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宝星

一

古镇只有一家电影城，上映的电影有限。如果电影对影院环境有要求，我就得到城里去。我有一辆五成新的大众小卡车，没开书店之前，每到周末我就开着车四处跑，通常是往西走，我不喜欢东边，东边太热闹。后来我将自己这些年买的书抬到楼下，摆到用木板钉成的三个架子上供人免费阅读。开始只想着把书给更多的人看，后来我卖起饮料和零食，书店就渐渐名正言顺了。由于我只在周末开门，别人便说我这里是周末书店。我做了一块牌子挂在门口，上面就刻着“周末书店”四个字。

书店门前有棵大树挡住了牌子，不是本地人不知道这里有家书店。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树，树不高，覆盖范围很广，一到春天就会落下一层黑色的叶子，落叶被雨水泡烂后变成黑泥堵在水沟里。现在大树长得青翠，清水沟这种工作已经结束好长时间了。

张老爷已经摆好棋阵，我拎着两瓶啤酒抓着个面包来到大树下跟他下棋。老爷子棋术不高，喜欢钻研，偶尔因为乱了阵型而抱怨。“上周讲到哪里了？”他没有进攻的欲望。“上周讲到百足山的乱葬冈。”我说。

“乱葬冈在百足山一个山谷里，被藤蔓覆盖了，平时看不见草丛下面的坟墓。我当年上山找药草，掉到山谷里去才发现那里有三十多个坟墓。”乱葬冈并不罕见，几乎每个山头都埋过人。人的历史那么长，死去的人太多了，人是历史的载体，泥土不过是将血肉埋起来了罢。百足山深处那个乱葬冈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坟墓里的人的身份不同寻常。张老爷说：“我在坟堆旁找到了当年国民党军装，还有枪支弹药。”他说坟里埋的是当年奉命西进攻打赤坎镇时得知部队败退台湾后躲到树林里去的国民党士兵。

“那里有条木船，”张老爷凑到我耳边说，“船几乎是完好的，除了被雨水泡烂了几个地方，木板上长了苔藓，如果往船身涂层油漆，这船跟新的一样。乱葬冈旁边有条暗流，被藤蔓遮住了，沿着暗流走段路可以看见一个山洞，是人挖出来的，岩壁上还有水流下来，脚下都是碎石，我摸着岩壁往里面走，走了五十多米就沒有路了。”张老爷又凑到我耳边细声说：“那支国民党部队想挖通山头通往潭江，然后在夜间乘船出海，逃到台湾去。”

“那些人死后是谁给他们挖的坟呢？”我问张老爷，“有没有找到挖坟人的尸体？”

“没有，”张老爷说话的时候有些紧张，神神秘秘的，生怕旁边的人听到。

“那肯定有人从山里出去了，他埋下他们就离开了。”

“那个人很可能已经死了，都过去六十几年了。”

这盘棋老头子输了，我的两只“马”把他的“将”死死卡住了。我将啤酒喝完，有小孩到店里买零食，我便起身去店里。天上积了一层乌蓝色的云，很快变成了灰色，看似要下雨，张老爷收好棋子摇着扇子走了。

雨在十一点半左右落下来了，很大，门前很快就积了一层水，石板上的灰尘被刷了起来。石板是干净的，雨水一片污浊。

二

雨停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多，停了一个小时，又继续下。

双马路的司徒老太太又来找我了，她挺着腰站在书店门口。她从不把头发盘起来，花白枯燥的头发披在身后垂到小腿处。她抖了抖雨伞上的水说她家洗碗池堵了。

书店与双马路距离不远，走路十分钟就到了。我钻进那间低矮的房子时，洗碗池已经积了一池脏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洗碗池里洗头。”她有点耳背，我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提起嗓子。

“没有，没有洗头。”她总是这样说。过不久我从管道里掏出一团头发就能证明她在撒谎了。

这次有点麻烦，管道里面是一块硬邦邦的东西。“猪骨头？”我问她，她摇摇头。我拿来钢锯把管道锯断。她坐在一旁跟我说话，没完没了的，都是些生活琐碎。她不过是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才制造麻烦把我找来。洗碗池里的水漏出来，满地脏污，一股馊味蔓延开来。管道里是一块石头，我把石头递到她面前，她捂着没几颗牙齿的嘴巴偷笑。

