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璐荣

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是由美国导演创作、中美团队联合制片的纪录片，以中美关系为表达主题，既是一部时政议题驱动下的政治纪录片，又是一部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立场的宣传纪录片，从各方面看，都不是讨观众喜欢的大众纪录片类型。但是，其独特的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政治题材或宣传性质纪录片的套路，构成层层深入的影像说服格局，并产生了良好的说服效应，将一部可能严肃、强硬的纪录片表现得温暖亲和又不失深刻理智。其创新的叙事理念与策略，不仅使其在众多涉华题材的外国纪录片中独树一帜，而且对当前中国政治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模板。

一、纪录片的叙事与说服

格里尔逊关于纪录片的定义“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经过多年来人们的争议与再释，留下两个辨识纪录片的重要标志：一是事实（即现实世界里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二是叙事（即“创造性处理”，制作者表达处理事实的方法）。这一观点在布莱恩·温斯顿最新的阐述中得到深入证实，他认为“在现实变化多端的后现代世界里，只要保证叙事和见证人这两个根基不动摇，纪录片中任何表达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1]其中“见证人”是纪录片表现事实本质的保障，“叙事”则是纪录片处理事实的必要手段，能够让纪录片中“这个现实世界的故事为观众所接受”，从而实现“纪录片的价值”。布莱恩又指出“纪录片的价值并不依赖于生产制作方式，而更多依赖于观众的接受行为”，[2]即纪录片的真实是影像本身无法保证的，需要得到观众的验证与认可，这与比尔·尼克斯对纪录片的最新阐释不谋而合——纪录片“旨在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现象采取某种立场，并且让观众相信这种立场的合理性”，[3]两者都强调了观众对纪录片的信服与认同问题。由此，纪录片潜在的“说服”性质被提炼了出来，而纪录片表现真实世界的“叙事”也因此被赋予“说服”的使命。

在《辞海》《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说服”因为字音的不同有两种释义：“说（shuō）服”表示“用理由充分的话使对方心服”，“说（shuì）服”表示“用话劝说别人，使他听从自己的意见”。纪录片的“说服”属于前者，“说（shuō）”指一种说话、讲述、评论、判断的客观表达行为，即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服”则是一种主观目的，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够让人信服，任何作品的创作在最初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样的诉求，而纪录片的社会现实性使其在这一点上比一般的艺术影像表现得更深刻。如果说“叙事”是纪录片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么“说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纪录片如影随形的，“纪录片用声音与画面相结合的方式打动我们，激发感觉与情绪，汲取价值与信仰”，[4]只是“说服”表现的痕迹深浅不同，深者如格里尔逊式的宣传纪录片，浅者如直接电影者主张的“墙上的苍蝇”（旁观式纪录的目的仍是为了让观众相信它更具客观真实性）。纪录片的说服特征是与其社会功能属性紧密相连的，因为纪录片的主要目的“并不完全在于引起我们的审美兴趣”，还在于“针对当前社会现实，通过说服性努力所达到的效果”，即“激活我们的社会意识”。[5]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纪录片观照现实的社会性使其必然带有说服的目的，但由于纪录片同时也是兼有艺术性的影像作品，它不会像政治、法律、教育领域的“说服”带有强制性，而会用技巧与艺术的手法完成说服，即纪录片的叙事。

综合理解说服与叙事的关系，两者不可分割，从词意层面上看，说服包含了叙事（即“说shuō”）的过程；在实践层面上，叙事是实现说服的途径与方法，说服则表现为一种叙事的效果。而在纪录片的具体呈现中，叙事与说服并非混杂在一起，叙事仍主要以影像文本的方式加以表现，而说服则是隐藏在文本性叙事背后的社会性叙事或表现效果。也正因为说服特征的隐性存在，纪录片叙事与单纯的文学性叙事、艺术性叙事不同，它兼备除文学、艺术之外的社会学领域的叙事规则与功能表现，形成一种特殊的“影像说服”。

