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民，韩朝亮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哈尔滨 150028)

内容提要：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攀升动力机制为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为视角，通过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分析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处于松散耦合阶段。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应实现从低级要素向中级、高级要素升级，并不断进行产业组织创新；通过国内市场优势，实现国内分工体系重构，形成国家价值链(NVC)；基于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最终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一、引言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更加凸显了我国制造业持续发展必须以核心技术获取为基础，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重要意义。全球价值链(GVC)的动力机制研究开始于全球商品链(GCC)运行机制剖析的基础之上[1]。根据驱动力差异，全球商品链可以分为生产者驱动型与采购者驱动型。生产者驱动型是指通过把控设计、生产环节，进行全球商品生产环节的分解，进而实现纵向分工约束。采购者驱动型通过渠道控制，以销售渠道优势实现反向的价值分解与约束。全球商品链动力机制的生产者驱动与采购者驱动二元学说，形成了后期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技术路线。沿袭着生产者驱动与采购者驱动，细化出早期两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与有效途径，即设计控制与渠道控制。其中，关于设计控制，通过对设计、研发环节的控制，改变原有生产工艺与生产流程，实现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进而获得高附加值与持续的设计、研发投入[2]。关于渠道控制，通过售后服务、市场营销、流通服务等下游的高端无形生产活动[3]，嵌入全球价值链。在买方市场下，跨国公司通过品牌与渠道优势，通过全球采购与制造外包逐渐形成全球商品流通网络，主导全球价值链[4]。与生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不同，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利润并不流向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主导利润流向与分配[5]。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是生产组织对要素的控制以及再配置的过程，传统生产者驱动型与采购者驱动型都是在有形要素主导时期，在分工结构下利用全球市场组织进行业务归“核”的体现。通过全球市场组织，可以有效利用制造外包与服务外包所带来的经济效应[6]，获得全球市场组织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相对于生产者与采购者而言，处于全球价值链其他环节的接包企业与国家往往“被俘获”在GVC治理结构下[7-8]，形成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处于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其实质是处于竞争环境下价值链零和博弈的结果，由于有形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被排斥在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来源之外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必然直接被动接受微薄的利润，无法实现研发与品牌塑造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带来路径依赖与锁定状态。

随着生产组织结构的演化，生产组组逐渐由分工结构向模块结构演化[9-10]。模块结构打破了分工结构下线性、静态分工，在规则设计商标准界面规则下，系统集成商、模块供应商进行自主创新与模块供给，通过“面对面”标准与“背对背”的动态“锦标赛”竞争，将协同创新融入商品与服务提供过程，价值创造不仅仅来源于有形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更来源于无形要素内生化带来的报酬递增。从生产组织投入的要素看，无形要素在要素结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知识、技术、数据、制度、网络、标准逐渐成为主要生产组织的关键要素，依托无形要素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生产性服务，并且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将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11]。从生产组织的方式看，为了满足模块组织结构对要素配置的要求，网络组织开始逐步形成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12]。在分工结构下，由于外包、外化的存在，零星的生产性服务在获取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基础上发展成独立生产性服务部门。由于技术的可行性提高与交易费用的持续下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渗透、融合的触点与触面逐渐增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由传统线性的互动关系转变为复杂的系统关系，原本依靠科层组织与市场组织配置资源的组织方式不能满足系统要求，网络组织逐渐成为生产组织的主要方式。

设计控制与渠道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二元动力机制学说是分工结构与市场组织的产物，在生产组织结构与方式变革下，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开始来源于混合型动力机制。混合型动力机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结果。耦合发展是将分工结构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工序与过程细化为价值节点，价值节点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形成有序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子系统，子系统间进行信息交互与物质传输完成生产组织[13]。随着耦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子系统逐步依托区域市场、国内协作与国际协作，完成研发与品牌塑造对资本积累的要求[14]，并且利用网络组织的全球性与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PS)子系统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值网络，以核心技术获取为基础，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重构全球产业新秩序。

