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东，郭子增，王 龑

(1.东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大连银行，辽宁 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近年来，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成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6-2016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银行在上述两种资产经营模式下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特征关系。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既可以通过高风险承担的“重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也可以通过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其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存在一个收益最低的“临界点”。进一步检验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提高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降低了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此外，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转型过程中其绩效相对平稳；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转型过程中其绩效的震动较大。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的“轻资产”经营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需要在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方面进一步做出改进。

根据业务重心的不同，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可分为“重资产”和“轻资产”模式[1]。“重资产”模式是指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传统的对公贷款业务上，通过生息资产的快速扩张获取收益。此类业务单笔金额大、风险相对集中，形成的资产具有较高的风险权重，因而“重资产”经营是一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承担的商业模式。所谓“轻资产”模式，是指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上，单笔金额小、风险相对分散，形成的资产具有较低的风险权重，因而“轻资产”经营是一种低资本消耗、低风险承担的商业模式。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银行业一直偏向于“重资产”经营，追求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并将大量资金配置给了信贷资产。在市场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时期，“重资产”模式一度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近年来，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新常态、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给“重资产”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资本要求提高和监管政策趋严更是给“重资产”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转型“轻资产”经营开始成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那么，与“重资产”模式截然不同的“轻资产”模式，能否助力我国银行实现收益最大化？转型“轻资产”经营，会对银行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区分“重资产”经营与“轻资产”经营

研究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关键问题是如何定量的区分“重资产”经营和“轻资产”经营。为了避免主观判断造成的偏误，本文将从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特征关系入手，通过实证检验找出客观标准，对“重资产”经营和“轻资产”经营进行区分。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会逐步降低，其收益水平则会经历一个先降低后回升的过程。换而言之，“重资产”经营的银行(高风险承担)，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成功转型“轻资产”经营的银行(低风险承担)，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只有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的过程中，银行的收益水平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定：

商业银行既可以通过高风险承担的“重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也可以通过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其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之间呈U字型关系，存在一个收益最低的“临界点”(如图1所示)。

银行业务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2]，这是导致上述U字型关系的根本原因。从高风险承担的“重资产”经营转型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经营(如图1所示)，实质上是业务重心的转移，即：对公贷款业务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下降；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上升。对公贷款业务的比重下降，会导致其贡献的利润逐步缩减；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的比重上升，会导致其贡献的利润逐步增长。

图1 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

转型初期，“重资产”模式下的商业银行，对公贷款业务规模较大，存在规模经济效应；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规模较小，尚未实现规模经济。前者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因而随着业务比重下降，其利润的缩减速度较快；后者尚未实现规模经济，因而随着业务比重上升，其利润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前者利润的缩减速度大于后者利润的增长速度，这对银行的收益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因此，在“临界点”右侧，随着风险水平的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也在降低。

随着转型的继续，对公贷款业务贡献的利润依然在缩减；但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的规模逐步扩大，开始出现规模经济，因而其贡献的利润会加速增长。当后者利润的增长速度和前者利润的缩减速度相一致时，银行的收益水平就会停止降低。因此，在“临界点”位置，银行的收益水平最低。

转型后期，银行从右往左跨过“临界点”，后者利润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前者利润的缩减速度，这对银行的收益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因此，在“临界点”左侧，随着风险水平的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开始回升。此时，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利润的增量，已经开始弥补对公贷款业务利润的减量，这也意味着银行成功转型了“轻资产”经营。

总的来看，在“临界点”右侧，银行的高收益主要受益于具有“重资产”属性的对公贷款业务；在“临界点”左侧，银行的高收益主要受益于具有“轻资产”属性的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换而言之，如果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对公贷款业务上，最终会位于“临界点”右侧，即通过“重资产”经营来提高收益；如果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上，最终会位于“临界点”左侧，即通过“轻资产”经营来提高收益。

因此，只要确定银行风险和收益之间的特征关系，就可以根据“临界点”定量的区分“重资产”模式和“轻资产”模式，从而对商业模式转型做出定义。

(二)变量选取

本文将商业模式转型(Mode)定义为虚拟变量：当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小于“临界点”时，银行属于轻资产经营(Mode=1)；当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大于“临界点”时，银行属于重资产经营(Mode=0)。

本文选取的银行绩效评价指标包括：其一，特许权价值(FV)，即银行的托宾Q值[3]；其二，盈利稳定性(Stability)，即银行总资产收益率标准差的倒数；其三，运营稳健性(Robustness)，即银行的Z值作为银行破产概率的倒数，Z值越大，银行稳健性越高，Z值越小，银行稳健性越低；其四，运营效率(Efficiency)，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FA)进行测算。

