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忻

悠悠千载马文化

驿使图画像砖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

面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当我们审视人的力量时，也许会忽视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给国人以巨大辅助的物种：马。

當我们用这一视角审视历史，就会发现：马与我们的先民、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与历史的兴衰和进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不禁让人心生感慨：马，伴随着前人，参与了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时代嬗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马之本身，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可忽略的角色;马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马之精神，是中华民族意识深层的一种情愫、一缕精魂。如果说，没有马人类的历史会被重写有点夸张的话，那么，没有马中国历史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则毋庸置疑。

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动力

马作为一种大型草食性哺乳类动物，早在四五千年前即被我们的先民驯养、驾驭。在人类役使的动物中，马最通人性，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在历史演进中，马成为行旅代步、农牧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动力，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战乱频仍的古代中国，马始终是一大战略要素，是震慑对方的军事实力。大国的军事霸权与小国的俯首称臣，多是以马的多寡为决定条件的。居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依仗天然草原资源，有着优越的养马优势。他们人人精于骑射，个个骁勇善战。他们的骑兵速度快、战斗力强，其部落本身就如同一个迁徙移动的准军事组织。这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历代农耕政权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只要看看春秋战国、秦汉政权受到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看看唐代面临突厥、吐蕃游牧民族的南北夹击，丝绸之路曾一度被切断：看看宋代受到辽、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挤压，甚至帝王被俘或偏居一隅：再看看明代面临北方鞑靼、瓦剌、女真、兀良哈等游牧民族的袭扰，就会明白，中原农耕政权边患不断，被动挨打，无奈之下构筑长城防御工事，或被迫实行联姻亲善的策略，不能不说是由于双方马力的悬殊。因此可以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马力的较量史，也是中原农耕政权关于马的危机史、失败史。经过长期的征战和民族融合，中原历代政权都注重汲取游牧民族之长，重视马的牧养，制定马政，发展马业，专设马市，不断对马进行品种改良，增强马的军事武装。因此，一部中国史也是中华各民族之间，包括与周边国家之间马的交流史、发展史、优化史，各民族共同推动了我国马文化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马文化历史遗产。

中国马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依托。一般认为，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总和。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观念、地缘情结、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

至于中国马文化，笔者以为，它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马有关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在牧养、驯育、繁衍、役使、征战、娱乐等过程中，积累的对马的认识、牧养驯化经验、役使技能、文字著述，以及由此制定的关于马的政策法令。比如在马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发明的马具、饰物、车辆、武器等各种工具装备;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对马的情感寄托，进而转化为审美领域里崇尚马、颂扬马的文学艺术作品、风俗节庆、赛事活动等，因此构成了与马有关的精彩纷呈的物质文化、严谨周详的制度文化和深沉浑厚的精神文化。

中国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抽去马文化，将会大为逊色。马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涵盖面时空浩大，既有历史长度又有地域广度，还有专属厚度。

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驯养、驾驭马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认识、经验和技能。如人文始祖轩辕创制车马的传说、春秋时代孙阳（伯乐）《伯乐相马经》的撰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的破译、汉代马援《铜马相法》的记载、十六国北燕木芯马镫的发现、莫高窟302窟壁画“钉马掌图”中蹄铁技术的展示，以及在驯服马的过程中形成的马术、马球、舞马、走马、赛马等体育娱乐技能。

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驾驭、役使马的实践中创造出各种器具和装备，包括为马配置的马镫、马衔、马镳、马鞍、蹄铁、鞍鞯等马具，装饰美化马的当卢、马冠、杏叶、节约、寄生等饰品，保护马匹的马面、马胄等装备，还有以马为动力的导车、斧车、柴车、传车、帆车、缁车、轻车、轺车、戎车等各式车辆。这些器具和装备使马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中发挥了骑乘、耕种、驮运、战斗等重要作用。

彩绘骑铠甲马武士俑 北魏 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

洗马图 30×306cm 明 佚名

我国古代各政权把马运用于战争，总结出精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并发明了兵器装备等。秦汉以来，“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认识成为中原王朝维护政权的重要理念，也是历代制定马政的思想基础。其形态包括以战马为武装主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骑兵军阵、战车武备的功能特点、样式作用以及各类防护器具、配套兵器等。另外，历代以马为主力的征战所留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是马文化在军事方面的重要遗产。