《善良的天使》虽以中美关系为主旨，但却深谙纪录片叙事与说服的潜在关系，有效地利用了创新的叙事手法，把政治外交中宏大抽象的主题分解为若干简单微观的成分，将演说、故事、隐喻符号等多种叙事元素汇聚在作品中，稀释了纪录片政治议题下的宣教色彩，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叙事—说服”体系。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学理论中指出，图像话语包含三个层次的讯息：语言学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善良的天使》的叙事方式恰好是对这三种类型图像话语的运用：“演说型叙事”对应“语言学讯息”，强调信息传达的解释与演说；“故事化叙事”接近“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即直接意指形象，强调影像表层的叙述功能；“隐喻性叙事”则与“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对接，即含蓄意指形象，表现的是影像符号深层的象征性意义。三种叙事类型又分别着力三个层级的说服方式——认知说服、情绪说服、修辞说服，构成了具有多层意义内涵的进阶型说服体系。

二、演说型叙事与认知说服

比尔·尼克斯把纪录片的声音类比为演说家的声音，以此说明，纪录片要用有效的修辞来完成对观众的说服，也暗指了纪录片的一种重要叙事形式。所谓“演说型叙事”是一种用修辞性的语言直接表明立场与观点的方法，是纪录片叙事中最为直接的一种，主要包括：解说词叙事、采访性叙事、证据资料叙事等类型。解说词是纪录片的传统，纪录片创作者借助解说员的声音成为“演说家”，直接进行内容宣讲；采访性叙事是“真实电影”倡导下的一种纪录片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于调查性纪录片中，通过采访调查拍摄完成基本叙事；证据资料叙事是通过对其他影像资料的片段性使用进行观点性叙事，如一小段电视新闻、电影片段剪辑、文献资料片引用等等。

心理学的说服理论认为，认知与理解是说服过程的第一阶段，受众获得信息之后，产生对信息的感知、记忆、想象与思考，完成整体的认知理解，不同的认知效果产生不同的说服效果。而演说型叙事正是针对受众认知理解层面展开的说服，它打破了“直接电影”的旁观记录规则，以更加主动的方式介入到纪录片的叙事中，纪录片“作为演说家”将观点与立场表述出来，让受众能清楚明了地接收信息内容，避免晦涩表达的负面效应。直接的演说叙事在视听呈现方面具有静态性、直接性、简单性，往往在纪录片的艺术性与生动性上有所欠缺，但是它却有利于观众在纪录片的信息认知上产生明晰真切的客观基础，也会因为演说话语的典型性与启示性带来成功的观点陈述与思想表达。

《善良的天使》属于主题驱动类型的纪录片，比起单纯的人物或事件驱动纪录片更有表达难度，需用一系列的材料累积表现或解释“中美关系”这一公共议题。主题表现具有相对的隐匿性、间接性，需要演说性的话语方式将其意图表达出来，让观众能够快速地认知纪录片影像的表达意思。另一方面，演说型叙事是较为冷静简单的信息传达，说服的信息因素通常是理性的言语或观点，不属于说服的深层卷入形式，往往需要从多维的角度形成思想认同的说服点。因此《善良的天使》的演说型叙事不是单一观点的直述与呈现，从演说形式、演说者、演说立场及演说领域等几个角度着手，形成多维组成的结构性演说叙事，有策略、有逻辑、有思想、有情感地完成对观众的认知说服。如表1所示，演说形式采用了解说词、采访、新闻资料、动画片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表现：解说词叙事是由低沉有力的男中音解说员完成，短暂性地穿插在整部纪录片中，多数以辅助性的解释、介绍语言演说，成为观众完成信息认知的诚恳引导者；采访性叙事的受访者多是在中美两国有良好声誉与公众口碑的权威知名人士，他们的身份中暗含了良好的道德可信度与专业可信度，给观众以值得信任的印象。除此之外，运用了不少资料叙事的证据，如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等几段电视新闻、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讽刺动画片，以及特朗普关于中国威胁美国的演说视频剪辑等，不仅丰富了本片演说型叙事的形式，而且用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另一种言论立场的存在——即破坏威胁中美关系的“演说”话语，形成演说立场与观点的多元化与整体演说叙事的戏剧感，增强了认知性说服的效果。在多种演说形式的支持下，“演说者”包括了画外音解说员、受访的权威人士、普通民众以及资料新闻中的主持人等多类角色。而演说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各个反映中美关系的领域。