老人有个女儿，住得不远，母女关系不好，往来不多。我给她装上软胶管道，收拾工具要走，她钻进房间拿出一个雕刻精细的木盒子。“给你。”她说。

我有点受宠若惊，猜想这个喜欢恶作剧的老人会给我什么东西。盒子里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的，用保鲜膜包裹着，上面的胶漆已经掉落了。照片中有一位穿旗袍的年轻女子，站在宏伟的碉楼前，手里拿着一把白色雨伞。照片中的女子就是站在我面前傻傻发笑的老太婆。

临走前，我说等我买了相机再给她拍一张新的照片。

三

雨果真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周末下班路上我碰到了交通事故，一辆载了十二个青年到东莞去打工的小货车和一辆载满游客到小镇来游玩的旅游大巴迎面相撞。交警在维持秩序，救护车忙着救人，满地都是玻璃碎片，两边的车辆堵了好长一段路。

过了半小时，三个刚从田里上来的老头手执扁担走到公路上，将急救车和载着事故相关人员准备离开的警车拦住了。三位老头当中最年轻的看上去都有六十多岁了。他们掖起衣袖跟裤脚，小腿上还黏着黑色的淤泥，横着扁担拦在公路中央。

警察问带头的老人是怎么回事。

这个高个子老头我认识，是一名退休老干部，到书店来过几次，都是来找张老爷下棋的。他挥了两下扁担不让警察靠近说：“这次不把事情解决，谁都不准离开。”

警车和救护车上的霓虹灯闪个不停，警察让他们先放救护车走，有几名游客伤得严重。

老头不愿退步。“他们活该，”他说，“到这里来做什么，这几座破烂的碉楼有什么好看？搞得乌烟瘴气的，以为过来消费几百块很了不起吗？看看河边的垃圾，都是这些人带来的。”说话间他又挥了两下扁担，如果不是中间隔着警车以及救护车，扁担很可能就落在已经碎了挡风玻璃的旅游大巴上了。“还有，”他指着站在警察后面的小镇青年说，“你们这群人，看看你们的头发你们的脸，跟鬼一样，抛下老人小孩出去打工，说是出去打工，什么时候拿过一分钱回来？回来一趟就说家里住不惯，把自己当老爷了，别忘了这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明天我就把公路挖了，看你们怎么出去。”

警察说这种事情可以跟街道办事处去谈，拦着游客没用。

老头指着带头的警官说：“你别上来，你是要对我这个老头动手动脚吗？今天就是让外地人吃吃苦，以后别来了，也给其他想来的人一个警告，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车上都是老师，在学校辛苦了半年，学校组织出来走走，你一把年纪了怎么不理解？”

“我不理解？”老头继续争执，“我当兵打仗的时候你小子在哪里，你家老爹还没出世。”

听到这里，我马上想到了张老爷说的百足山上的乱葬冈，以及埋下战友之后失踪的那个士兵。我留意眼前这个老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身上可能有好几处伤疤。他漫长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老头始终不肯让步，看热闹的人不耐烦了，鉆进车里不停鸣笛。我抽了半包烟，天色已晚。张老爷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走到三个老头中间，拍拍他们的肩膀，低声说了几句话。高个老头大声反驳了几句，气愤地走开了。我本想上去跟张老爷说几句话的，后面的车一直在鸣笛，我只好开车离开了。

四

星期六早上，张老爷来了，没有带棋盘，手指夹着烟卷，神情憔悴，坐在书店门前的石凳上轻轻咳嗽着。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下雨天染了风寒。

“昨天的交通事故没带来什么麻烦吧？”我问他。

“麻烦没有，高老头倒是气出了病，这个年纪生了病可没那么容易好。”张老爷又卷了一根烟。他的手在抖，老人的手都是这样的，又黑又干，手掌几乎要裂开好几块。“我想去一个地方，”他说，“你有车，请两天假带我去吧。”