马政，是我国历代王朝律令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设置有专门的马业管理机构，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发展马业、改良马种、开展交易、壮大骑兵的政策法令和旨要规章。如周代有车驾制度、马匹买卖规定，秦代有《厩苑律》、卤簿制度，汉代有禁止母马出关的查验制度，唐代有马匹管理机构，宋代有官马注籍制度、券马制度，西夏有马匹校检制度，辽代设有群牧使司管理官有牲畜，明代有依马制度，清代有牧场考成制度，等等。

我国历代王朝为提高马的种群品质和牧养规模，采取了各种交流举措和交易途径。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之路，也是茶叶与马匹的互市之路。各地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也是良马的交流史、引进史、培育史。马的体质有异、功能不同，既有驾车乘骑之利，亦有上阵征战之功，各有所专。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通过马的引进改良和互市贸易，以及战争掠夺和俘获，或者朝贡馈赠等途径，促使马这一物种成为极富社会性的角色。为此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如唐朝与吐谷浑开辟赤岭马市，契丹马入贡中原，雅安茶马交易点的设立，吐蕃贡马与宋朝的封赐，大理国与南宋间的马匹交易，等等。

在长期相伴中，人与马结下了特殊的情感，逐渐形成了喜爱马、崇尚马、赞美马的文化氛围。英雄的名字总是与神骏宝马如影随形，每一匹著名战马的背后，都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历史上相马、用马、爱马的名人故事及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闻名古今。如善于养马的秦非子，善于驾驭马车的造父，善于识马的伯乐、九方皋;项羽的“乌骓”马，呂布的“追风赤兔”，秦良玉的“桃花马”，郭子仪的“九花虬”等：还有齐桓公与“戏马台”、马援与“白马井”、杨延昭与“晾马台”、辛弃疾与“斩马亭”、文天祥与“义马墓”、陈连升与“节马碑”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古人与马之间的情义融入了历史文化中，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艺术。马成为文学诗歌、绘画雕塑、歌舞戏剧等文艺形式中最具人文精神的审美主题。

在诗词中，有赞美、描写马的《诗经》《楚辞》;汉武帝有《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南朝王僧孺有《白马篇》;唐代白居易有《钱塘湖春行》，韦庄有《代书寄马》，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宋代辛弃疾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元代马致远有《天净沙·秋思》，等等，难以尽述。

在历代绘画作品中，马也占有一席之地，留存了大量形象生动、技法精湛的马绘画作品，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韦偃的《双骑图》、唐代韩斡的《照夜白图》、五代李赞华的《东丹王出行图》、南宋龚开的《骏骨图》、元代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明代仇英的《秋原猎骑图》、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等，都留下了神骏的形象。

古代以马为表现对象的各类材质的雕塑雕刻艺术品，也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甘肃武威东汉铜奔马、四川绵阳双包山汉代漆木骑马俑、云南晋宁汉代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青海玉雕卧马、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陶马、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唐三彩三花马等，都荣列国宝级出土文物之最，闻名遐迩。

历史上，我国各地区、各族群在人马情基础上还衍生出以马为崇拜对象的图腾崇拜、风俗节庆和赛事娱乐活动。马，被作为神物，很早就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远古先民崇拜的图腾。先民们从识马、驯马、牧马、乘马、役马、驭马、市马、饰马到娱马，引发写马、画马、雕马、塑马等活动的同时，还衍生出马在丧葬、祭祀等习俗中的功用，后逐渐演变为各种民俗节庆祭祀活动。各地马神、马祖、马王庙（殿）的信仰祭奠，竹马社火的流传，马褂的穿着、赏赐，马钱的流通，马戏的演出，赛马的举办，无一不是马文化的孑遗。

“马文化”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提出的概念，它源于各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和发掘。伴随着大量与马相关的文物的出土，我们不得不回望历史，原来陪伴我们数千年的马，虽然在现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厚重的文化积淀。

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

白匈奴骑射形金饰片 青海省都兰县出土

金银错狩猎纹铜镜 洛阳金村东周大墓出土

法国作家布封曾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前），人们将野马驯化为家畜，一开始也许只是作为肉食，后来渐渐用于驾车、骑乘。

