，与客户接洽不是为了赚他们钱而是变着法子玩，简直将红酒当成一件艺术品，讲品酒的情调，讲酒文化。他愤愤不平：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比别人命好？为什么真正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却没有平台和资源？我很想对他说，就算没有平台和资源，有些人最后还是能成功的，那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我心里认定，这是个眼高手低的愤青。

没过多久，我就更加坚信他是愤青这一判断。我们加了微信，他在朋友圈转发的全是抨击社会现象的链接，比如哪里的城管和小贩又起了冲突死了人;比如哪里的土地又遭强征强拆，赔偿不公;比如哪里的官员又出桃色新闻被抓起来……他对这类新闻兴趣盎然，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我对他说，现在专门有一批造谣生事的网民，不能全信。他两只眼睛盯住我，像是不相信这样的话出自我之口。“你怎么能这么说？”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批判态度的青年。”我说：“话是没错，但假如新闻本身就是假的呢？”他说：“我宁愿相信一百条假新闻，也不放过一条真新闻。”这是什么逻辑。

管不了他那么多，我自己也有一百件不顺心的事，对于一个室友看待社会的方式没精力更没必要去管。我那会儿确实倒霉透了，被半吊子工作搞得浑浑噩噩，办公室文员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心里完全没底，如果有比这更没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把头割下来交换。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想：又要上班了。另一件头疼的事是不知道我和女友这么下去有没有结果，她不是本地人，家里人要她读完书回老家，她跟家人起了冲突，而我家人希望我找个本地女孩，也不接受我的女友，我就搬了出来，这是我们住在一起的原因。何时是个头呢？她家人会妥协吗？我家人会妥协吗？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拖延下去？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头就疼得一阵阵发胀，睡不着觉就去楼下夜跑，沿着绿化带一圈圈把自己绕晕，绕得满身大汗。小迪这时一般会在阳台抽烟，往下看我跑。如果这时候我能看到他的表情，必定是意义模糊不清的。

坦白说，我们的合租并非一帆风顺，那时小孙还没来，小迪一下班就钻进房间打游戏，两只喇叭发出立体环绕声。正值盛夏，没装空调，我只能把自己的房门打开通风——我在房内写小说。没错，我从读书起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这话讲出来挺不好意思，我从来都觉得成为一名作家是件羞于对别人讲出口的事。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女友拿着手提电脑去客厅看电影，这位合租者却制造出如此庞大的噪音，妨碍我敲下去的每个字。终于我无法忍受，踏入他房间交涉。我问他能不能戴上耳机或干脆关掉音响？他叼着烟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在工作。他说晚上有什么工作好干。我说那是我的事，而你影响了我。他笑了一声，我听得出那是轻蔑的冷笑。过了两天，我照常在写，觉得背后有什么动静，一回头，看到他倚靠着房门，直盯着我的电脑。我来不及合上电脑，问他干什么。他说，原来你在写小说。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写小说？他说他看到了几行，惊讶我居然是一名作家。那一刻，我既羞愧又恼怒，仿佛密谋的一桩丑行被曝光，刚要发作，不料他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你是作家呢，我可崇拜作家了。”我不知怎么回答。不过和他消除芥蒂，友谊慢慢滋长出来，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会崇拜写作的人？他说，不单是写作的人，任何一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我都崇拜，而我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很可悲吧。

我可不认为写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竟能得到别人的崇拜。因为写作，我在单位心不在焉，如果能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一定不是现在这副鬼样子。写作几乎占用了我全部业余时间，由此对女友心存愧意，无法对未来期许稳定的物质保障，连陪她的时间都少之又少。她毕业后在这里没有朋友，那段日子肯定是孤独的，直到小孙到来。

小孙应聘来小迪表哥的红酒门店上班，住房费由门店承担，算是福利。她是那种走在大街最先被淹没的女孩，一米五的个子，微胖，圆脸，小眼睛，塌鼻梁，反正不好看。她家里还有个弟弟，爸妈对她有些放任不管，每月按时往家寄点钱就行。她一个月工资才三千五，保险都没有，但她愿意待在红酒门店，轻松。之前她也尝试找过正规公司，但她对我们说自己适应不了坐办公室，心理压力大，在红酒门店，她可以随意看动漫、网上购物。她是个动漫迷，一天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是用来看动漫的。她说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去一家动漫公司工作。我问她能做什么，她说最好是当一名声优，打打杂也行。我说那你要学好日语。她说她在学啊，看动漫学。我说，这样是学不成的，得下苦功夫，背单词，看语法，跟学英语一样。她说，再说吧。