由此可见，演说型叙事虽然并非艺术的展演形式，但作为意图更直接的表达方式，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叙事，构成了严密的演说体系与论证结构，从而陈述事实、案例或理念、思想，成为支持纪录片立场与观点的证据与证明，而纪录片创作者在叙事构成中的深刻思考与选择，让观众更加相信这些证据的合理性。

三、故事化叙事与情绪说服

认知说服通过受众的关注与理解铺垫了说服的基础，是说服过程中的浅层指标，而情绪说服则是让受众产生深刻的情感卷入，从内心深处产生情感的共鸣，情感参与的认同比知识获得的认同更加深刻且持续，也更容易影响或改变受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态度与看法。立足产生不同影响力度的纪录片也一直存在知识型纪录片（Intelligent film）与情感型纪录片（emotional film）的不同类型，以演说型叙事为主的纪录片属于前者，强调用快速理性的观点信息完成说服，类似于一种强烈而直接的雄辩；而后者则通常选择以故事化叙事的手法为主。

所谓“故事化叙事”是运用具有人物、情节、情境元素的故事推动纪录片的事实讲述，梳理具有戏剧感的叙事线索、构造具有共通性的叙事空间、展现具有形象力的叙事人物，让受众沉浸在故事之中完成高度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参与。美国学者乔纳森·歌德夏曾断言人类就是“一群故事讲述的动物”，纪录片虽然不像虚构的剧情电影具有强烈的叙事结构，但依然有人物、情节、环境（场景）等叙事的基本元素，观众依然可以通过真实材料组成的叙事框架来理解这部作品。故事的情节线索提供了受众跟随其中的脚步与线路；故事的环境（场景）营造出真实具体的情境感，提供了受众产生微观体验的空间；故事中的人物以可见可感的真实形象感进一步深化受众的情感参与程度，在人物身上投射出自己的命运感知，产生共情反应。观众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感知中，完成了情感交流、意义共享，以及角色交换的共情体验。

《善良的天使》虽为一部宏观议题为主的纪录片，但却巧妙地运用故事化叙事的方法，把空洞抽象的政治话题注入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让观众能够真实直接地对纪录片的主旨意图进行微观感知，把观众理性、间接的思想认知转化为感性、直接的情感参与。叙事学中有个人叙事与公共叙事之分，前者是个人的经历或日常叙事，后者则是强调社会意义和共享价值的集体性叙事，《善良的天使》有效地将两种叙事类型相互交错，整部纪录片一共讲述了大大小小约九个故事，每个故事依托的人物都是普通的美国人或中国人，但他们的日常故事背后却蕴藏了宏大的公共主题。（表2）“美国人马塔在上海工作与生活的故事”与“山东教师李绵军的珠心算教学故事”分别暗示了美国文化在中国的融合、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两个并不关联的普通人用自己日常故事完成了中美关系相交相融的事实写照，严肃冰冷的公共叙事在具体故事的观照中变得温暖可感，零散微弱的个人叙事在宏观主题背景的映衬之下对观众产生了凝神聚力的有效感召。云南工程师李宝山远赴埃塞俄比亚修桥，三年未能得见妻儿，成为整部作品最为感人的故事，看似与中美关系并无关联的一则故事实际是向误解中国的美国人民展示“中国人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所付出的艰辛与代价”，用感伤的悲情叙事手法完成了对观众的说服，这比任何一种想要说明“中国人是善良的”的说辞都显得精彩且智慧。环游世界的盲人曹晟康独自游历美国、30年前习近平访美住在平民家中、中国商人Glad Chen建成中美友谊屋三个故事完美地嵌套在一起，打造出全片最大的叙事亮点，由普通人的励志经历引发关注点，再通过其游历目标地带出领袖人物的旧日往事，最后由中国商人的义举故事点明主题，平民精神、领袖形象、两国关系在不同人物的命运故事中彼此勾连，揭开个人微观叙事的面纱，呈现的是集体叙事的灵魂。不仅如此，每一个故事在精心选择和布局之下映射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情点，这种跨越文化差异让两国观众同时共情于纪录片故事的叙事探索，展现出该片创作者的勇气与智慧，也正是国际传播的纪录片一直竭力追寻的目标。故事中隐含的“家庭观念”“亲情”“爱情”“梦想”“青春”“拼搏”等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不仅使观众与片中人物产生共情，也使两国人民看到了彼此思想与情感的共情点。