“去哪里？”

“要去找找，在潭江边。”

我问他：“什么时候走？”

他吐出一口烟，说：“过两天。”

张老爷走后书店没有其他人了，太阳蒸腾着地上的积水，空气是湿热的。电影院方向有音乐传过来，赤坎镇老人活动中心在电影院对面，和电影院共用一个广场。大多时候广场上都摆满了物品，运动设施上的油漆都掉光了，偶尔有贪玩的小孩在上面摇晃。赤坎镇繁荣过，动荡过，最后剩下这些古建筑能证明过去是怎样的生活，大部分老人已经糊涂了，过去的事情讲不清楚。姜文拍《让子弹飞》的时候曾考虑到赤坎镇取景，在鹅城和赤坎之间姜文选择了鹅城，那里的碉楼更集中，更有场面感。在姜文做出决定之前，赤坎人做足了准备把街道打理得整整齐齐，然而姜文、葛优和周润发一个都没来。

我刚到赤坎接触到这些古老建筑的时候一度为之惊讶，这些建筑既有精致的一面又有坚固的防御系统。能够建造这种楼房的人肯定在艺术上有前卫的想法，同时也有高超的建筑技术。那些出海漂泊的人，那些漂泊多年回来的人，追求富贵与衣锦还乡，都是一段漫长的故事。赤坎人渴望姜文过来，不是要他带来经济效应，他们希望姜文能来讲述赤坎人的故事，他们缺一个能把故事讲给世界的人。

五

小卡车在崎岖不平的黄泥路走了三个多小时了，一路颠簸。张老爷望着窗外的风景，样子疲惫不堪，沉重的眼皮不断下坠，只剩下一道黑线。我不时通过后视镜观察他，担心沉闷的气氛把他憋坏。第三天了，从赤坎出发，沿着潭江往南走，路过新会双水、银洲湖、崖门口，进入潭江下游，找到了好几座碉楼，可都不是张老爷所说的那座。

“那里有片海一样的芦苇。”他一直在强调这句话。过去那么多年了，几乎所有的碉楼都被保护起来成了景点。江边偶尔会有芦苇，但没有看见他所说的浩浩荡荡的芦苇地。

从南边回来，进入长沙镇，穿过三埠镇，再穿过赤坎镇，到恩平的时候张老爷有些走不动了，瘫倒在简易旅店的红木沙发上。“会不会已经倒塌了？”我问。他没有说话，一个劲地摇头。

早上，我们从旅店老板口中得知往西二十里快要接近阳江的地方有片芦苇地，那里没有人烟，是一片荒地，走水路比较容易找到，开车去的话要绕很长的路。张老爷不能坐船，上船就头晕，我们只好再次钻进车厢往荒野开去。

穿过几个村子，我好几次下车向路人打听芦苇地所在的地方。按照乡里人的指引，汽车进入一条狭窄的黄泥路，在一片平地上走了好久。路边偶尔有人家，经过几片池塘以后很长一段路都没再看到人影。黄泥路走到尽头，茂密的芦苇挡住去路，我走到车外，点着香烟四处张望，碉楼黑色的身影映入眼帘。

碉楼三层高，最底下那层仅剩下四根石柱，石柱的表层被子弹打烂了，弹孔星罗棋布。有些弹头挖不出来，成了蜂窝或蚁穴。我扶着张老爷在碉楼四周走了一圈。杂草遍地都是，住在碉楼里的人早已离去。张老爷半张着嘴，似乎要呼唤谁的名字，大半天过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碉楼里面，一把铁梯曲折延伸到天台。张老爷执意上楼，倚着腐朽的栏杆俯瞰金灿灿的芦苇。芦苇长得繁茂，风从不远处的江面吹来，楼房摇摇欲坠。