关于最早的骑马者形象，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一面战国时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那幅骑士搏虎图最为著名，图画以写实风格再现了当时的生活，画面右侧的武士身披铠甲骑在战马上，左手执缰，右手持剑，与猛虎对峙。没有鞍鞯，也没有马镫，骑者跨骑于马背上，这种骑乘方式叫“裸骑”。

我国骑马的历史，可追溯到3800年前。而真正把马用于战争是在约24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典故是“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国的国君武灵王尽管有武装精良的战车，却屡屡败给边境的匈奴、东胡等草原民族的骑兵。他看到胡人穿短衣、长裤、筒靴，骑在马背上开弓射箭动作自如，往来奔跑迅速敏捷，于是萌生了改革的愿望。他力排众议，很快付诸实践，仿效胡人服装和骑射经验，组建起第一支武装骑兵。这支骑兵在诸侯争战中发挥了优势，赵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成了“战国七雄”之一。

值得探讨的是，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尽管历史记载一再提到骑兵作战，但只说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并没有出现马鞍、马镫之类的词语。那么，庞大的骑兵队伍依靠什么武装？怎么保证骑手在马背上平稳用剑、精准射箭？

圉人呈马图 唐代 韩斡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鞍鞯的使用大约是在东汉时期，马镫出现在魏晋时期，均在公元三四世纪。汉代骑兵分重骑和轻骑。重骑指人马均穿铠甲;轻骑则无铠甲，但从实战中的案例看，可能有简单的鞯垫一类的装备。从目前出土的战国马具和西汉陶战马俑之类的文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均有相当于鞯的坐垫缚在马背上。匈奴墓葬中也出土过皮毛鞯一类的马具，这都为早期骑兵乘骑提供了实证。如果没有这些装备，霍去病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数百里寻歼匈奴，劳累且不说，时间久了骑手也会从马背上滑落下来。

猎獐图画像砖 嘉峪关魏晋墓7号墓出土

狩猎图画像砖 嘉峪关魏晋墓1号墓出土

鎏金铜杏叶 永泰公主墓出土

金银错马络头饰件

因此，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征服、役使马的实践中创造出各种器具装备，使马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中充分发挥出骑乘、驮运、战斗等作用。

驭马之具：马络头

先民对马的控制和使用，应该是从给马戴上笼头那一刻开始的。民谚说得好：“没戴笼头的马——不好摆弄，上了笼头的马——哼也不哼。”马笼头是民间俗称，书面语叫“络头”“辔头”“羁”或“鞿”。络头不包含马衔，《急就篇》颜师古注中载：“羁，络头也，勒之无衔者也。”络头就是套在马头上的一种器具，用以御马和约束马首，今天的马嚼子是与络头分设的两种器物。因为马络头大都用皮革或绳麻制作，极易腐朽，所以最早的马络头实物很难见到，只能通过复原件考察它的最早形态。商代马具中已经有了完整的马络头形态，从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的出土文物可见一斑。对出土马骨上保留着的络头铜饰进行复原后，基本呈现了络头的全貌。它由皮质额带、颊带、鼻带、咽带组成，带上套着青铜泡饰，两带交叉处用一种“十”字形的铜饰件连接，此饰件即后来的“节约”。

络头的结构在商周时期基本定型，后期只是在马络头上添加装饰物，如当卢、璎珞、杏叶等。从一些青铜器、壁画或画像砖上也可看到最早的马络头形态。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把青铜刀，刀柄为马头形，上面以镂空形式雕出马络头，由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组成，与今天常见的马笼头差别不大。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陶马上的络头，带有马衔：西汉画像砖上的马络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加上了马衔和缰绳。这种由笼头、马衔和缰绳三部分组成的驭马鞍具结构，在秦汉时期已经趋于完善。

马冠 宝鸡市博物馆藏

云形马镳 战国

除此而外，商周时期的墓葬马坑还发现了笼嘴式马络头。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内发现的贝饰络头很典型，它用皮带做框架，没有节约等饰件，像一个笼嘴一样套住马口。笼嘴式马络头有时又分为两层，里层是用皮革穿铜泡组成的络头：外层是用皮条编成的笼嘴，笼嘴成网状，十字相交处用铜节约连接。在笼嘴正面，马口至双目中间处，装有大小两件上端为兽面、下端微弯的钩形铜饰，大的在上，小的在下，这种饰件称作“钩”，大约是用来防止马相互撕咬或抢食。