总之，故事化叙事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观众的说服，且是深入而持续的影响。普通人的鲜活故事构筑一个人类共享的日常故事维度，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观众都感觉自己生活在纪录片的世界里，这种近乎真实的临场感让观众规避了负面的认知反应，通过喜欢或认同故事中人物、情节或其他要素，“唤起强烈的情绪反应来改变信念与态度”。[6]

表2 《善良的天使》中故事化叙事

四、隐喻性叙事与修辞说服

纪录片作为影像符号的表达载体，本身就比文字符号更有意义表达的间接性；在视听符号构成的影像语言之中，又有“以叙述为主的表层影像语言”与“以象征为主的深层影像语言”之分，隐喻性叙事便是对后者的实践方式。具体地讲，隐喻性叙事是一种内涵性的影像表述，它具有隐藏性与暗示性，由“可见的视像符号”与“隐藏的思想意义”两个基本组成（相当于“本体”与“喻体”），两者之间既有模糊的意义勾连，又存在一定距离的意义间隔，因此视像符号是具有含蓄的再现功能的象征性符号。

隐喻性叙事具有符号表现与意义再现两个步骤，这要求受众主动参与到传者的信息表达中，形成“传者暗示—受众联想”的双方互动格局，最终实现隐喻表达的“表现—再现”。受众在纪录片的隐喻表达中，可以根据视像符号的外在形象产生感觉并对其进行定义或理解，这种主动参与性使隐喻性叙事成为“往往是使我们相信某一观点优于其他观点的更有意义、更有说服力的方式”。[7]这种运用模糊的视像符号与观众产生的思想与情感互动的方法，达到了对观众的说服效果，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通过视像符号的修辞手法生成的内在象征意义而产生一种不谋而合的理解与信任机制，因此在此称之为“修辞说服”。“修辞”正是比尔·尼克斯提出的纪录片说服的三种手法之一，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性的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它“在有争议的公开议题上运用所达成的高度共识与认同”[8]，这种暗示性的思想说服甚至比一时的情绪说服更有智慧。