张老爷对一个名叫司徒若兰的女人念念不忘，出发到这里之前我无限渴望见到这个女人。碉楼前那片空地没有芦苇，地上还有田垄的迹象，能带走的都被带走了，只有碉楼里抹不去的炭火烧出来的黑影以及地里的田垄能证明那个女人在张老爷离开以后又住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是那支奉命西进的国民党部队的一员，我们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多月仗。”张老爷的手抖得厉害，回述往事让他情绪激昂，嘴唇开始颤动，眼皮眨得频繁，“封锁碉楼的时候得知西进计划失败，大部队已经撤至台湾，我们无路可走决定进入西北丛林占山为寇。”

天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垢，我找来两块松动的青砖叠在泥垢上扶老爷子坐下。芦苇跟碉楼放在一起显得突兀，生机盎然的芦苇映衬得碉楼更加残旧。他如惊恐的大雁从部队逃走，在丛林的边沿老远就看到了碉楼。他记得很清楚，他拨开芦苇来到碉楼前，天地一片金黄，碉楼宛如掉进金色颜料中的墨砚。碉楼上站着一个女子，她就是司徒若兰。

“她去了哪里？如果她还活着，也有八十多岁了。当时她穿着红色布衣灰色裤子，脸被炮火烧伤了，头发凌乱。”张老爷深思半刻，“已过去六十几年了吧。”其实是六十八年。

“那时，她每天早早就出去了，在白雾散去之前，什么都不带，就说一句她要出去了。芦苇地里到处是破砖碎瓦、弹片和尸体。这里原本是个小渔村，我们来到这里的一个多月里，渔村被烧成了平地，碉楼是唯一不倒的建筑。她陆陆续续从芦苇地往碉楼搬回去好多东西，红军的军帽、瓢盆，也有油灯。她有一把长满红锈的铁枪，枪匣子里有一颗子弹，她用红布将铁枪包裹起来藏在砖块下。”

“那时泥土被鲜血渗透，新长出来的艾草都是红色的。”张老爷举起僵硬的手臂，仿佛眼前就是那片红色的艾草，“渔村久攻不下，碉楼像一颗钢钉深深扎进部队的心脏。我大腿中了一枪，子弹卡在大腿骨里，没来得及治疗，进入丛林的时候伤口愈合了。”张老爷说，“军官安排西进任务的时候信心满满，说西进成功就能大举北上收复失地，但仅过了一个月我们就收到了大部队败退的消息。”

芦苇深处传来动静，可能是野兔或者鹧鸪在追逐，张老爷想抽烟，在口袋里掏了很久。我帮他把香烟掏出来，给他点火。他猛吸了几口，激动的情绪才有所平静。

“她在芦苇地里找死在战争中的村民尸骨，找到了四百三十二具，剩下的三十多具始终没有找到。”张老爷说起司徒若兰的时候刻意不提她的名字，只说她。他忘记了好多事情，却记得司徒若兰的模样，她的容貌停留在过去。“那时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没找到的三十多具尸体可能已经被埋在泥土下，也可能被漫上来的江水带走了。”

“她不会离开，除非死了。”张老爷将烟雾吐出来轻轻咳了起来，“我找到碉楼的时候左腿伤得很重，浑身都是泥土，像刚从泥土里爬出来，又饿又累，在一楼靠着墙壁坐下，一直坐到深夜。她握着铁枪守在楼上，她当时还不知道那把枪打不响。”

“如果不是战争，这个村子就不会消失。部队来到这里的时候村里人在地下挖了许多通道帮助游击队打击我们。村民躲在地下，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打到，只要将枪口从洞口露出来子弹就能飞到我们身上。部队挣扎了大半个月，用炮火烧了所有的房子还是无法前进。后来就守在江边，将石拱桥以及江里的木船炸毁了，所有人困在地下，冒出地面的被打死，躲在地下的被饿死。”

绒毛似的芦花纷纷扬扬，黑色的种子被绒伞带着满天飞，江面上也漂满了芦花，芦苇剩下光秃秃的秆子。张老爷不喜欢空气中的花粉。“从树林里逃出来后，我在这座碉楼待了将近一年，害怕出去，也担心外面的人进来。是她，”张老爷情绪再次提了上来，“是她一直陪在我身边。”

