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

我找不到那个高小宝了。

我就是高小宝，高小宝是我上小学时的曾用名。因为小时候几乎没有照过相，一直没有看见自己长什么模样，面对一张模糊不清的小学毕业合影，我竟然认不出我自己。

过年前，河北少儿出版社责任编辑孙卓然发微信说，即将由她们社出版的自传体中篇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单行本，按照体例书中需要用我几张小时候的照片，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们那时候的人哪里有钱照相呀，我既找不到一张儿时的照片，仅有的一张小学毕业合影里也找不到我。儿时好像单独照过一两次相的，但一张照片也找不到了;小学毕业合影也没有存下来，求助几个小学同学发来几张，但谁也不认识哪个是我，我也不认识哪个是我自己，更不知道那张合影里究竟有我还是没有我，通过人找照片和通过照片找人都无法辨认，高小宝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似的，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人已经长大了，不用找了。但是，不认识高小宝，怎么能找到高小宝的照片呢？

大年初四，因参加一个重要的诗歌活动，我回到了故乡庆阳。活动结束后，我又把杨峰峰、段克清、白明、苟逢春和胡相生等几个经常来往的小学同学约到了一起，希望大家帮我把高小宝从那张小学毕业合影里找出来，而且当场还利用微信联系了窦觉勇、韩华宁等几个不在场的小学同学进行了辨认，还是没有找出高小宝。听白明说，他记得那一天我没有照相，令我更加悲摧。至于我的其他照片，又问了豆霞、豆燕，还是没有一条线索。无奈，本打算去西安暖几天蝠斋的我，初八日又临时动意请白明和苟逢春开车把我送到了我们共同的出生地合水县西华池镇。上路后，我又给原来在合水三中代过课而37年没有见面的学生李富昌发了一条微信，希望他在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他的家乡铁李川等我一下，顺便带我看看他的家乡，然后一起再去县城。此前，我在微信里发现，李富昌爱好摄影，拍的合水县风光照片很美，我希望他跟我去给我照几张照片。让我高兴的是，李富昌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被他称作“摄影大师”的合水三中同学张超。李富昌不会开车，张超也是给他开车的。

西华池镇政府就在合水县城，我们闫家洼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在县城吃中午饭时，李富昌不但又约来了几个合水三中的同学，还请来了他的父亲陪我。他的父亲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37年没有见了，自然是分外亲切热络。酒足饭饱后，与大家合影留念，送走了白明和苟逢春，我暂时告别了诸位，马不停蹄约上快80岁的大姐、快60岁的三姐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外甥，先去给已经90岁的姑姑拜年。我的另一個目的当然是寻找高小宝的照片。在姑姑家，60多岁的表哥买锁和我轮番翻遍了一本相册，还是没有找到一张与高小宝有关的照片。从小就学照相的花锁表哥，虽然凑巧不在家里，但此前已经问过了，也是没有高小宝的照片。买锁和花锁两个表哥，都是小时候的伙伴，花锁还给我照过相呢，怎么会没有我的照片呢？也难怪，其实他们连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也没有了，没有我的照片当然也就没有他们的照片。看着高寿却卧病在床的姑姑，我突然觉得一张照片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于是我提议大家围着炕上的姑姑坐着照了一张合影。

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都记得小时候的高小宝长什么模样，记忆中都存放着一张高小宝的底片，只是他们谁也无法给我冲洗出一张照片来。不过，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又见到了一张我出生前母亲与6个兄弟姊妹的合影和一张奶奶一个人的照片。奶奶的这张照片离我太遥远，但母亲与我前面6个兄弟姊妹的照片就离我很近了，因为在我们兄弟姊妹八人中，我是老七，照片里最小的老六看上去已经有三四岁，而后来我比这个排行老六的姐姐只小了两岁。也就是说，照片里虽然没有我，但我可能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了。我想，如果我出生，下一张一家人的合影里肯定会有我的。再说，这张照片里也没有父亲呀，照相时父亲肯定不在家里。最让我惊喜的是，这张照片就是在姚胖子的照相馆里照的，因为照片后面的风光布景和我后来在姚胖子照相馆看到的那幅一模一样。发现这张照片之后，我以为自己与高小宝越来越近了。其实不然，一张照片与另一张照片之间不知隔着多么苍茫的距离。我真的太天真了。

在我看来，高小宝的出生地不只是闫家洼村，还应该包括他的两个母校——西华池小学和合水一中，因为这一小一大两所学校从当初建校到后来的发展扩建所征用的土地都是闫家洼村人赖以生存的庄稼地，所以一直与闫家洼地连着地根连着根，彼此只有一墙之隔。我忽然发现，小小的闫家洼村是很伟大的，不仅仅生养了高小宝，还为高小宝生养了两所学校。