本研究细化了全球价值链的混合型动力机制，认为混合型动力机制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机制，并通过耦合状态的变化分析其阶段特征，清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自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过程；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的阶段；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阶段的判断，细化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

二、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发展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阶段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互动机制

物理学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机制”，耦合理论具体到经济学领域一般是指两种(或多种)经济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或多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具体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是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耦合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根据产业耦合发展的实质，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细化为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Xi(其中i=1，2…n) 与Yj(其中j=1，2…m)，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是系统各价值节点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产业要素耦合、产业结构耦合、产业布局耦合、产业政策耦合(见图1)，通过上述耦合内容实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调节机制。

1.产业要素耦合。这是形成产品内分工的产品(服务)、要素(技术、资本)深度融合。产品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直接进入生产环节，满足制造业的中间需求，同时制造业产品与生产性服务业产品融合一体，构成一体化解决方案，满足最终消费者需要。从技术要素看，更多的体现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扩散、渗透到制造业的过程，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源泉。从资本要素看，从生产性服务业资本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积累，并且伴随着制造业发展，产生了完善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产业要素的耦合实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随着分工深化与生产组织复杂性提高，产业要素耦合将实现技术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报酬递增。更为关键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将获得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制造业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水平、创新程度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变化又促使制造业初始状态发生改变，进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进入动态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区间。

图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内容

2.产业结构耦合。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间分布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比例动态变化是横向合理化的过程，生产性服务业比例提高必然伴随着制造业比例的下降。产业顺序是指纵向承接的耦合，只在发展的时间顺序上具有前后承接的耦合关系，主要指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要承接先进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作为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目标。产业结构耦合实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传导机制，产业结构耦合促使产业比例与产业顺序的动态变化，为产业要素耦合提供了产业间的渗透与融合的传导路径，同时降低要素传导的成本，实现了产业要素耦合向产业结构耦合的传导。

3.产业布局的耦合。从空间布局的耦合看，依托要素禀赋的差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形成了空间组织的布局。根据空间布局，形成了区域分工的差异，区域分工的差异加剧了分工的深化与区域分工间的耦合。区域转移是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形成产业的转移与集聚，最终形成在空间组织的合理化。随着分工深化，在区域市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结构调整为要素报酬递增提供了传导机制，但由于进一步获得要素比较优势效用必然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向更大范围内的市场转化，在市场扩大的基础上，将形成区域分工体系与区域转移，促使要素在更高水平得到配置，产业布局耦合为产业要素耦合提供了更大范围的传导空间，使得要素深度耦合，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报酬递增。

4.产业政策的耦合。产业组织政策耦合是在垄断与竞争之间达到均衡，充分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垄断竞争特征。产业结构政策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调节产业间分布与产业顺序的合理性，确保在耦合过程中产业要素配置的合理性，产生报酬递增。产业布局政策是通过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要素获取与再配置，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耦合。产业技术政策是保证要素不断从低级要素向中级要素、高级要素升级，以及要素间匹配、渗透、融合、寄生关系的实现。产业政策耦合是产业要素耦合、产业结构耦合、产业布局耦合的调节机制，其突出作用体现在通过垄断与竞争调节、财政与货币调节、区域调节，提升要素层次以及要素在产业间、区域间配置的效率，最终实现动力机制与传导机制的协调、融合与可持续。

(二)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发展的阶段划分与全球价值链的自发嵌入

依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内容与机制，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随着耦合程度的提高，将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自发嵌入。

1.耦合形成阶段。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最大化，基于规模经济需要实现生产组织的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强调将生产活动集中于企业内部完成。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由于组织协调成本增加与要素报酬递减的存在，迫使企业开始由纵向一体化向价值链分工转型，分工开始作为主导的分析框架进入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开始进行价值链分工与业务“归核”，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上，进行不断深化的制造外包与服务外包，在外包过程中将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学习效应、比较优势效应，参与主体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在核心制造业企业不断外包过程中，财务管理、物流服务、流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提供企业由于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围绕核心制造企业的独立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产生是核心制造企业基于成本优势基础上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在核心制造企业外包外化与生产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中，在一定区域内开始形成基于核心企业的产业耦合(见图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形成阶段，产业耦合的特点是围绕单个或多个核心制造企业形成零散的、分散的单核集聚模式或多核集聚模式。制造企业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够提供稳定的需求来源，生产性服务企业为了争夺制造企业的需求展开成本竞争与服务创新，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集聚和价值创造系统。随着核心企业不断培育与集聚，中小型生产性服务企业围绕单核与多核将显著增进交易频率与信息交互，区域价值链开始向更大市场范围拓展。

