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995—2015年的107355个二元边际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比较100个国家的出口增长情况。理论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具有促进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制度化建设的加强更为凸显。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不仅显著提升了所有国家的出口增长，而且对新产品新市场的扩展边际作用更大;划分国家类型后，“一带一路”对促进沿线国家贸易增长存在差异，对“陆上丝路国家”集约边际增长的作用更大，而对“海上丝路国家”的扩展边际增长更高。以上结论在加入经济规模、结构转型、实际汇率、外部冲击、一体化协定、语言相通等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总体体现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所有国家贸易增长。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贸易增长; 二元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9（04）-0001-13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的共商、共建、共享发展原则，引起了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和实体企业经营者的广泛关注，一个各方共同打造的开放包容的经贸合作平台逐步完善，其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正不断释放活力，不仅有助于实现沿线国家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还能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扩展增长新空间，推进中国和沿线国家朝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正式提出“五通”倡议，中方希望同沿线国家展开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合作。2017年国际高峰论坛再次提出“五路”倡议，提出为妥善解决全球治理普遍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三大严峻挑战，我们应该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以共享安全格局来夯实世界和平;以繁荣创新来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增强各国经济增长活力;以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超越文明隔阂，实现全球善治。

客观来看，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五通+五路”倡议提出以后，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相互贸易投资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比如对外投资上，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56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1690亿美元，分别比2014年增长了24.6%和18.7%;沿线国家对华新设立企业4479家，直接投资424亿美元，也分别比2014年增长了1.4倍和5.3倍。贸易畅通更是如此，2018年中国与沿线进出口贸易总额83657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34.5%，其中出口46478亿元，进口37179亿元，也分别比2015增长了21.9%和54.3%①。而在政策实施上，2017年首届高峰论坛统计的76大项代表性合作成果中，仅贸易畅通就达到13项，占比17.1%，其中就包括中国同巴基斯坦、越南、格鲁吉亚等众多国家的政府间经贸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2019年4月召开第二届高峰论坛，代表性合作成果更加丰硕。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重要组成和新兴市场发起的新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就贸易畅通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中国出口到沿线具体国别或地区的分析[1];二是具体贸易领域的研究，如服务贸易等[2];三是整体贸易格局分析[3];四是具体讨论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关税与非关税壁垒[4]、人民币汇率波动[5]等。

在新新贸易理论发展和指引下，国内也出现了部分文献讨论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或三元边际问题，以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源泉，研究结论分歧较大。一些研究成果似乎在暗示或直接表示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边际扩展[6]，但另一些研究却认为扩展边际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7]。由于各研究者所用数据期限和二元边际测算方法存在差异，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到底是源自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的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对稳定出口增长的抗外部冲击、提升国际贸易福利有不同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一国出口增长如果主要源自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则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外部事件，以少数产品集中于部分国家的出口增长方式极容易出现大幅波动，国际贸易利得就会受到影响[8]。

应该说，国内外十分充裕的研究文献对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有关经贸合作的大量讨论为正确理解贸易畅通提供了众多新见解。只是在内容上，现有研究除结论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出入外，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增长的源泉也主要讨论中国是主要依靠集约边际实现还是扩展边际实现。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怎样？是以集约边际为主还是扩展边际为主？“一带一路”建设对哪种边际的作用更大？“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是否存在差异？倘若“一带一路”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积极响应，扩围建设是否更有利于世界贸易增长？这些新话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经典新新贸易模型基础上，首先在理論上构建了一个可以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以老产品老市场、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新市场的测算二元边际方法，对1995—2015年全球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分解，从中挑选出中国和相关国家的集约边际和扩展数据作为实证样本，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讨论“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理论模型分析和研究假定，第三节实证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第四节是对中国和沿线65国样本的初步回归及分析，拓展到100个国家样本的稳健性再检验和比较放在第五节，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上，国内外早已出现众多分析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经典理论模型。为分析问题方便，也为构建后续的实证模型，我们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影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基本分析框架。

假定：随着中国和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逐渐走向深入，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作用将逐渐体现。

上述假定能否成立？我们使用中国和沿线国家相关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实证模型

式（10）（11）可以分析国家间任意行业k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为分析方便，我们将行业k看成国家i的行业总体（即全部行业），加入时间变量后，取其自然对数并考虑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设定如下计量方程作为比较“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实际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客观来看，现有国内外研究中因为各研究者所使用数据不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动力到底以集约边际为主还是以扩展边际为主存在较大分歧，仅仅以土耳其为例，Turkcan[11]认为扩展边际在土耳其总出口中占有重要作用，但Cebeci等[12]却认为土耳其的出口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引起。