芦苇地冒起一声乌鸦的叫声，那只乌鸦站在花穗上侧着脑袋。风有点凉，天色暗了下来，天际还有晚霞在燃烧，江对面的山林冒出白雾，白雾散开以后空气有点湿。

“那原本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战斗了，一方执行任务发起侵略，一方出于自卫防守反击。可因为战局的改变，因为绝望，这场战斗变成了屠杀。”张老爷背靠着墙壁，哆嗦着伸手到口袋里掏烟，我弯下腰又给他点了一支，只有香烟能使他面对往事时保持清醒。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绝望，他的眼睛仿佛被注入了黄色的烟，黄烟在瞳仁里打转，他摇摇头自答：“肯定不知道。”

“因为绝望，焦虑的士兵对着天空放枪，朝还没熄灭的炭火中扔炮弹，他们在找发泄方式，刚好这个时候，一个耐不住饥渴的小男孩冒出了地面。士兵马上兴奋起来，子弹先是打到了小男孩的腿，他当场就倒下了，没有力气爬起来，依旧保持着往前爬的姿势，随后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把他的身体打得稀巴烂。困在地下的时间越长钻出地面找食物的人越多，士兵将这些人全打死在江邊，然后向碉楼发起进攻。”

“假如那个男孩不钻出地面，在地下再忍一两天，这场屠杀就不会发生。”张老爷狠狠吸了几口烟，身体还在抖。

“大屠杀那天，雾水冰凉，江上有鸟儿飞来飞去，天上飘着乌云。困在地道里的人已经断粮好久，在地下闷得头晕眼花，身体浮肿。他们在等一场雨，一场大雨。当江水漫上来，他们就可以潜在水里逃出去。”

“也是因为绝望，”张老爷说，“村民躲在地下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胜利，更不知道蒋介石逃到了台湾，甚至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他们唯一的祈求就是下一场雨，一场滂沱大雨，他们厌透了地下带着着病菌的空气，厌透了泥土的气息。”

风摇晃着芦苇，流水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张老爷将烟屁股按进泥垢里站了起来。他体格高大，却是一副病态，身体很瘦，光靠骨架支撑着。

“‘共产党胜利了，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我当时这样跟碉楼里的女人说。那个女人躲在角落里手中紧紧握住那把短枪。”

“在碉楼的那段日子，左腿上的子弹还没挖出来，夜里经常做噩梦，做梦的时候身体抽搐、手脚冰冷，随时都会死去。”张老爷伸出左腿，用力拍了两下。我担心他旧病复发劝他回车里，他摆摆手示意我不要打断他：“有个夜晚，左腿痛得比平时厉害，我在地上翻滚着挣扎。她上前帮我，试图让我安静下来。我翻过身来将她压在身体下面，将她的衣服一件件扒开了……事后她从砖头下取出那支铁枪对着我的脑袋打了一枪。铁枪没有打响，生锈的子弹还在枪匣子里。”迷迷糊糊的，张老爷似乎听到了枪声，眺望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潭江变成了暗绿色。他说他想到江边去。

坟堆在暮光下显得阴森，木牌上的布条沉重地垂落，用刀子在木板上刻下的不工整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每个名字下面对应的不一定是那个人的尸骨，因为有些人被炮弹打烂了，有些太晚才被找到的已经被鼠虫咬得认不出来了。”张老爷悲戚地说。

天色完全暗下来，碉楼静悄悄湿漉漉的，成群的鸟从芦苇地飞到天台栏杆上站成一排。张老爷说冷，我在江边清出一片地方用芦苇秆点起一堆火。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黑色本子，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都是他死去的战友的家书。他答应这些战友，只要他还活着就会将这些信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中，因此战争中战友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他。

风越来越大，芦苇哗哗响宛如喷射的机枪。他似乎看到了他的战友，他们身上到处是伤，白色的纱布包裹着不同的部位，鲜血从纱布里渗出来。乌云遮住月亮后他们都消失了，黑暗中那只乌鸦呱呱地叫。