图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形成阶段

2.松散耦合阶段。伴随分工深化，市场范围开始不断扩大，生产资料资本投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企业重要的中间性生产资料投入)变得有利可图，迂回生产方法普遍应用，在此基础上产业间分工继续深化，产业间分工深化产生了显著外溢效应，市场分工产生更高层次的市场分工，市场分工开始累积因果关系，充分说明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基本原理(阿林·杨格，1928)，分工的累积因果关系使得生产组织向区域市场配置要素。除了市场范围以外，要素升级与内生化也将带来更为普遍的报酬递增。在耦合形成阶段，依托的主要要素是有形要素，伴随分工深化，早期由于依靠教育来推动技术和知识的自发生成相对缓慢，人们开始借助专业化分工的“干中学”原理加速分工的发展，从长期看，教育水平的提升带来的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等报酬递增要素内生化，短期“干中学”与从长期报酬递增要素的内生化，将实现区域经济报酬递增逐渐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15]。分工深化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短期“干中学”和长期报酬递增要素的内生化，其关注的重点由价值链分工的效率提升向价值网络的协同效应转变。

伴随着分工深化，在区域内不断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加速集中，由此价值链各个环节上企业不断集聚，数量持续增加，从而触发价值链滋生动态过程，价值链滋生的显著特征是垂直供需链(垂直分工)和横向协作链(横向分工)出现交互，价值网络雏形初现，企业开始由具体业务环节转化为“即插即用”的价值节点或价值模块，并逐渐开始由市场组织主导向市场组织与网络组织协同过度。这里的模块是指半自律的子系统，通过共同的界面与标准，相互融合形成更加灵活、适应复杂环境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在生产组织由耦合形成阶段的分工结构向松散耦合阶段的模块结构转变过程中，面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以及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挑战，企业的生产逐步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转变，展开“面对面”合作与“背对背”的竞争，“面对面”合作是指面对统一可见的界面规则(标准)，“背对背”竞争是指统一标准(界面)下的“竞标赛”式模块竞争，“竞标赛”竞争有别于传统短期的“淘汰赛”，模块供应商面临长期竞争压力，而且只有隐性冠军企业能够嵌入生产系统。通过模块结构核心企业将利用子系统来构筑复杂的产品或业务过程，同时实现持续创新的动力来源。在模块结构下，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细化成价值节点，聚焦于具体模块的潜心耕耘，价值节点的再整合对生产组织的要求开始从市场组织向网络组织过度，网络组织将网络定义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其依托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网络与无线射频网络的发展。

从模块化生产的构成看，参与主体可以分为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与模块制造商，具体的生产过程是规则制造商提供标准，系统集成商提供虚拟网络结构，模块供应商提供具体物理结构，最终形成最终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在松散耦合阶段(见图3)，价值创造活动集中于区域市场中，在产业链的上游服务区段、制造区段和下游服务区段，由于竞争的加剧，形成了每个区段内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与模块供应商的分工体系，分工体系的形成加速了横向分工的差异化水平，横向分工差异化水平的提高为垂直分工的组合式创新提供了可能，进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特征。同时横向分工过程中，处于价值较高层级的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的垂直整合，将促进区域性价值链主导企业的产生。处于价值较高层级的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拥有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的优势，属于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在松散耦合阶段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从属，逐步替代制造业企业成为价值创造的主导力量。