到了闫家洼，被几孔黑眼窝似的窑洞注视着走近我住过的那个黄土庄子，我的心情是特别悲伤的。一个遍地荒草、垃圾和瓦砾的衰败场面并不怎么令人凄然，家园被几个贪图小利的败家子哥哥变更了产权的事实才让我心如刀割。那一刻，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突然被一只手连根拔掉的那种绝望。所以，任由两个摄影师摆拍了一番，我眼含泪花逃也似的匆匆离去。我甚至在心里发誓，这个地方我从此不会再踏入一步。这里虽然是一个让许多人因为城市改造而一夜暴富的拆迁现场，但对于我却是一个埋葬了童年所有美好的墓地。我想，高小宝绝对不会在这里等待一个为了寻找他而失魂落魄的人。

我找的高小宝应该在西华池小学。运气真好，西华池小学的门卫竟然是闫家洼的村民邵三平。他比我大四五岁，小时候我们还在一起玩过呢。长大后，我跳出农门离开了闫家洼，而他一直被闫家洼拽住，年轻力壮时还当过几年村长。

交谈中，邵三平突然问我记得那棵楸树吗，我说不记得了，没有等我表示有没有兴趣去看，他就兴致勃勃地把我领到一棵高大的楸树下面。邵三平肯定地说，你肯定记得，这棵树在这里已经长了六七十年了，那时候我们一个小孩就能抱住它，而现在我们两三个大人也抱不住它了。我想不起它，但希望它能想起我。好大的一棵楸树呀，我试着抱了一下，因为胳膊太短远远没有抱住。我希望它抱一抱我，但它没有抱我，它的胳膊太高了。这的确是一棵笔直的树，令我顿生敬意。我忽然想，教人用笔写字的校园里长出来的树都应该是笔直的吧？那时候上课时，老师天天要求我们坐起来，听课、写字必须把腰挺得笔直笔直的。我想，“笔直”这个形容词的来历肯定与笔有关。而且，树不一定是直的，但笔肯定是直的。

西华池小学的变化是巨大的，旧校舍一间也没有了，全部是漂亮的楼房。我当然非常高兴，不过不是因为学校的变化，而是因為我不但看见了一棵与高小宝一起成长过的楸树，我还敲响了高小宝的大铁钟，在钟声里我看见了跑来又跑去的高小宝。

我一直记着西华池小学，不知道西华池小学是否记着我。临走我问邵三平，学校是否保存着1975年以前的学生档案，他当场不知用电话问了一个什么人，反馈的信息是没有了。这让我十分伤感。我甚至在心里问自己：那么你高小宝还在这里吗？害怕西华池小学不知道高小宝存在过，我忍不住告诉邵三平，小学三年级《道德与法治》课本里有一首题为《女孩》的诗歌就是我写的。我当然不只是在炫耀，而是要让他开学后告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有一个叫高小宝的闫家洼孩子曾经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而他长大后写的诗歌就在你们的课本里。走出校门，我又想起还应该告诉邵三平几件事呢：我的代表作《村小：生字课》还被选入两本大学儿童文学教材呢，诗的灵感就来自西华池小学;重庆出版社“中国最美童诗”丛书即将出版我的童诗绘本《童年书》……而且，这次回来寻找高小宝又是为了我的第一部自传体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单行本的出版拍摄照片，而随笔中很多地方都写到西华池小学呢。其中最精彩的一节，就是高小宝和闫家洼的几个同学因为偷偷批改了同学们的作文本而被班主任严厉体罚的事情。也许，老师就是用一种“苦肉计”“激将法”将我早早送上了一条成长之路。那么，我就是一只叫喳喳的喜鹊，飞回来给高小宝报喜的。试想，如果我不报喜，老师和学生恐怕不会相信课本里的诗歌就是高小宝的杰作，更不会相信西华池小学给了高小宝那么多的诗歌灵感。

不用问，若果高小宝当初就知道自己会满载而归的话，肯定早就满校园奔跑着大声嚷嚷呢！

我虽然没有找到高小宝的照片，却有了许多高小宝出生地的照片，两个摄影家跟着我分别给我抓拍或摆拍了100多张照片，不仅让我拾起了许多丢失的记忆，还让我拥有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张超拍的照片，对我内心瞬间情感的捕捉尤其让我感到慰藉。临走，心细的张超把自己拍的那些照片按照次序装进了一本印制精美的“照片档案”送给了我。

至于高小宝的模样，大家只能一边读《高小宝的熊时代》，一边自己去想象了，哪怕把他想象成一个丑丑的猪八戒。

不用胡乱想象了，熊时代的高小宝其实就是一个憨墩墩的小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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