小孙的到来使女友有了伴儿，她们很快熟悉起来，一起上下班。女友在红酒市场工作只是过渡，不会长期干。她对小孙某些方面的性格虽有保留意见，但不妨碍她们成为朋友，就这样我们四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合租。日常的点滴不值得一提，不过也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第一件事是第一年年底我们各自回家过年，临走前一起吃了顿饭，还去了KTV唱歌。饭是在离住处不远的银泰城吃的。满街过年的喜庆气氛，路边吊起一排长长的红灯笼，商家店铺外贴着红色“福”字和对联，可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我拿了五千块年终奖，而几个大学同学年薪已超过二十万。我不是特别看中钱的人，但写作没有丝毫起色，就这么混着，看不到出头之日。吃饭时，我和小迪喝了不少酒，他比我更沮丧，每到年关他都为回家发愁。他说自己根本不想回去，一到家他妈就抓紧一切机会跟他啰唆，数落他爸的种种不堪，家里如何艰难，那么多钱一下子赌光光，当年赚钱如何辛苦……这些话，小迪听得耳朵都要出血了，这自然影响心情，亲戚们走亲访友，他也一概不去。我说，你干脆别回去了。他说，回还是要回的，和妈一年也就见这么一次面。说着，他大口灌了杯酒。小孙也吐苦水，说自己回家的心情和小迪差不多，要命的是，家里人逼她相亲，她才二十二岁啊，她妈生怕她嫁不出去，说村里同龄的姑娘都结婚了。她说，出来读书这么些年，早就对村里的生活陌生了，以前的小学同学碰面都认不出来，跟村姑大妈似的，讲话的口气和上一辈人一样。那鬼地方连网都没有，能干什么呢。一到晚上，大人们不是打牌搓麻将就是看电视侃大山，她躲进屋里睡大觉，大年三十呢，七点就睡了。

后来，我们都喝高了，本想去KTV吼两嗓释放一下，可进了包厢还是喝酒。女友和小孙也喝上了。隔壁包厢传来鬼哭狼嚎的歌声。幽暗的灯光转得人头晕，大家都不顺心。

这就是我们同居第一年气氛诡异的年夜饭。

过完年，我们又相聚了，我在家只住了九天，女友是初九来的。我有一种隐忧，生怕过年那几天她在她爸妈的施压下就此不告而别，还好她扛住了。小迪和小孙晚两天才回来。意外的是，大家全部聚齐的那天夜里，女友说要告诉我个事，我问什么事，她悄声说小孙和小迪睡了。乍听之下，我没搞明白，待反应过来，眼睛瞪得铜锣般大。女友接着说，今天小孙亲口告诉我的。我问，什么时候的事？女友说，就是年前吃年夜饭那天半夜，小迪走到小孙房间去的。我说，怎么没听到响动？女友说，我们都喝多了，睡得死沉，第二天就走了，小孙没来得及和我说。过年时小迪给小孙发了条短信，意思是叫她别误会，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说，小迪这家伙怎么能这样？女友说，很明显，小迪看不上小孙。我说，那就不能做这种事，小孙什么想法？女友说，小孙不是个随便的女孩，没心不会做这种事。女友叮嘱我，别跟小迪提这事。我应了一声，却越想越气恼，有点为小孙打抱不平，就找小迪很不客气地把事情和盘托出，质问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小迪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说是自己一时冲动。我说，小孙会当真的。小迪说那他不管，已经告诉她别误会。我说，你跟她处处看吧。他说，不行，没感觉。我说，我真想揍你一顿。

两人搞成这样，还怎么在一起上班呢？然而他们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至少表面看不出来。我们的合租生活继续这么过着。