图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松散耦合阶段

3.深度耦合阶段。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由于要素的限制，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将突破地域的限制，在更高水平上、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对于制造业企业，竞争的加速使得劳动力、土地等有形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区域间协作的交易成本、物流成本不断下降，区域市场中模块供应商开始向中小外围城市梯度转移，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开始向大型中心城市集中与集聚(见图4)。对于价值链条上游区段、下游区段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而言，由于关键要素(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的可获得性以及高端制造业企业(主要需求来源)在大城市地理位置集中于集聚，满足规模更大、日趋复杂的知识创造、溢出和积累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中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布局大城市。此时产业分布差异的态势基本形成，大型中心城市集中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PS)与制造业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工程中心与营销中心，而外围中小城市聚集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以及满足其需要的基本配套的物流、流通、交通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分工区域间的良性循环基本形成。在深度耦合阶段，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工程中心、营销中心也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加速布局大型中心城市，加工制造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于中小外围城市，在此基础上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家价值链(NVC)基本形成，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并由本土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主导和治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或核心环节，如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终端营销渠道、品牌等，国家价值链(NVC)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更深层次耦合重构所形成的共同体。

图4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耦合阶段

图5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蜕变阶段

4.耦合蜕变阶段。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耦合阶段(见图5)，立足国内需求的国家价值链(NVC)基本形成。基于国内市场，主导价值链的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获得了资本积累与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的核心环节。国内企业基于重构全球产业新秩序的要求，价值链主导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关键要素的再整合，面对的直接挑战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在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链与链”竞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被俘获”状态，形成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从国家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跃升的核心是培育大型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对内引领国家知识分工与国家价值链重构，对外拥有全球化产业价值链整合能力，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汇集全球创新要素。生产性服务业耦合蜕变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在通过国家价值链构建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储备，在国外通过直接设立研发中心或并购的形式，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背对背”竞争的胜出。同时随着集成能力与虚拟整合能力的培育和增强，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模块供应商角色向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转型，通过标准的竞争实现与全球价值链主导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面对面”竞争。在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链与链”竞争的过程中实现主导后，不仅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更为关键的可以完成国内价值链(NVC)的要素获取与整体升级，实现全球市场的竞争新格局的实现，重构全球产业新秩序。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阶段评价模型构建

上述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发展的阶段，并揭示了以此为动力机制实现全球价值链(GVC)的自发嵌入的动态过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明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阶段，为自发嵌入全球价值链(GVC)提供客观依据。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是目前研究产业间协同发展及其决定因素的一种重要分析模型，而协整以及建立在协整关系基础上ECM为研究非平稳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奠定了研究基础(主要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称为DHSY模型)。同时，ECM可以由ADL变换而来，其中，ADL模型一个显著的特性就是可以改成多种形式而不影响模型对样本数据的解释能力，也不会改变回归参数的OLS估计值。ECM模型中的参数包括长期参数和短期参数，使得分析变量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变得极为方便，ADL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1)

其中xjt-i，j是外生变量，取值范围1，2…,p，通常p表示外生变量个数，p取值范围为 1, 2, 3。m和n分别表示yt和xjt最大滞后期。

由于任何一个ADL模型都可以转化为ECM形式，以一阶为例，记为ADL(1，1)：

yt=α0+α1yt-1+β1xt+β2xt-1+μt

(2)

从(2)式来看，Y的变化决定于X的变化以及前一时期的非均衡程度。同时也弥补简单差分模型的不足(该式含有用X、Y水平值表示的前期非均衡程度)。因此，Y的值已对前期的非均衡程度做出了修正。

对(2)式两边同时减去yt-1，再在右边同时加减β0xt-1，整理得：

Δyt=α0+β0xt+(α1-1)yt-1+(β0+β1)xt-1+μt

(3)