驯服烈马的利器：马衔

对于狂暴不羁的烈马，仅靠笼头很难约束，还必须给它戴上马嚼子。俗语说：“再难驯服的马，戴上嚼子就乖了。”马嚼子，古称马衔，《说文》云：“衔，马勒口中也。”衔有口含之意，为含在马口中的钳形棒状物。因横在马齿间如嚼状，又称马嚼子。后来多为铁制，也称马口铁、口衔铁或衔铁。因驾乘时以紧勒马衔为指令，故又称马勒子。它与络头相连，两端连着缰绳，一旦马不听使唤，驭手只要用力拉紧缰绳，金属的嚼子便会勒紧马的两腮，疼痛中的马只得听从指挥。这个器具是控制马的行动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功能类似于今天汽车的方向盘。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懂得使用马衔来控制烈马。1936年，河南安阳殷墟人马合葬坑出土了一件商周晚期马羁饰。马羁饰由扇贝当卢、玉牛头、玉鸟、玉兽面、玉马衔和人头形的玉鑣组成，前四件装饰在马络头上，配以玉质的马衔和镳，将尊贵的气派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专家推测，这个墓应该是一名善骑射的武士与其战马的合葬坑，是现知最早的骑马作战的资料。这件独一无二的玉质马衔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衔精品。商周时马通常用于挽车而非坐骑，因此，这个武士的身份迄今仍是个谜。

1981年，考古人员在殷墟西区又发现两件青铜马衔，呈“8”字形，与缰绳相连，周代金文文献中把这一组合称为“攸勒”。《说文解字》说：“攸，行水也;勒，马头络衔也。”清道光二十三年（侣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晚期毛公鼎，记录了毛公向周宣王忠心献策之事。其中馈赠之物多有与车马相关的物件，如攸勒，即带有缰绳的马衔，金口，即金马冠。由此可见，西周时期，车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关系着国家岁祭和征伐等大事。攸勒能被列入礼单，证明当时人们十分重视这些物件的制作，而且马匹主要用于驾车。

青铜马面饰品 战国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藏

鎏金铜当卢 西汉山东章丘市出土，其正面透雕一头后肢朝上翻转的神兽，神兽有角和蹄足。

传统的衔有两种样式。一种由两个两端各有圆环的金属柱状体组成，呈“8”字形或“S”形，像双头内弯的钩子。两个圆环相套放置在马嘴里，挂在前切齿和后臼齿之间，外侧两个圆环再套在马衔外端，系上缰绳，为骑手掌握。当骑手拉紧缰绳时，马嘴内的两个圆环形成夹角，缰绳拉得越紧夹角越小，这不但会使马口承受压力，也因为马衔夹角变小使马的脸颊产生疼痛感，马只好驯服地听从骑手的指挥。另一种衔为微弯的直尺形，横卡在马嘴里，外端铸有马刺。一旦马不听使唤，只要勒紧马衔，马刺就会刺疼其脸颊，以此制服桀骜不驯的烈马。为了防止马衔从马嘴里拉出，又在马嘴外增加了一个装置“镳”，与衔配套使用。成语“分道扬镳”，意思是通过拉动马嚼子掉转马头而行。

西周时，马衔结构更加成熟，两头的环伸出马嘴，与外面的镳套合，辔绳不系在镳上，而是系在衔环中。衔与镳经常配套使用，还能脱卸。从出土西周文物看，镳的形状、材质越来越多样，有的呈圆形环，有的像牛角，有的像蝌蚪，有的仿木棍。春秋战国时，还流行用牛角、象牙和兽骨制作镳，比较讲究的镳还镌刻着细密的花纹。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中，写到两军交战中战将出列时，常用“勒马”一词，如“关平慌忙提醒父亲，行前已立军令状。关羽默默不语，勒马回寨”，“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人马，心中疑忌”。这里的勒马，就是拉动马衔、马镳的意思。

驭马者的指挥传感器：缰绳

牵马执缰，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而在古代，一根小小的马缰绳却大有学问。

缰绳是连接络头与驭手的凭依，古称“辔绳”，又叫作“攸”。《说文解字》曰：“攸，行水也。”一张一弛，两攸如流水，故曰“行水”。很多文献中，“辔”也特指缰绳。《诗经》中多处出现驭手执辔驾车的情形，如“四牡孔阜，六辔在手”，“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如何驾驭好马车，全凭驭者手中的缰绳。商代车马坑中，大都是一车两马，一般有两根辔绳。到了西周，一车四马是通例，每马各两辔，原本有八辔，但两边骖马的内辔系于轼前，谓之“鞠”，驭手只执六辔，所谓“六辔在手”，即是此意。

