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旋，唐成千，阳玉香

(1.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2.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流动人口就业在城镇化推进中不仅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就业选择还存在诸多掣肘。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分层多元选择模型，从分层异质视角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与就业选择。研究发现：不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受个体层次与社区层次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分层聚类性；流动人口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对其就业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创业型就业，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务工型就业，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别。因此，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需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分类引导，制定不同就业促进机制。

一、引言

流动人口就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稳定，更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47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8%[1]。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就业仍在强劲增长。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

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流动人口的劳动需求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心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远超制造业，这也为劳动需求的扩张提供了新的动能。但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2]，劳动力大规模持续转移使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渐趋终结，并出现“用工荒”现象，严重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产业结构转型。

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8.52%，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城镇化持续推进有效解决了流动人口就业，但流动人口就业不仅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就业选择还存在诸多掣肘。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研究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与就业选择，对于引导流动人口理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是忽视流动人口数据的分层聚类性，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二是没有考虑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流动人口不同群体之间就业选择的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够精细，过于笼统。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分层多元选择模型，从分层异质视角研究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与就业选择，并考虑不同代际流动人口之间就业选择差异。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作描述性统计，以考察流动人口全样本以及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分样本的就业选择，并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然后采用分层多元Logit模型进行模型分析。分层多元Logit模型可视为分层Logit模型的扩展，由于流动人口数据包括社区和个体两个层次数据，因此，我们借鉴王存同(2017)的研究方法[3]，采用二层随机截距模型进行分析。

层一连接方程：

(1)

其中，m=1,…,M-1(M是多分类被解释变量的类别数)。

层一模型：

ηmij=β0j(m)+β1x1ij+β2x2ij+…+βnxnij

(2)

层二模型：

β0j(m)=γ00(m)+γ01(m)w1j+μ0j(m)

(3)

组合模型：

ηmij=γ00(m)+γ01(m)w1j+μ0j(m)+β1x1ij+β2x2ij+…+βnxnij

(4)

其中，xij是个体层次的解释变量，w1j是社区层次的解释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4)。该数据以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南省郑州市、山东省青岛市、北京市朝阳区八市(区)为调查地点；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市(区)户口、且年龄在16-60岁的流入人口为调查对象；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每个城市抽取的样本量为2000个。我们剔除相关解释变量存在极端值和观察值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样本数为14311。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中“您现在就业身份属于哪一种”和“您当前与工作单位签订何种劳动合同”两个题项，前一个题项有三类选择：雇员、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对第一个题项选择“雇员”的流动人口，我们按第二个题项的作答，分为临时工和长期工。因此，我们将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划分为四种类型：临时工、长期工、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前两类为务工型就业，后两类为创业型就业。

2.解释变量

由于流动人口数据包括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的资料，具有明显的分层聚类性，因此，我们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选取影响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解释变量。

影响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个体特征变量主要有：①家庭支收比。家庭支收比是家庭每月总支出与家庭每月总收入之比，流动人口家庭支收比越大，越希望通过创业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以改变当前生活的窘境，因此更可能选择收入相对较高的创业活动。②流动模式。流动模式分为单人流动与家庭化流动两种类型，单人流动取0，家庭化流动取1，利用二元虚拟变量来控制流动模式对就业选择的影响。③培训。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为二元虚拟变量，接受本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取值为1，表示参加培训，否则，取0表示未参加培训。④性别。设定虚拟变量，男性取1，女性取0，以反映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性别差异。⑤婚姻状况。设定虚拟变量，在婚者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以控制婚姻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⑥工作经验。假设个体上学的年龄均为6岁，用流动人口年龄减出受教育年限，再减6，作为工作经验。⑦教育。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根据调查问卷中受教育程度的七个层次，将教育处理成排序变量，依次赋值为1-7，取值越大，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⑧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流动人口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一个自评报告，是取值为0-4的排序变量，取值越大，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⑨本次流动时间。本次流动时间为2014减去流动人口进入当前流入地的年份；本次流动时间越长，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越广，从而会影响其就业选择。

影响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社区特征变量主要有：①城市变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构造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区域性差异。②社区类型。调查问卷中提供了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信息，社区类型为二元虚拟变量，别墅或商品房社区取值为1，表示高档社区；其他取值为0，表示普通社区，用来控制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社区差异。

三、流动人口全样本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就业选择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流动人口四类就业身份中，占比最大的是长期工，为39.21%，其次是临时工和自营劳动者，占比分别为30.21%和23.16%，占比最小的是雇主，仅为7.43%。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看，家庭支收比最低的是长期工，最高的是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就流动模式而言，家庭化流动占比，创业型就业者明显高于务工型就业者。临时工接受培训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群体。创业型就业者中男性和在婚者占比明显高于务工型就业者。自营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最丰富，其次是雇主和临时工，长期工的工作经验最少；但是，长期工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自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最低。雇主的健康状况最好，但不同群体之间差异不大。创业型就业者的流动时间明显长于务工型就业者，其中，雇主的流动时间最长，临时工的流动时间最短。从流动人口的社区类型来看，居住在高档社区的流动人口，就业身份为雇主占比最大，为26.7%，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和长期工，临时工占比最少，仅为13.3%。