在(3)式右侧同时加减(α1-1)xt-1，整理得：

(4)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一)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长期坚持物质产品体系(MPS)进行核算，制造业数据相对完善，缺乏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范围，但其后没有公布相应的统计数据。在没有相应详细统计数据时，计算其增加值时一般可以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由于2017年投入产出调查仍在进行中，投入产出表只要2012版本，不能反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更新了世界投入产出表，根据其关于中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整理出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其中由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变化，1995-1999年数据与2000-2014年数据在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方面有一定差异，根据最新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以及国家统计局2015年关于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特征有关活动的再分类的结合，最终核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据。研究样本区间为(1995-2014年)，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基于制造业增加值(PDD)与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INNY)，运用SPSS19.0对数据处理和建模。

(二)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应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法对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在方法的选择上，首先做出序列时序图，然后进一步对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对滞后项的选择主要运用了AIC和SC信息准则。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均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后都为平稳序列。表1、表2列出了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

表1 PDD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INNY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INNY和PDD的差分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二阶差分序列在5%的水平下为平稳序列，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因此，这二者都是二阶单整的，即 I(2)。

2. 协整检验。从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INNY和PDD变量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研究采用EG两步法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即先对两变量进行OLS估计，其次再对该模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若残差序列平稳，则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协整检验的回归结果

协整模型通过统计检验， DW值近似值为2，因此，可以消除自相关影响，协整方程为：

PDDt=1.169543INNYt+1011.975+μt

(5)

μt=1.169543PDDt+1011.975-PDDt

(6)

将以上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μt进行 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如4所示。

表4 残差序列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异方差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异方差检验结果

Prob. F=0.1135>0.05，因此接受原假设，协整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即因变量的离散程度并不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消除异方差对该模型的影响。

根据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长期关系中，INNY和PDD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计量结果可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一个单位，将带动制造业增长1.169543个单位，且二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高度正相关，呈现出一定程度相互依存的耦合关系。

3.误差修正方程。为进一步分析INNY和PDD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变动关系，根据ECM，建立误差修正方程，估计及检验结果如表6。

表6 分析结果

构建如下方程：

ΔPDDt=1.5666ΔINNYt-0.4104×ecmt-1-90.124+μt

(7)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反映PDD受INNY水平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短期弹性为0.4104，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0.4104，显示INNY对PDD影响的短期波动向长期波动均衡调整力度为0.4104，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41.0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这些都表明INNY与PDD水平的短期动态模型比较稳定，

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

4.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四种因果关系组合，即互为因果、无因果关系与单方向因果关系，其中单方向因果关系指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原因或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因果关系及方向如表7。

表7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当滞后阶数为2的时候，PDD不是INNY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和INNY不是PDD的格兰杰成因原假设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即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不显著，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作用也不显著，从检验结果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弱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这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理论，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应该是双向因果关系。

5.构建ADL模型。当滞后阶数为2的时候，PDD是INNY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可使用ADL分析PDD与INNY间的耦合关系。研究中模型的滞后期选择2，通过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得出结果：各残差序列平稳且具备较低水平的相关性，故而符合序列稳定性要求，可建立以INNY(解释变量)与PDD(被解释变量)间的VAR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8。

建立方程如下：

PDDt=1.7224INNYt-2.0185INNYt-1+0.5677INNYYt-2

+1.0996PDDt-1-0.4171PDDt-2+412.8143

(8)

分析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且近期影响明显大于远期；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期对自身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近期影响大于远期影响。通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变动趋势与偏离演变规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处于松散耦合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基于模块组织方式，开始形成零星的点对点、点对群耦合，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与制造业系统耦合一体化尚未形成，这不仅制约了效率水平的提升，也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协同效应的发挥。

表8 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

五、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清晰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仍处于松散耦合阶段。如前所述，加速由松散耦合阶段向深度耦合阶段、耦合蜕变阶段过渡，将实现全球价值链(GVC)的自发嵌入，完成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发展的互动机制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分阶段特征，，通过主导要素层次升级、产业组织方式创新、区域间协作、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产业政策协同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将由松散耦合向深度耦合、耦合蜕变阶段动态演化，最终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的动力机制嵌入全球价值链。