研究结论出现上述分歧除因为有研究者使用微观企业数据，也有研究者使用HS或SITC编码高位产品数据差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研究者测算二元边际的方法不同[13]。以HS高位码贸易数据为例，如果将扩展边际仅定义为产品层面，即产品多样化的新产品出口增加[14]，那么出口目标市场的国别增加就不能够计算在内;而如果把扩展边际定义为国家层面，即国别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增加[15-16]，那么新产品出口增长的产品多样化就不能计算在内。扩展边际界定方法不同，自然带来集约边际测度结果不一样。

本文借鉴项松林等[17]的方法，将上述产品多样化和国别多元化结合起来，使用老产品新市场（OPND）、新产品老市场（NPOD）和新产品新市场（NPND）作为衡量扩展边际的基础，而仅将老产品老市场（OPOD）界定为集约边际。所谓老产品老市场是指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继续出口到已经出口过的国家市场;老产品新市场是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出口到以前没有出口过的市场;新产品老市场是以前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已经出口过的市场;新产品新市场是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以前没有出口的市场。

CEPII BACI数据库给出了联合国贸易统计署统计的全部国家HS-6位码数据。我们以该数据库为基础，首先将基期0定在1995年，时期t定在1996年及其之后，通过对比1996年及以后每个国家i出口到任意对象国家j的HS-6位码同1995年的差别，以确定每种出口产品的老产品、新产品和消失产品身份，再进行加总就可以计算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了。由此可以得到包括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全球521915个国家组二元边际数据，从中剔除部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小于零的数据后，分别取其自然对数（即lnIMit、lnEMit）代入式（12）（13）中。

2.“一帶一路”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本文的核心变量，我们先用虚拟变量dt表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之后的时期，即设定2013及其以后年份的dt=1，其他为0。然后，我们使用另一个虚拟变量du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两者相乘所得到的变量作为式（12）（13）中“一带一路”合作倡议lnμ。

同时，为比较“陆丝”（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丝”（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式（12）（13）中的du细分为du1和du2，前者表示“陆丝”国家组，后者表示“海丝”国家组。具体来看，首先划分“一带一路”建设的65个国家，“陆上丝路”国家29个，“海上丝路”国家36个。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倡议、全球共享”发展理念，并没有限定哪些国家不能参与，我们继续将du细分为du3和du4，前者包括11个主要西欧国家，简记为“附带”国家;后者是沿主要航道和海岸线的国家组，简记为“附路”国家，详见表1。

3.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

可变贸易成本用出口国i和进口国j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变量lnτjit带入式（12）（13）中，各国首都间距离原始数据源自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固定贸易成本采用1995—2018年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等9方面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评价得分表示。应该指出的是：该评分数值越大，表示的固定贸易成本越小。为此，我们先取其倒数表示反向变化关系，然后再取其自然对数作为固定贸易成本lnfjit。

4.外国经济规模和本土市场效应

经济规模采用人均国民收入表示。全部样本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源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获取各国人均国民收入（Yit，Yjt）后，按照成对国家组方法计算反应母国市场效应的相对经济规模（Yjt/Yit），然后取其自然对数作为ln（Yjt/Yit）和lnYjt变量。

5.实际汇率

汇率首先从IMF数据库中获取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使用计算成对货币汇率的方法，确定国家i和目标对象国家或地区j的实际汇率并取其自然对数ln（Pjt/Pit）代入式（12）（13）中。

6.相对劳动力比重

因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有些甚至处于工业前中期，为衡量相对劳动力多寡可能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我们先使用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经济结构转型变量Lt，然后使用出口国i和进口国j的经济结构转型变量比值作为相对劳动力比重，并取自然对数ln（Lit/Ljt）带入计量方程。各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数据源自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7.其它控制变量

影响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因素还有外部经济冲击、一体化经济协定、语言沟通障碍、是否处于全球价值链三大集聚区之中，收入等级差异等等。我们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也纳入到计量方程中，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1995—2016年全球经济主要遭受到三次典型的外部冲击，分别为：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的世界经济温和衰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用虚拟变量S表示外部冲击，则1998、2001、2008年的S=1，其他年份S=0。使用虚拟变量Con=1表示任意出口国i和进口国j签订有一体化的协定，否则Con=0。区域一体化的数据来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现有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出口国i和进口国j使用一种语言人数越多，双边贸易的交流信息成本下降，贸易量将增加[18]，这也会作用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为衡量这种效应，我们使用虚拟变量Com=1表示贸易双方有至少9%的人口会说一种共同语言，否则Com=0，数据也来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四、初步回归及分析