木轺车 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

“执辔如组”的“组”是指编织成的多股丝绳，成语的意思是辔索虽多，而在驭手手中就像一套组绳，驭手用力均匀，两边的骖马跑起来如同起舞，极为协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藏国宝级文物“秦陵一号铜车马”即是典型例证。御马俑双臂前举，双手半握拳，手握六根辔绳。

从文献记载看，驭手两手执辔驾驭，几乎不用鞭或策驱马。《礼记·曲礼》中说：“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意思是说，赶马行进时，辔分在两手持握，如果一只手要干别的事，辔绳即并于另一只手。善御者，从一提起缰绳，就能看出技艺很高。《淮南子·览冥训》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意思是说，像王良、造父这样高明的驭手，他们一登上马车，提起缰绳，四匹驾车的马立刻精神抖擞，整齐迈步，不急不躁，体态轻盈，奔跑迅疾，周旋自如。这里的“辔”，指的就是缰绳。

在古代，执辔驭马要比骑马复杂得多，想使车辆行驶平稳，驭手必须通过辔绳把意图准确传达给马，左右马的行动，因而缰绳显得尤为重要。以辔驭马，可以远致千里：“执辔”驭国，则需有序有度。由古代驾车驭马之术而延伸出的驭国之术或驾驭学，则包含了更深层的内涵。《后汉书·范滂传》有一则故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是在东汉时期，当时冀州发生饥荒，而贪官污吏们照样过着糜烂奢侈的生活，对灾民不闻不问，饥民们纷纷起来反抗，朝廷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前去考察。他接到命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临行时，他在马上手执缰绳对随从说：“一定要查明真相，澄清天下。”后来，“揽辔登车”“揽辔澄清”“揽辔中原”等成语均为表达在乱世之中立志革新的意思。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驾驭学，现在几乎运用在了各个领域。

唐風图（局部） 绢本淡设色 28.7×827.1cm 南宋 马和之 辽宁省博物馆藏

陶奔马 魏晋 武威职业学院出土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通长57.5厘米，高45厘米;燕子长24厘米，宽20.5厘米。马的身体、四肢、尾巴以及燕子分别制作。马昂首挺胸，头向左侧张望，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于燕尾上，马背上捏塑马鞍，马双眼刻为三角形。燕子呈飞行状，双目凸出，回首翘望，燕背上有一圆柱支撑并连接马下腹部。

东汉早期流行低桥马鞍，距高台县百余里的甘州区就出土了低桥马鞍。在葫芦墩滩出土过一件铜马，马饰保存完整，其中的马鞍长10.5厘米、宽9厘米，前鞍桥高7厘米，后鞍桥高3.5厘米，鞍下两侧有障泥。甘州区四角墩滩出土的铜马鞍，前后鞍桥的高度与葫芦墩滩的一致。这些都是东汉初期较为流行的马鞍形制，在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出土文物，如河北定县出土的一套西汉时的铜车马具中，有一件马鞍的模型，鞍桥两头虽然直立，但较为低平，显然是早期马鞍。

当时，马镫还未发明，人们骑马时，鞍桥过高会导致无法上马，因此，低桥马鞍是适应当时乘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一些王室贵族“盛饰鞍马，竞加雕镂”，为了骑坐舒适，不断加高鞍桥，到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专供达官贵人骑马用的高桥型马鞍——镂衢鞍。隋时的诗歌《骢马驱》中就有“暂解青丝辔，行歇镂衢鞍”之句。到三国时，“高桥鞍”这样的专门名称见载于《魏百官名》一书中。这种高桥鞍骑乘时安稳舒适，但不方便上下马，这一难题促使人们后来发明了马镫。《三国演义》中，讲到关羽战吕布，说他们在马上大战三百回合，这大概是以明朝人的认知来想象的情节。当时的马鞍配备尚未完善，还没有马镫，即使是战神，也无法在马上持续打斗几百个回合。