张老爷扶正被风吹歪的木板，整理木板上的布条，将坟堆清点一遍。碉楼看上去冷清了许多，随着张老爷的一声咳嗽，楼上的黑色鸟儿一哄而散。芦苇如水波拍打着远方的山野。那年秋天，司徒若兰将带着花粉的空气吸进肺里，然后把头伸到窗外吐了起来，张大爷才知道她怀孕了，怀了他的小孩。

“我穿着她从死人身上解下来的衣服，衣服太窄了，我将衣服撑得紧紧的，被病痛折磨，晚上总睡不着。她心里也不好受，被一个国民党逃兵强暴了，怀了他的孩子，他却要死了。”

张老爷说他想在死之前把本子里的信送出去。他求司徒若兰帮他找一条船，等江水饱满时他就顺着江水离开。江边的木船都被炸了，司徒若兰便用枯萎的芦苇秆编草垫。

“秋天天色转变得快，天黑得越来越早。她要在秋冬季节将芦苇秆编织好，因为春雨到来以后芦苇会生长起来，芦苇秆会变得沉重，草垫在水中走不了多远就会下沉。

“冬天下了好几场雨，雨过之后江上也没多少水，那个女人总担心我撑不到江水饱满的那天。冬天的夜晚与早晨是寒冷的，许多鸟兽不见了踪迹，可能在冬夜里死去了。”

离开碉楼之前，张老爷将司徒若兰唤到身边，想听听她肚子里那个生命成长的声音。他掀开司徒若兰的衣服，抚摸她的肚皮。

“是个男孩，好动，踢得她的肚皮噗噗响。”张老爷抬起头对我说。

“风变得暖和了，雨很细，下了三天，江水渐渐饱满。雨停那天晚上，我抓住她的手臂泪流满面，很久才挤出那句话，我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一大早，她挺着肚子背着我穿过芦苇地往江边走，那时的我只剩下一个躯壳了，因此她走起路来并不是特别艰难。我对那只用芦苇秆编成的船很满意，迫不及待地爬了上去，央求她将草垫推到水中。草垫一开始漂得很慢，来到江中央就被江水推着往下游漂去了。

“草垫随着流水漂远以后，我掏出从砖缝里偷走的那支铁枪，将枪口含在嘴里，扣下扳机，还是没有打响。”

“山上那些人是你埋的？”

“不，不是我，我上山找过他们，找到那个山谷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埋在地下好长时间了。”

张老爷站起来，拍掉黏在裤子上的碎草对着江面呼唤了几声。他没有呼唤司徒若兰的名字，也没有呼唤他的孩子，只是“哎哎”喊了两下。喊声在江面回荡，芦苇叶子发出的哗哗声很快就将呼喊声吞没了。我扶着他往碉楼走去，他绕着碉楼四根破败的石柱走了一圈，才跟我回到车上。

夜路难走，车开得很慢，我们的身体随着公路的起伏上下颠簸。那片芦苇地幽深静谧，宛如一片深邃的海，碉楼是深海中的孤帆，海水带着孤帆远去，在后视镜消失了。

我问张老爷认识不认识镇上的司徒太太。张老爷说，认识，若兰比她漂亮一百倍。

六

司徒老太太打电话叫我过去，问我什么时候才把相机买回来。她说她怕死，有些事情能做的就要先做，不然怕来不及。小镇陆续有老人去世，像倒计时一般，数到哪个数字哪个老人就离开这个世界。

“还没出去买相机，”我跟司徒老太太说，“要不用手机给你拍一张，拍得好就出去洗出来，拍得不好再去买相机。”

她情绪低落，可能是觉得有些事情是需要追求完美的，不该敷衍而过。她带我去看她的旗袍，她小心翼翼从柜子里拿出来。旗袍的布料已经失去了光泽，可花纹依旧精致。她轻轻抚摸旗袍上的花纹，似乎在回想过去的事情。

“穿上吧。”我说。

她摇摇头，泪水快要从眼眶掉出來了：“要准备好了再穿。”

我跟她说我可能买不起相机，真要等我买回来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手机拍出来效果也是很好的，到时我去洗出来，洗一张大的挂在墙上。”