(一)推动主导要素结构优化与升级

按照主导要素的演变的时间顺序，依次分为初级要素、中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初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中级要素分为知识、技术、数据、制度，高级要素主要指组织、网络、标准、文化。主导要素对应的互动关系包括匹配(matching)、渗透(infiltrating)、融合(syncretizing)和寄生(parasitism)。所谓匹配关系是指要素的配对，即协调性与互补性，协调性与互补性限制了分工的范围，匹配是构成机械式系统的核心。而渗透开始包含主动因素，但渗透是单向的，要素A向要素B传输知识、技术，要素B吸收A的知识、技术融入自身，在A向B渗透的过程中，B实现了要素升级与扩张。融合的实质是双向渗透，A、B要素之间实现知识、技术的双向交互，要素得到反复利用与提升，并且具备了循环因果的关系。而寄生是指低级要素寄生于高级要素生存与发展，与生物学寄生概念不同，经济学的寄生参与各方不会利益受损，参与各方均能获益。A、B要素相对于C要素是低级要素，A、B要素在C要素的系统(体系)中，更容易实现渗透与融合，寄生是要素之间非线性作用的结果，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向有机系统演变。初级要素间是显著的匹配关系，强调其互补与协调，最终一体化形成产品与服务，中级要素间的主导关系是融合关系，而中级要素与初级要素间的互动是典型的渗透关系，传统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质就是通过中级要素的渗透关系，改变初级要素的产出效率，后期通过中级要素间的相互融合产生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成功的解释报酬递增与新经济现象。高级要素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与中级要素、低级要素的寄生关系，增强中级要素、低级要素的能动性约束条件，与其相互共生形成复杂系统。通过主导要素层次及其关系的分析，在松散耦合阶段，主导要素结构优化与升级，将加速由松散耦合阶段向深度耦合阶段、耦合蜕变阶段过渡。通过知识、技术、数据、制度等中级要素的获取，打破由初级要素匹配关系带来的区域分工的限制，使得分工进入国内协作与国家价值链(NVC)。同时通过中级要素与初级要素间的渗透关系，改变初级要素的产出效率，实现区域间初级要素规模报酬动态一致与高效配置。在中级要素的融合关系与中级要素、初级要素的渗透关系实现过程中，需要组织、网络、标准、文化为中级要素、初级要素提供寄生的环境，使得各层级要素能相互作用向有机系统演变，实现国内协同与国家价值链(NVC)构建。从实际看操作看，通过强化高质量发展中要素供给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优化初级要素的存量，培育中级要素、高级要素的增量，通过增量的融合、寄生关系实现存量的匹配与渗透，推动主导要素结构优化与升级。

(二)创新产业组织方式

要素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基础，要素配置进一步决定要素作用的发挥与效率的高低。要素配置具体到产业层面是指产业组织的方式，传统要素配置主要取决于科层组织与市场组织，通过协调成本与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具体的产业组织方式。随着要素不断由低级要素向中级、高级要素演化，产业组织逐渐向模块结构、网络结构转变，对应于模块结构、网络结构要求网络组织成为主要的产业组织方式，网络组织是随着网络应用深化，产生的全新的网络配置机制[16-17]。网络组织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射频网络、物联网的搭建，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协同网络，依托协同网络沉淀的制造领域、服务领域的多源异构大数据，在云计算的算力支撑下，利用算法迭代，辅助、替代科层组织、市场组织完成要素的配置。顺应网络组织的要求，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模块供应商应加速布局网络，实现全部业务环节的在线化，为大数据的沉淀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加强算法在具体生产工序、环节的应用，实现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力的替代。加速网络接口兼容与数据共享，实现数据在更大范围内获取与交叉复现。