本文涉及的其他变量包括：总资产收益率(ROA)，即银行的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反映银行的收益水平；风险加权资产比例(RWA)，即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除以总资产，反映银行的风险水平；资产规模(Size)，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权益资产比(Capital)，即银行的总权益除以总资产；贷存比(SLR)，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资本充足率水平(CAR)，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经济状况(GDP)，即我国GDP的同比增长率；货币政策(M2)，即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长率；利率水平(Rate)，即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中国A股的16家上市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选取的数据为2006-2016年的季度数据，银行的微观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三)模型设定

本文的实证研究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步，检验商业银行风险水平和收益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研究假定，设定模型为如下形式：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总资产收益率(ROA)；解释变量为风险加权资产比例(RWA)；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micro)包括资产规模、权益资产比、贷存比、资本充足率；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macro)包括经济状况、货币政策、利率水平。

根据式(1)的极值条件和回归系数，可以计算出相应的“临界点”，进而对“轻资产”模式和“重资产”模式进行区分：

(2)

其中，β1为式(1)中RWA的系数，β2为式(1)中RWA2的系数。

第二步，检验商业模式转型(Mode)对银行绩效(Performance)的影响：

(3)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银行绩效，分别为特许权价值(FV)、盈利稳定性(Stability)、运营稳健性(Robustness)和运营效率(Efficiency)；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micro)包括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规模、权益资产比、贷存比、资本充足率；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macro)包括经济状况、货币政策、利率水平。

二、实证分析

(一)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的关系

本文采用了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种方法对式(1)进行了回归。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均使用了稳健标准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微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均使用滞后一期值。

模型(1)-(3)的被解释变量是总资产收益率(ROA)，回归结果显示：风险加权资产比例(RWA)的系数显著为负，其平方项(RWA2)的系数显著为正。根据二者的系数来看，风险加权资产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关系。明显的，该结果与本文的研究假定相一致：商业银行既可以通过高风险承担的“重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也可以通过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其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之间呈显著的U字型关系，存在一个收益最低的“临界点”(如图1所示)。

为了确保上述U字型关系的稳健性，本文将收益水平的代理变量替换为权益收益率，重复了上述检验过程。模型(4)-(6)的被解释变量是权益收益率(ROE)，回归结果显示：风险加权资产比例(RWA)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其平方项(RWA2)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上述结果稳健可靠，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之间确实呈显著的U字型关系。

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银行运用其全部资产获取收益的能力，是管理层进行决策时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模型(1)-(3)计算的“临界点”为准。

模型(1)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根据其系数计算的“临界点”为60.89%；模型(2)使用了固定效应，根据其系数计算的“临界点”为58.06%；模型(3)使用了随机效应，根据其系数计算的“临界点”为57.50%。明显的，三种方法的计算结果非常接近，为了进一步降低估计误差，本文使用三者的平均值(58.82%)作为最终结果。结合表1，就可以对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转型(Mode)做出定义：当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小于58.82%时，商业银行属于“轻资产”经营(Mode=1)；当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大于58.82%时，商业银行属于“重资产”经营(Mode=0)。

(二)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本文基于式(3)检验了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考虑到两种商业模式下银行绩效的差异，既有可能是商业模式转型导致的结果，也有可能是银行自身条件不同导致的结果，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因此，本文采用Maddala(1983)[4]提出的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了研究。两步法估计的结果见表2，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微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均使用了滞后一期值。

表1 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的关系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2 两步法估计的结果

模型(7)和模型(8)以特许权价值(FV)作为被解释变量，商业模式转型(Mod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原因在于：一方面，特许权价值反映了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在“重资产”模式下，银行高度依赖传统的对公贷款业务，产品和服务比较单一，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无法充分发挥其经营特权的潜力，因而其特许权价值较低；“轻资产”模式下，银行需要在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方面进行大量创新，通过完善产品体系、丰富业务结构，可以更好地挖掘经营特权的潜力，因而其特许权价值较高。另一方面，特许权价值是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托宾Q值)，反映了其品牌声誉和市场认可程度。随着金融脱媒的加剧，大型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越来越高，优质客户被资本市场分流，这使得传统对公贷款业务面临更大的挑战，因而“重资产”模式的特许权价值较低；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可以摆脱物理网点的桎梏，通过线上线下的协同配合，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有利于银行提高品牌声誉和市场认可程度，因而“轻资产”模式的特许权价值较高。

模型(9)和模型(11)以盈利稳定性(Stability)作为被解释变量，商业模式转型(Mode)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稳定性。原因在于：尽管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贷款利差有所收窄，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规模庞大，通过优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传统对公贷款业务仍旧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收益，因而“重资产”模式的盈利稳定性较高；我国银行的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起步较晚，依然处于探索阶段，产品和服务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需要进行大量的创新和尝试，一些新产品、新项目的收入波动可能比较强烈，因而“轻资产”模式的盈利稳定性较低。