小孙开始系统地学习日语了。原以为她是三分钟热度，谁知她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来晨读，一有空就埋头做笔记。我对女友说，小孙受了刺激，奋发向上了。女友说，如果真是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几个月后，小孙报了日语等级考试，遗憾的是没过线，她倒没怎么难过，对女友说自己尽力了，她这种人可能一辈子只配待在红酒门店了。

小迪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周末整天赖床。他本来就不爱出门，敷了面膜关在房内打游戏，如今游戏也懒得打了，躺在床上抽烟刷手机，看看哪里又发生了大新闻。他那房间一进去，烟雾缭绕的，床上一个体格健壮、四肢健全的大男人，却像鸦片鬼一样。

我们像是能这样一直过下去，把生命中所有的日子都过完。如果没发生什么事，这倒也不失为一种活法，然而一个周日出了件事。

那天一大早，外面传来声势浩荡的呐喊声。跑到阳台一看，一排队伍举着国旗，拉着横幅，在路上游行。那阵子正闹“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的，各地游行早有所耳闻，这里还是头一遭。小迪顿时像打了鸡血，穿衣，开门。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看看。

队伍正要往前方十字路口拐弯，我们跟上去。近看还有点气势，不下五十人，旗帜鲜明地打着“钓鱼岛是中国的”横幅，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队伍保持整齐的阵营，前方由四个青年领队喊着：“中国雄起。”后面紧跟着一连声“中国雄起”“寸土不让”。一旁有记者拍照，路边行人围观的、加入队伍的，不一而足。小迪和我跟在最末，不一会儿，他噌噌上前，到了队伍中央，情绪激动，口号响亮，犹如战场身先士卒的士兵。后来他挤到了最前面，和那四个青年站成一排，成了领队呐喊者。我几乎不认识这个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了。

十分钟后，队伍拐到另一条路上。这里行人更多，汽车都靠边停，司机探出头助威。突然看到前方有一家日本寿司店，关着门，挂出一个牌子，写着“胃是世界胃，心是中国心”。我只觉好笑，队伍停下脚步。一路过来，游行者的口号已不如先前整齐，不少人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玩起了手机，有人索性中途退出了。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走，到店里去。”正是小迪，他从队伍的最前列蹦出，面对人群振臂一挥。这个动作给人一种豪迈的力量，透露出领袖的魄力，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大家交头接耳，显然不准备做出极端行为。我趁机上前，拉住他的手说：“走吧，别闹事。”他向我一瞥，眼中似要射出火来，全身颤抖着，激愤之情占据他的脑袋。我担心他会揍我一拳，告诫我别多管闲事。还好，他冷静了下来，又变回了我认识的朋友。刚才那一幕仿佛是个梦，他突然醒了。

那天晚上，我们买了啤酒，趴在阳台对饮。我们没有谈起早上的事。望着夜幕下的开发区，我想，如果哪天我离开了这里，最值得回忆的肯定是在阳台眺望开发区的夜——前方电厂高耸的烟囱，烟囱上点点如萤火的灯光，商务广场黝黑的主体大楼，以及彻夜通明的路灯。天空见不到一颗星星，月亮只有在云层稀薄的夜里才会出来，我们一口口喝着啤酒，一口口吸着烟。后来小迪又跟我提起乌鸦掉到牛背上的事。如果他不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这件事。他说其实乌鸦不是从天空掉到牛背上的。我问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事实是，那天牛趴在水塘边吃草，它的头上有一根粗壮的树枝。乌鸦站在树枝上。他站在桥上，手里拿着弹弓。他看到那只乌鸦，冒出将它打下来的念头，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粒小石子，塞进弹弓皮，举起弹弓朝乌鸦发射。石子击中了乌鸦的身子，乌鸦惨叫一声，从树枝上掉下来，掉到了牛背上。这才是他童年真正发生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编造。他说，他觉得被弹弓射中的乌鸦太可怜，不如让它直接从天空掉下来，这其实没什么关系，谁会关心一只乌鸦是怎么掉下来的呢。它最后掉落的地方是一頭牛的背，牛承接住了它。如果乌鸦大一点儿，像一只老鹰那么大，牛有可能被砸伤或砸死，牛才是这件事里最可怜的受害者。

说完，他喝干易拉罐里的啤酒，转身回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