表1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各解释变量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2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二)分层多元Logit模型分析结果

本文以临时工为对照组，采用分层多元Logit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知，家庭支收比越高，家庭的经济压力越大，为生活所迫，选择创业，成为自营劳动者或雇主的概率越大。家庭化流动和男性流动人口选择创业型就业的概率显著提升，但在务工型就业中，对临时工和长期工无显著性影响。培训对流动人口长期工、雇主和自营劳动者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长期工的作用最大，这表明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和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长期工、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作用明显大于长期工，这表明在婚者能获得来自家庭更多的支持，流动时间越长，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这些都能提升创业型就业的概率。工作经验对长期工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流动人口工作经验越丰富，越不愿意成为务工型就业者，而是希望通过创业成为创业型就业者，以实现就业身份的跨越，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教育对长期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雇主，对自营劳动者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健康状况对流动人口成为雇主有显著作用，但对其他类型就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社区类型对流动人口长期工、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雇主的作用明显大于长期工和自营劳动者。

四、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分样本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进一步分析流动人口不同代际之间就业选择的差异，我们采用分层多元Logit模型分别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分样本进行分析。我们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定义为新生代流动人口，之前出生的流动人口定义为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群体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已成为流动人口群体的主流，占流动人口总数的比重高达61.72%。由于两代流动人口生活的社会环境与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他们在个体资源禀赋、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对他们的就业选择会产生不同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对老一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新生代流动人口较老一代而言，女性流动人口的占比有所上升，这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婚者比例明显低于老一代。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较老一代有很大提升，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占比明显下降，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的占比明显上升；就健康状况而言，健康状况差、一般和好的占比明显下降，健康状况很好和非常好的占比明显上升。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家庭化流动、接受培训和居住于高档社区者占比，以及工作经验与流动时间都低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但家庭支收比较高。

表3 两代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对比(%)

表4 两代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对比

注：括号内为不同就业身份的占比(%)。

老一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由于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两代流动人口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从而会对其就业选择产生影响。从表4可知，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占比最大的是自营劳动者，其次分别是长期工和临时工，雇主占比最小；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占比最大的是长期工，占比高达44.26%，其次是临时工，自营劳动者和雇主的占比较少，其中，务工型就业者占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超过3/4，创业型就业者占比不足1/4。相对而言，老一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创业型就业，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务工型就业。

表5 老一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分层多元Logit模型(以临时工为对照组)

(二)分层多元Logit模型分析结果

表5报告了老一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分层多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家庭支收比越高，为生活所迫，越倾向于创业型就业，但家庭支收比对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明显大于新生代，这意味着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受经济因素影响更大。家庭化流动对长期工无显著性影响，但家庭化流动能显著提升创业型就业的概率，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家庭化流动有利于流动人口进行创业，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影响，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长期工受培训的影响最大。新生代流动人口创业型就业受性别因素影响较大，男性选择创业型就业的概率明显大于女性，这表明性别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婚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明显大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是影响其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工作经验对老一代流动人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对老一代流动人口而言，工作经验越丰富，选择临时工的概率就越大，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工作经验越丰富，选择临时工的概率就越小，这可能是由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存，工作起点较低，选择空间较少，较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自我发展，工作的选择空间较大，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为更好实现自身价值，他们会选择其他更好的工作。教育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明显大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长期工的可能性最大。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好，选择成为雇主的概率越大。本次流动时间越长，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越可能选择创业型就业，但对务工型就业中的临时工和长期工并无显著性差异。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居住于高档社区，选择成为雇主的概率越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分层异质视角，运用分层多元Logit模型研究我国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与就业选择。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不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其就业选择具有分层聚类性。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受个体层次与社区层次因素的影响，家庭支收比越高、家庭化流动、男性、工作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创业型就业；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成为长期工；身体健康状况越好，选择成为雇主的概率越大。

第二，流动人口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在婚者占比较高，新一代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流动人口就业选择中，老一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创业型就业，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偏向于务工型就业。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受流动模式、性别、婚姻状况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大，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较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镇化进程进入到注重质量提升的阶段，关注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引导流动人口理性择业、促进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更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与城镇化进程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引导流动人口理性择业、促进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提供一些政策启示：一是两代流动人口成长于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个体所面临的就业机遇与选择范围有显著差别，因此，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存在明显差异，绝对统一的就业模式和单一路径的制度安排难以解决当前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需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分类引导，制定不同就业促进机制。二是鉴于教育与培训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正向作用，需加大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同时，需通过减少户籍壁垒，为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就近入学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三是鉴于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创业型就业的作用，需鼓励流动人口进行家庭化流动，并积极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使流动人口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四是鉴于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作用，需大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创业环境，拓宽流动人口创业资金的获取渠道，为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