我们首先对中国和沿线65个国家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并对合并在一起的66国、沿线65国、陆上丝路29国、海上丝路36国和中国五个子样本进行计量检验。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加入或不加入中国还是细分各个子样本，主要变量系数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都没有改变，回归结果较为稳健详细结果可向笔者索取。

（一）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从绝对经济规模来看，表2和表3中lnYjt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符合理论预期。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大量实证结果显示：进口国GDP规模越大，对于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类产品就越多，从而进口产品就越多。lnYjt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说明各方形成合力，努力推动沿线国家经济总量做大做强，不仅能带动老产品向老市场出口，而且能增加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规模，对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整体“崛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相对经济规模中，ln（Yjt/Yit）是衡量母国市场效应的变量，即母国经济规模越大，比值越小，如果ln（Yjt/Yit）的估计系数为负，就可以表示新贸易理论的本土市场带动出口作用。集约边际中ln（Yjt/Yi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各个样本均成立，符合母国市场效应的理论预期，即本国市场经济规模越大，生产能力就会越强，向既有目标市场出口产品的供给能力就越有保障，存在母国市场放大本国集约边际扩张的效应。扩展边际的ln（Yjt/Yit）的估计系数在表3中也显著为负，同样体现出母国市场效应，因为本国市场规模越大，研发、生产新产品的各种投资自然增加，出口新产品能力也就更强，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也会越高。这一结论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各国发挥自身经济发展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带来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也能促进本国出口贸易沿新产品、新市场的扩展边际扩张。

（二）经济结构转型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经济结構转型变量ln（Lit/Ljt）反映的是出口国同进口国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比例，一定意义上可体现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带来的成本优势，本国相对外国农业部门所占人口越多，农业劳动力的工业转移可以减缓制成品部门工资成本上涨压力，压低出口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已经出口的老产品企业来说，低劳动生产成本可以让即便生产率不符合出口条件的异质性老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也具有价格优势，这些老产品可以继续出口，集约边际随之扩张。表3中ln（Lit/Ljt）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样本回归中都显著为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沿线国家间深入而持续的国际经济交流，整体出口市场的产品种类和产值将不断增加，部分国家的生产企业自然能感受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激烈市场竞争，如果不采用新技术、不生产新产品，将有不少的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然而，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法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创新活动或许不会太过“高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业转移恰好充分发挥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转移中带来的“低劳动成本红利”，让拥有更多农业就业比重的国家敢于创新的动力更强。一旦技术上取得突破，“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便开辟了新的出口对象，新产品、新市场大幅度增加，扩展边际促进出口的作用也将更高。所以，我们预期：经济结构转型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同样有利。表3的实证结果恰好能体现这一点，因为所有样本估计中ln（Lit/Ljt）均显著为正。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于沿线很多国家来说，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可以继续发挥，各方加强商品流通，减少阻碍商品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有利于扩大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更有利于增加扩展边际。

（三）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可变贸易成本lnτjit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符合经典贸易模型的分析结论。固定贸易成本lnfjit同样显著负向影响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国家组单独估计除外），反映出沿线国家自由度越高，固定贸易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出口的扩展边际增长。贸易成本反向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说明减少贸易成本有助于增加沿线国家的新老产品出口能力。根据孙瑾和杨英俊[19]的研究成果，中国与“一带一路”14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在二十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下降幅度最大，这对促进中国向这些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扩张有利。

我们或许应该重视贸易成本对扩展边际的不显著作用。表3的扩展边际估计中，“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国家组单独估计的lnfjit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样本期降低贸易成本还未“真正”起到扩展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作用。

（四）实际汇率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ln（Pjt/Pit）表示数量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上升意味着本币升值，一般而言对出口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同等条件下，如果本国和他国在既定第三方市场同时出口现有老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会减弱，由此带来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会减弱;但也正因为本币升值对现有市场既定产品出口有负面影响，对于那些瞄准国际市场的潜在微观生产出口主体来说，实际汇率上升一方面会让部门老产品出口企业“转战”新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部分低效率老产品出口企业设置的“国际市场进入门槛”被打破后，可以起到鼓励其他企业生产和研发新产品增加出口，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或会增长。我们预期ln（Pjt/Pit）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为负，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应该为正。