表3 《善良的天使》中隐喻性叙事的视像符号与象征意义

《善良的天使》是典型的以公共议题为主旨的纪录片，在表达思想观点时，除了演说式的直抒胸臆、故事性的情绪感染，必然会使用隐喻性叙事的方法。这些隐喻表达不像故事和演说有明显的叙事痕迹，往往以零散的细节或片段的符号穿插在某个完整故事或某段解说或采访中，或隐或显地展示着自身的存在，而一旦被观众关注并且加以解读理解，就会产生隐喻的巨大表现力与说服力。表3列举了作品中主要的几项隐喻性叙事案例，其中涉及了多种视像符号，包括：由创作者刻意制作出来的构造性符号、由现实世界的存在事物表现的物象符号、由真实具体的行动呈现的行动符号，以及由民族历史时空中约定俗成的惯习展演式的仪式符号，每种符号中都蕴藏了含蓄深刻的意指。特朗普一系列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演讲被组合在一起，并通过特效将其的演讲背景置换为长城的城墙、城堡，特朗普言辞激烈的形象映射在几千年历史的长城城墙上，显出一种荒谬的无力感，他评判中国的声音被包裹在连绵不断的长城之中，暗示着其观点在厚重深广的中国历史中的渺小与可笑。一组中国人晨练的镜头配搭董建华介绍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声音，在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把镜头落脚在一个练习太极的中国人的T恤上，背后印着一个英文单词Twister（纠缠者），传统太极拳与英文T恤两个极为反差的物象在习拳者一个转身动作中暗藏着中美之间相互纠葛的复杂关系。纽约时代广场的一组镜头同样隐藏着丰富的内涵：装扮成自由女神的演员主动和一位在此游历的中国女孩合影，而随着这个演员的目光望去，时代广场的大屏广告上正在播放一则中国节日盛装的视频广告，两个极具暗示性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将本来日常性的旅游行为与商业行为融合在一个瞬间里，中美两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事实悄无声息地被影射出来。带有民族文化和历史惯习基因的仪式符号是行为符号的升级，其展演式的外在形态更易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感知，而其背后暗设的内在意义往往给人神秘而权威的召唤。《善良的天使》中采用的仪式符号既注重了不同民族中仪式展演形式的差异，又表现出仪式符号背后两国共有的仪式原型（即内在的精神），如：比赛前队员们的呼号象征着“挑战与拼搏”的精神，春节时中国家庭的祭祖、聚餐、放烟花等仪式被赋予了浓浓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寓意，返乡祭祀死去的亲人时烧纸钱、点鞭炮同样被符号化，成为“亲情观念”的象征……这些神秘的仪式吸引着观众的主动关注，同时又发挥强大的意义再造功能，使观众在悄无声息之间心领神会，完成说服。而隐喻叙事的魅力正在于传者不动声色的表达与观众心照不宣的感悟不谋而合。

隐喻作为修辞的一种表现手法作用于纪录片的叙事之中，在本来就带有间接表意功能的影像符号之上驻扎更深刻的内涵与寓意，推进了纪录片的叙事深度。同时，因为隐藏的表达方式刺激了观众的求知欲，用“一种令人感动的诗意”或“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修辞手法”[9]引导观众探索出新的释义空间，完成互动性的认同说服，开辟了新的说服层次。

五、结语

具有现实意义与社会责任的纪录片本质上就被赋予教导与说服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录片的信息传达是简单粗略的；恰好相反，纪录片创作者应该深扎于全球化的文化、艺术、社会背景之中探寻深刻有效的叙事智慧，从而调动观众的认知欲望，获得与他们的共情体验与思想交互。《善良的天使》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窗，让我们认识到，叙事不仅是一种影像的艺术表现元素，更是“我们人类精神反映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经历与感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10]，而达到这一境界的叙事作品往往会自然地实现于无声处的影像说服。《善良的天使》导演柯文思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作为宣传工具的电影、电视、新闻、书籍等等都非常擅长讲述美国的故事，所以美国的文化能够广泛渗透到全世界；但是中国讲故事的手法却不太好。中国应该更有自信地讲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而不是用宣传或简单的方式来呈现。”这是对中国纪录片人的挑战，但也是激励。

注释：

[1布莱恩·温斯顿．当代英语世界的纪录片实践——一段历史考察（下）[J]．王迟，译．世界电影，2013(4)．

[2]布莱恩·温斯顿．当代英语世界的纪录片实践——一段历史考察（上）[J]．王迟，译．世界电影，2013(2)．

[3][4][5][7][8][9]比尔·尼克斯．纪录片导论（第二版）[M]．陈犀和，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76，14，104，111，104，40．

[6]李启毅．叙事传输理论与说服机制：以叙事型公益广告为例[J]．心理科学进展，2015(11)．

[10] Ib Bondebjerg． Documentary and Cognitive Theory: Narrative， Emotion and Memory．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4，2(1)：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