“那你等一下。”司徒老太太像个害羞的女孩，扭扭捏捏钻进她的房间。

我坐在她家门口抽烟。司徒在赤坎是大姓，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姓氏。司徒老太太曾跟人说赤坎镇最辉煌的碉楼梨园是她家的，“文革”时她们一家被赶了出来，梨园成了学校，后来又成了祠堂，她们从里面搬出来以后再也没有搬回去。

司徒老太太在房间待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出来了，掀起门帘，露出一张涂得红彤彤的脸。她朝我一笑，脸上的皱纹马上暴露了出来。我替她掀开门帘，将她拉出来。她穿着那件蓝色旗袍走起路来有点别扭，尽管她的身板很直，身体消瘦，毕竟上了年纪，套上旗袍后，身体被线条束缚着，有的地方绷得紧紧的，有的地方显得松垮。皮肤已经没有光泽，黑斑布满两条手臂，皮肤的纹理显示着下坠的趋势。司徒老太太也知道自己不协调的姿态，显得难为情。

我让她坐在沙发上，侧着身体，双手放在膝头上，脸朝我这边看。

我从好几个角度给她拍了照片。她的眼神发生了几次变化，从一开始的激动，到失落，再到惆怅，最后她累了，不再挺直腰背，泄了气一般坐在椅子上。我给她看手机里的照片，她推开了。

“肯定像个老妖怪。”她说。

七

我把手机里司徒老太太的照片洗出来，装裱好，用鲜艳的纸包起来，来到她家。她久久不肯打开。她说她要走了，搬到她女儿那里去。我为她感到欣慰，母女俩终于和好了。

“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她指着照片说，“她很谨慎，也很听话，说我一个女人又喝酒又抽烟，一把年纪了还不知廉耻涂脂抹粉。她没有在梨园住过，小时候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看到她阿爸给我买好看的衣服就生气，说她都吃不上饭了爸爸还给我买衣服。”

她终究还是撕开包装纸把照片拿了出来，端详着照片中涂了厚厚一层粉的自己，很爱惜地抚摸着上面的玻璃：“我是地主的女儿，过了十几年大小姐的生活，后来嫁给了她阿爸，她阿爸是个农民。他觉得嫁给他委屈了我，对我很客气，不让我干活，最后把自己累死了，阿女才这么讨厌我。前两天我去老人活动中心做检查，医生说我肺里有块阴影，半个手掌那么大，活不久了，她知道后说要来接我过去。我本不想去连累她的，我为自己活了一辈子，最后这段日子也想留在这里。她执拗得很，开车过来把屋里的东西都拉走了。”她露出幸福的笑容。

司徒老太太离开小镇后我又请了几天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床上，我睡得天昏地暗。直到有一天，张老爷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我耳边。

我来到张老爷家时，附近的老人已经把他埋葬好了，大火正在焚烧他生前用过的床褥和衣物，火焰蹿得很高，烟尘在天上形成了一片灰色的云。巷口阶梯上坐着一个老头，满头白发，叼着烟，一只手托着脑袋。我认得他是前段时间在公路上拦着救护车和旅游大巴不让离开的高老头。

我在他身边坐下，给他递了支烟，他扔掉手上那支廉价香烟把我递给他的点着。

“老张去世的时候没受什么苦，还没完全死去的时候眼睛就闭上了。”高老头咀嚼着口中的烟雾，像一匹骆驼在嚼枯草。

“我本应该来见他一面送他一程的。”我对高老头说。

他摇摇头说：“他早已习惯一个人了，去世之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要走了，要我过去帮他收拾一下。其实他已经收拾好了，回去以后他在床上躺下再也没有起来。”

火在背后燃烧，热波一阵阵扑过来。天色暗得很快，天际的光一线线被偷走了，只有炭火的光芒从背后照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打在地板上。

“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说，“百足山上的山洞和乱葬冈，还有那支国民党部队。”

高老头回过身看了一眼张老爷那空荡荡的房子，叹了一口气说：“回到树林里马还是马，人不能，人不能回到树林做一只猴子。那支国民党部队一开始还满怀决心，造船，挖山洞，船做好了，山洞没个尽头。事实上那支部隊进山不到半年就撑不下去了，绝望、自暴自弃，最后都抑郁而死。”