实证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表2中实际汇率负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在五个子样本中均成立，而表3中实际汇率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正是因为样本期内本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较为复杂，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为实现各国贸易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一个理想的状态依然是各方均维持本币币值稳定，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市场主体对东道国货币贬值可能遭受汇率风险的担忧，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相互间“货币流通”或“资本融通”的作用。

（五）其他控制变量对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影响

所有样本组中，外部冲击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部冲击不利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意义：经济全球化下外部经济的巨大波动，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方能推进中国和沿线国家朝共同繁荣方向不断迈进。区域一体化（Con）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表明通过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已经出口的老产品和尚未出口的新产品都有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各国保持相互间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对企稳出口贸易增长极为有利。沿线国家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估计结果中，减少交流障碍的语言相通性（Com）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本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使用一种共同语言人数的增加，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都有利，体现了文明互鉴的重要价值：通用语言相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双边贸易。

（六）“一带一路”促进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效应

尽管上述控制变量解释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都有合理性，但这些效应是否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身有关？或者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沿线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实际变化lnμ是否具有明显作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有何不同？谁更受益？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毕竟如果lnμ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则意味着即便不参加建设倡议，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相反，不参加就可能存在贸易增长方面的损失。我们需要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总体上看，首先应该客观公正评价“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所在，倡议的确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这是因为在“中国+沿线65国”的总样本中，lnμ促进集约边际增长的显著作用达到0.488，促进扩展边际增长的显著作用也达到0.241，细分样本组中lnμ也都同样显著为正。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是：面对境外部分媒体质疑，我们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弘扬倡议建设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尤其是在贸易增长方面的贡献。

其次，也应该看到“差异性”。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更有利于中国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这是因为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不仅“中国+沿线65国”样本中集约边际的效应lnμ系数大于扩展边际，而且“沿线65国”合在一起的集约边际系数也大于扩展边际，分陆上丝路国家、海上丝路国家和中国也都大体如此，表明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更有利于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

第三，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具有“非对称性”，“一带一路”似乎更有利于“海上丝路”国家贸易增长的集约边际，对“陆上丝路”国家扩展边际更有利。这是因为从集约边际看，海上丝路国家lnμ的估计系数为0.471，而陆上丝路国家只有0.4;扩展边际正好相反，前者为0.463，低于后者的0.642。“一带一路”建设对“路”和“带”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具有“非对称性”，必然要求采取差异化政策应对“海上航线”国家和“陆上交通线”国家的诉求差异。

五、扩展样本國家范围的稳健性检验

将沿线65国拓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100个国家后，上述结论会不会发生改变？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稳健性再检验。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增加样本国家范围后，所有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从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除部分变量回归系数存在相对大小的差异外，即使将样本国家拓展到100个国家，以下结论依然成立：①lnYjt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意味着国家间绝对经济规模的增长对促进相互间新老产品向新老市场出口有推动作用;②母国市场效应ln（Yjt/Yit）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再次说明各国发挥自身经济发展主观能动性，企业生产新老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有广阔销售空间，同时还能通过本土市场效应扩大到相互间的国际市场，增加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出口规模;③lnfjit、lnτjit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说明减少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有助于增加这些国家的新老产品出口能力;④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变量的相对劳动力ln（Lit/Ljt）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体现出工业化进程中的低生产成本可以让新老产品生产企业“低劳动成本红利”放大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随之扩张;⑤S显著负向影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和扩展边际，再次说明外部冲击不利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⑥Con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表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出口贸易发展;⑧Com同时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是成立的，只是部分样本中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要求，说明减少语言交流障碍和增强语言相通性对全部国家的贸易发展仍有积极作用;⑨实际汇率ln（Pjt/Pit）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显著为负，影响扩展边际显著为正，说明汇率变动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即使区分不同“带路”后依然十分复杂，为实现贸易稳定发展，各国还是应尽量保持本国货币稳定。

除了上述结论外，我们通过比较表4和表5也能得出扩大国家范围后的三个重要结论：

首先，扩围建设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在集约边际的再估计中，lnμ在扩展到100个国家及其各个子样本中都显著为正，集约边际的再估计也同样显著为正。这种作用不言而喻，随着参与合作倡议国家的增多，原本存在制约货物流动的各种障碍和“藩篱”将逐步减少，沿线任何国家进入其他国家市场销售本国产品更为容易。也就是说，如果“一带一路”建设扩围，也有更多国家自主自愿地加入该倡议，对任意一国而言，已经进口本国商品的国家也会因为经济总量规模继续扩大进口量，各国研发且出口新产品的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展，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应该更大。