隋唐时期，马鞍形制进一步改进，前鞍桥直立，后鞍桥向下倾斜，鞍面形成凹曲弧线，骑手乘骑更加舒适。这种鞍称为“后桥倾斜鞍”，唐三彩中这类鞍具呈现较多。扬州出土的一批唐三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鞍，鞍桥的前后都很高，配有马镫。鞍下有鞯，一般用毛毡或兽皮制作，《资治通鉴》载：“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乘骏马，以虎皮为鞯。”

彩繪银障泥 陈国公主墓出土

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马鞍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元代墓出土

装镫陶马俑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马背上宽大的障泥垂于马腹两侧

马鞍还有配套的装置，如前文提到的障泥。障泥悬于鞯外，从鞍下缘一直垂过马腹，其作用是遮挡马奔跑时踢起的尘泥，同时防止骑士的铠甲、佩剑磨伤马腹。马不骑乘时，还有用以覆鞍的鞍袱。为了固定马鞍，还有配套缚在马腹的腹带、绕过马胸的攀胸、绕过马臀的鞘带，有的还在马鞍后系上装饰性带子——鞘。至唐代，马鞍的形制趋于完善，这一时期，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在马鞍的改进上也多有突破，并推动了中原马鞍形制的成熟。唐时马鞍形态一直沿袭至今，并没有多大变化。

影响世界的发明：马镫

东汉末，高桥马鞍开始普遍使用，乘骑者的舒适感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但上下马不方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疾驰中，骑士脚下悬空，难以保持身体平衡。于是，马镫应运而生。

据目前考古发现表明，马镫实物最早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学者据发现于漠北的壁画等文物推测，匈奴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时间大概在秦汉初期。

木芯马镫 东晋 辽宁北票市出土，外裹鎏金铜片

鎏金铁马镫

    东丹王出行图绢本设色 27.8×125.1cm 南唐 李赞华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画中绘六人骑在骏马上，各具姿态，服饰因身份不同而各异。马矫健丰肥，左右顾盼，慢跑前行。东丹王在马背上手握缰绳，面带忧郁，若有所思，情绪正和他弃辽投后唐的处境吻合。人物及马的线条描绘细腻精良，设色华丽，尽显宫廷绘画之特色。构图布局前后照应，疏密相宜，人物和马的动态形成一种行进的韵律。

出土文物中，最早发现的马镫实物是在湖南长沙西晋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陶鞍马俑上。这件陶俑的左侧障泥上塑有一个三角形镫，另一侧没有。墓中还有另一件陶骑士俑，上面也有一样的马镫，闲置一旁，并没有被踩在脚下。可以想象，这种镫只是方便骑士上下马之用。由于该墓出土有模印“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的阳文篆书墓砖，考古专家认为这是西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的文物。其后在江苏南京、新疆、陕西等地出土的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陶马上都发现了马镫。

马镫实物还发现于辽宁西部的古墓葬中。1965年，在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公社姜家山生产队东坡发掘一座晋墓，出土了470多件文物，其中有一对外包铜皮的木质马镫。根据“遼西公章”“车骑大将军章”和“大司马章”三枚鎏金印，考古专家认为墓主人为东晋末年、十六国时期北燕文成帝冯跋之弟——宰相冯素弗。冯素弗随冯跋起事后，官至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等，封辽西公，死于太平九年（415年）。从《资治通鉴》和《晋书》对冯素弗的评价看，他身为宰相，为人谦虚恭慎，非礼不动，车服屋宇务于俭约，修己率下，以正压邪，百官服之、尊之、怕之。

冯素弗墓中的马镫形状近三角形，拐角处浑圆，木芯，外裹鎏金铜片，高32厘米、长24.5厘米、宽16.8厘米，镫脚处的厚度与其他地方一致。这对马镫是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这种双马镫的出现，使得骑士上马后脚踩到了实处。它与鞍鞯相配合，可以有效地将马和骑者结合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者的优势，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者的安全。