(三)加速国内分工体系重构

区域间初级要素、中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的禀赋差异，决定了其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在拥有组织、网络、标准、文化高级要素优势的城市，集中发展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工程中心、营销中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布局高级要素密集的大型中心城市。中小外围城市，依托其在初级要素与中级要素禀赋差异，差异化竞争与产业协同，积极发展加工制造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在此基础上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家价值链(NVC)基本形成，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由本土规则设计商与系统集成商主导和治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或核心环节，如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终端营销渠道、品牌等，在国内分工体系重构与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向更深层次耦合发展。在国内分工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同时需要解决长期存在的两个制约因素：一是长期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二是对国内市场的忽视。由于要素层次的差异，国内分工体系重构必然依托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嵌入分工体系中。但国内的现实是忽略对国家价值链(NVC)构成中垂直供需链和横向协作链的系统分解与协同，在招商引资与产业生成过程中，盲目追求新兴产业，低层次重复建设严重，其结果是区域内同质竞争严重，制约国家价值链的形成与高效交互系统形成。在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优先顺序的选择上，应首先立足于国内需求与国家价值链(NVC)构建，通过国内需求为嵌入全球价值链(GVC)提供高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规模与结构是内生地培育高级要素的基础，国内市场的规模可以实现制造业活动的利益补偿，为初级要素、中级要素的积累提供需求来源。伴随着制造业集聚与分工深化，国内市场的结构开始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制造业集聚与分工深化必然使得部分制造业企业业务归核，向价值链两端的品牌与研发转型，成为高端生产性服务(APS)提供商。品牌塑造与技术研发活动具有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成本结构，需要国内市场中一定规模的高收入群体提供需求来源与利益补偿。高收入群体对价格不敏感，其对创新产品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利益补偿，更为关键的是其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示范作用，保证了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大。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与结构，内生地培育了高级要素，通过高级要素对初级要素、中级要素的寄生作用，国内价值分工体系与国家价值链(NVC)基本形成。

(四)实现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

利用高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在高端生产性服务领域培育出主导国家价值链(NVC)的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通过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储备，在国外通过直接设立研发中心或并购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关键要素，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背对背”竞争的胜出。同时，随着集成能力与虚拟整合能力的培育和增强，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模块供应商角色向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转型，打破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通过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吉利控股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华为集团布局海外研发中心，从其典型实践看，是吉利控股与华为集团立足国内市场与国家价值链(NVC)的基础上，确立主导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地位后，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深度耦合与要素再配置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其利用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储备，直接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全球人力资本与关键要素，从全球价值链中模块供应商向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转型。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处于主导地位后，其通过组织、网络、标准、文化高级要素的获取，将实现国家价值链(NVC)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低级要素、中级要素的整体升级与交互，为其相互共生提供寄生环境。在国家价值链(NVC)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国家价值链(NVC)最终将实现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竞争。自主品牌汽车与手机产业的发展，充分说明通过国家价值链(NVC)构建与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是国家价值链(NVC)实现与全球价值链(GVC)竞争的有效途径。

(五)强化产业政策协同融合

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通过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与融合，保证其主导要素升级、国内分工体系重构与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的再整合。从产业技术政策看，应保障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过程中对要素升级的要求，尤其是高级要素的获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与人口密度，加强指导协调，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领域形成国际领先的标准。鼓励技术网络与平台的搭建，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制造企业积极搭建、拓展全球营销网络。以国内典型企业走出去经验为参考，鼓励国内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方式充分整合全球范围内关键要素，通过研发中心、工程中心等技术开发机构，充分利用全球人力资源与优势科技力量。在产业结构政策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仍停留在分工结构向模块结构生产组织过渡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制造业服务外包动力不足，其结果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陷入鸡蛋相生的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自我需求与自增强，通过自身发展与服务业的自身需求，提高效率，降低边际成本，形成在分工结构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产业结构政策的核心应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通过网络协同与数据智能应用，加速效率提升与人工替代，在增值税改革方面应适当考虑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应用进行加计抵扣。从产业布局政策看，应充分保证国内分工体系重构与国家价值链(NVC)形成，鼓励国家中心城市加快培育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工程中心、营销中心，同时基于垂直供需链和横向协作链的系统分解，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协同制止区域内部分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实现分工合理、差异竞争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耦合格局。从产业组织政策看，通过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引入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体系，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市场竞争及其优胜劣汰机制来推动产业组织结构自发的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