“你就是给死去的人挖坟的士兵？”

“不，”高老头说，“我是半途从树林里逃出来的。”

“那个女人你知道吗？”

“那是他的故事。他从山里出来，在碉楼遇到了她。当初我在赤坎遇见他时，以为他是从山里下来暗杀我的。我想逃，他将我擒住，我们在一个牛棚里向对方坦白了。他告诉我有个战友病得严重，瘦得仅剩下骨头了，还经常出现幻觉，一个人在树林里走来走去，最后走不动了，躲在山洞里哭，怎么也死不去。是老张杀死了他，用一条枯藤将他勒死了埋在山洞前。”

“他为什么跟我说他是半途从树林里逃出来的？”

“可能是他不想在你面前承认自己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兄弟。”

高老头将香烟吸完以后又问我要了一支，继续说：“活了那么久，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镇上有两个小孩偷偷钻进老张的屋子，翻出了一把铁枪，把他告发了，他要被发配到云南劳改。去云南之前他跟我说，那个被屠杀的小渔村里还有个活口。我担心那个女人把我供出来，就沿着潭江去找那所碉楼。找了好几天，我找到了。那个女人还在碉楼里，还有个小男孩，我夜里偷偷潜入碉楼把女人和孩子都杀死了，尸体就埋在河边。老张回来以后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我心里有愧，一直不敢跟他有太多来往。他以为那个女人和小孩还在碉楼等他，老提起这件事。他在云南劳改的时候被当地人殴打过，头颅里有个肿块，想不起一些事，他记不起那个地方在哪里，嘴里一直说要去找碉楼，以为碉楼在很远的地方，其实离这里也不过几十里路。”

“你最后有没有跟他说？”

老高摇摇头。

八

张老爷和司徒老太太是我在赤坎古镇最亲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即将死去。每见一次司徒太太，我都要问她，年轻时认识不认识张老爷。司徒太太，每次都如第一次听这个问题一样答，啊，不认识啦。我是多么希望她就那个司徒若兰啊。

书店一天天变得冷清，平日聚在树荫下闲聊的老人仿佛一下子消失了，不清楚他们到底去了哪里。这个古镇跟着老人一起衰老，砖瓦松动，墙上暴露出一条条狰狞的裂缝，它在等待一场台风或者地震。

秋分那天，阿哥打电话给我，说我不能在这个阴郁的古镇继续待下去了，我应该去大都市感受一下生活。七年前，我的父母死于一场流感，由于病情过于突然，他们病倒在床上的时候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我来赤坎古镇生活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父母身上留下的遗憾，也是为了在老人身边找到某种救赎。

我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决定离开这个生活了六年的粤西古镇，离开这里充斥着腐烂气息的生活。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哥哥的电话，一大部分原因是胆怯。在老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我为此感到了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我已经不年轻了，三十五岁，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已经停止生长，我会在明天过后开始衰老。

离开古镇之前，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趟百足山。

百足山距离古镇七公里。我开车穿过一片片田野来到山脚下，然后独身一人走进树林。百足山的浩瀚出乎我的意料，本以为粤西地区平原居多，即便有山林也是低矮的山丘。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树林，爬上一座高大的山峰，站在山顶才知道，真正的大山还在后面。

一直在上山下山，太阳来到头顶的时候我进入一片榕树林，越往树林里面走越感觉阴冷。树底下的泥土软绵绵的，一股落叶的腐烂气息，偶尔有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我手拿一根树枝撩开草木间的蜘蛛网，不时找个空旷的地方抽支烟，抽完烟继续往山里走。在树林里行走时我脑海中一片空白，似乎获得了某种自由，心情舒畅了许多。但是这种舒畅感很快便消失了，我感到乏味、浮躁、不知所措。

从山里出来时已是黑夜，小卡车冷冰冰地在原地等我，我坐在方向盘后面抽了好几支烟才发动汽车返回。我没有找到张老爷所说的那个乱葬冈。

第二件事，我要写下这篇关于古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