模型(11)和模型(12)以运营稳健性(Robustness)作为被解释变量，商业模式转型(Mode)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运营稳健性。原因在于：“重资产”模式下，银行的风险承担较高、资本压力较大，更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严格的外部监管会促使银行更加审慎的经营，因而“重资产”模式的运营稳健性较高；“轻资产”模式下，银行的风险承担较低、资本压力较小，监管部门的关注度不够，导致银行的经营相对激进，过度创新甚至会导致金融乱象，因而“轻资产”模式的运营稳健性较低。

模型(13)和模型(14)以运营效率(Efficiency)作为被解释变量，商业模式转型(Mode)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原因在于：一方面，两种模式下核心业务的成熟度不同。我国银行的对公贷款业务起步较早，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建立了健全的产品体系和成熟的业务流程，因而“重资产”模式的运营效率较高；我国银行的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起步较晚，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其产品体系和业务流程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运营的集约化程度也不够，因而“轻资产”模式的运营效率较低。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下货币资金的利用率不同。由于行业的特殊性，银行持有大量的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的利用率直接关系到其运营效率。在“重资产”模式下，银行的业务重心放在传统的对公贷款业务上，大量货币资金通过信贷方式被投放出去，因而其运营效率较高；在“轻资产”模式下，银行的业务重心放在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上，此类业务以提供金融服务为主，这可能导致较多的货币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其运营效率较低。

总的来看，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虽然会提高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但也会降低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模型(8)、(10)、(12)和(14)中引入了资产规模与商业模式转型的交互项(Size*Mode)。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且正负号与商业模式转型(Mode)的系数相反，说明资产规模对上述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换而言之，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转型“轻资产”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较小；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转型“轻资产”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较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还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重复了上述实证过程，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商业模式转型(Mode)、资产规模与商业模式转型交互项(Size*Mode)的系数依然显著，且方向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本文的结论稳健可靠。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重资产”经营和“轻资产”经营的基本特征，分析转型过程中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特征关系，并利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6-2016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商业银行既可以通过高风险承担的“重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也可以通过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模式获取高收益，其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之间呈显著的U字型关系，存在一个收益最低的“临界点”。进一步地，本文根据“临界点”对“重资产”模式和“轻资产”模式进行了定量的区分，从特许权价值、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四个方面，实证检验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1)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会提高银行的特许权价值。换而言之，“重资产”模式下，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较低；“轻资产”模式下，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较高。(2)从“重资产”经营转型“轻资产”经营，会降低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换而言之，“重资产”模式下，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较高；“轻资产”模式下，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较低。(3)商业模式转型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转型“轻资产”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较小；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转型“轻资产”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较大。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大的银行，转型过程中其绩效相对平稳；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转型过程中其绩效会出现较大的震动。

表3 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对于尚未转型“轻资产”经营的银行，应当及时转变业务重心，积极推进商业模式转型。银行既可以通过“重资产”模式获得高收益，也可以通过“轻资产”模式获得高收益。二者相较之下，“轻资产”模式具有低资本消耗、低风险承担的优势。一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要求，各国都在建设“资本节约型”银行，低资本消耗的“轻资产”模式明显顺应了国际银行业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根据党的十九大的要求，防控金融风险是我国当前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低风险承担的“轻资产”模式明显符合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要求。此外，结合当前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金融监管趋严的时代背景，我国银行更应当加快转型速度，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重心，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坚定不移地走“轻资产”发展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转型“轻资产”经营的银行，应当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流程，优化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在“轻资产”模式下，银行的盈利稳定性、运营稳健性和运营效率较低。因此，第一，“轻资产”银行在对产品和业务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当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保留有价值的产品和业务，并予以重点发展，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定的盈利模式。第二，“轻资产”银行应当更加审慎的经营，尤其是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实际，秉持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避免过度创新和过于激进的经营。第三，“轻资产”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体系、优化业务流程，推进精细化的资本管理和集约化的运营管理；另外，“轻资产”银行可以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端的渠道，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协同配合，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

再次，对于上市银行，应当抓住商业模式转型的契机，做好市值管理工作，主动补充资本。特许权价值就是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托宾Q值)，因而转型“轻资产”经营，可以提高其估值水平。从补充资本的角度出发，较高的估值有利于上市银行开展再融资，以更低的成本筹集更多的资本。因此，借助转型的契机做好市值管理工作，在高估值的背景下主动补充资本，不仅可以缓解上市银行的资本压力，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对于大型银行，应当全面变革，采用积极进取的方式转型“轻资产”经营；对于中小银行，应当分步实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转型“轻资产”经营。原因在于，大型银行具有网点众多、客户基数庞大的优势，因而其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转型过程中收益下滑的“阵痛期”较短。此外，根据本文的结论，大型银行转型过程中绩效会比较平稳，因而适合采用积极进取的方式；中小银行转型过程中绩效会出现较大的震动，因而适合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