其次，促进贸易增长的源泉也具有“差异性”。这是因为在集约边际的再估计中，“全部100个国家”组中的lnμ显著正系数达到0.595，而促进扩展边际中的显著作用只有0.202。除去中国后的99个国家和仅仅分析“扩展带路”的34个国家，同样出现“一带一路”建设促进集约边际增长的作用高于扩展边际，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即便拓展国家范围依然更有利于老产品老市场的出口增长而非老产品新市场、新产品老市场、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扩张。

分“附带”和“附路”国家组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依然存在“非对称性”，特别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对“附路”23国和“附带”11国的扩展边际作用明显高于集约边际，说明这些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对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扩展作用更大。

六、结论与启示

在经典新新贸易模型基础上，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可以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然后使用产品多样化和国别多元化方法，实际测算出1995—2015年全球521915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样本数据，从中挑选出中国和相关国家的107355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比较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

首先，合理性。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和沿线所有国家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是有利于所有国家贸易增长的。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只要我们始终强调方案是中国的，智慧是国际的，受益的是全世界，就会创造出足够强的政策包容性，各国在贸易上就会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其次，差异性。样本期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更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说明现有贸易畅通仍需持续推进，各方仍需要在“造出来”“走出去”“融进去”“请进来”中下足功夫，扩大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

第三，非对称性。对沿线65国而言，“一带一路”对“陆丝”扩展边际作用更大，对“海丝”集约边际更高，而扩展到100个国家后，倡议对“附路”23国和“附带”11国的扩展边际作用要高于集约边际。非对称性意味着在未来合作中要充分重视差异性：对“陆上”29国，发展的重点任务应该是建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挥扩展边际拉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对“海上”36国，发展重点应该是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一步放大集约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作用;对“附带”和“附路”上的发达国家，扩展边际作用更大，可以进一步发挥他们在新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上的历史沉淀优势，扩大新产品新市场的扩展边际出口。

第四，其他影响因素中，他国绝对经济规模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说明各方形成合力，努力推动沿线国家经济总量做大做强，不仅能带动老产品向老市场出口，而且能增加新产品、新市场的出口规模。相对经济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表明各国发挥自身经济发展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带来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也能促进本国出口贸易沿新产品、新市场的扩展边际扩张。经济结构转型变量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意味着很多沿线国家的工业进程中，可以继续发挥低劳动成本优势。可变和固定贸易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说明中国和沿线国家彼此降低贸易成本，对促进整体贸易“崛起”有益。

第五，控制变量中，外部冲击显著同时负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和扩展边际，说明外部冲击不利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区域一体化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表明通过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已经出口的老产品和尚未出口的新产品都有促进作用。减少交流障碍的语言相通性同样有助于扩大沿线国家的二元边际，體现了文明互鉴的重要价值，即语言相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双边贸易增长。

不过，实际汇率影响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机制较为复杂，汇率贬值对部分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有利，但对扩展边际增长却构成了显著抑制作用，建议沿线各国仍需要维持本国币值稳定，毕竟“竞争性贬值”等同于都没有贬值，结果对总出口增长可能没有太大效果。

总之，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像两条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的“绸带”，经贸往来就像绸带的肩膀，只要肩膀硬则“丝路”联系紧，肩膀松则联系软。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以经贸合作为抓手，充分发挥“五通+五路”的作用，不仅能将沿线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出的庞大市场需求和日益发展的庞大供给能力耦合起来，还能进一步激发和拉动沿线国家对能源、原材料、制成品、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整体崛起，发挥抑制全球通胀和通缩的双重“稳压器”作用，对世界经济、沿线国家、中国自身发展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或许有一些补充，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进行全面分析，而非单独考虑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增长;二是使用相对较新的数据实际测算沿线每个国家出口增长的集约和扩展边际，虽处理工作量大，但应该能对现有国内外研究进行补充;三是细分“海上丝路”、“路上丝路”、“扩展国家”等多个样本组讨论贸易增长的源泉及其差异，并据此提供合理政策建议，以期能对相关工作推进提供参考。当然，本文不足也显而易见：一是因为所获取样本数据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两三年，结果导致我们测算的结果同“一带一路”建设所起到的真实作用或许还有差距;二是尽管我们设计出了一个可以分析建设倡议对中国和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基本分析框架，但在计量分析中依然存在部分假设结论与实际不符。我们将在未来研究中继续关注模型的适用性，并力求获取更全更新的数据进行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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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