直到隋朝，脚踏式马镫才基本定型。马镫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骑者踏脚的部分，即镫环：二是可将马镫悬挂在马鞍两侧的镫柄或镫穿。在发展演变中，镫环不断加宽，更适应脚踏结构，也变化出许多样式。镫柄总体呈现四个类型，即直柄横穿形马镫、壶镫、“T”形柄金属马镫和“8”字形马镫。这四个类型既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国马镫的发明，不但改善了乘骑条件，更重要的是直接武装了骑兵。魏晋南北朝到三国时期，借助完善的马具，一支支甲骑逐鹿中原、横刀立马，马镫很快就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公元4世纪，匈奴人带着全副武装的骑兵进入西亚和欧洲时，当地土著看到骑兵坐在马鞍上，脚下踩着马镫，来往飞驰，灵活自如，以为是来自天外的神兵。因为在古希腊、罗马乃至高卢人那里，一直流行的是跳跃式跨马法，骑手常常靠跳跃飞身上马。

人马情未了——古代文人写马

平番得胜图（局部） 43.8×972.2cm 明代此卷由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后代保存，称为“岐阳王世家文物”。画面反映了万历三年（1575年），甘肃西南部西番族攻打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明廷派固原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总兵官率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兵马镇压的过程。全图共分为14个画面。

《诗经》：战马出征何时归

《诗经》所描述的社会生活，上至朝廷宗庙，下到寻常巷陌，都出现过马的形象。从马的功能上看，多与驾车相关。

《诗经》中，《风》主要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婚嫁、劳作、宴游等，因此，《风》中多出现婚车、田车，也有役车、公车和游车。

田车是专门用于打猎的车子。它既是“射”与“御”能力的体现，又是对军事战争的演练。田车与兵车都是四马驾车，车上皆配有弓矢，插有旗子，但据文献记载，驾田车的马要比驾兵车的马矮0.3米左右，档次低一级。形制上，田车的车身更小，也更灵便。

根据《诗经·大叔于田》，作为田猎用途的马，马队是由服马（古代一车四马，中间两匹驾辕的马称为服马，服马用辕、衡拉车）、骖马（驾车时位于两旁的马称为骖马，骖马用系于车底的引绳拉车）构成。

《大叔于田》是《诗经》中对“马”的描述频率较高的诗篇，马前后出现了10次，用以烘托打猎时的场景，侧面展示了空拳打虎的英雄形象。其中，“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描述了猎手随公畋猎时的气势，驾车之马有四匹，猎手手握四匹马的缰绳，两面的骖马同服马步调一致，气势齐整。

《诗经》中，《秦风·小戎》是一首集思夫、夸夫和颂扬国威于一体的诗歌。《诗经》中的其他战争诗，多表现征夫的劳苦和百姓的厌战情绪，只有《秦风》中的战争诗，表现出高昂雄壮的战斗精神和秦师兵强马壮的军威。因为秦人“好马及畜”，驯养马匹、驾驭车马的历史悠久，因而军队的车马兵器装备较为先进，射猎技艺也相对高超，民风尚武好战。可以说，马已经成为与秦人密不可分的文化、艺术和生活符号。

其实，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了马的军事价值。商朝末期，战车的使用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到周代，马匹饲养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国家设有专门负责养马的机构。及至《诗经》时代，兵车的多少与好坏，已事关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养马业的兴旺成为国家强盛的象征。

《诗经》中，马还与祭祀有关。周人对祭品要求严格，认为祭品越珍贵，越能体现虔诚。因此，马很早就成为祭祀神灵的重要祭品。《诗经》时期，还有祭祀马神的习俗，春天祭祀马祖，夏天祭牧，秋天祭马社，冬天祭马步。到了汉代，农历正月初六被定为“马日”。在这一天，人们会根据天气阴晴来占卜当年养马的兴衰。

总的来说，马在《诗经》中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物象的马，主要表现马在战争、狩猎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二是作为意象出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辞》：四夷交润尚白马

在屈原的《离骚》中，马作为骑乘工具和情感展现载体，表达了诗人后悔、犹豫、想“回车复路”的复杂情绪，也承载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不懈追求。

胡人牵马图壁画 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陵光村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饮余马于成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诗人在天地间“上下求索”，却求之不得，但他仍要乘龙驭凤，借助大风之力驰骋飞腾，继续追索。结尾处，“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马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剧烈的心理转折，将悲剧性推向了顶点。

骑马图画像砖 南朝

敦煌佛爷庙翼马画像砖

继《诗经》之后，马的意象不但在《楚辞》中得到了延续，还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学和文化上的内涵。

屈原在《国殇》中描写了一场楚国将士拼死沙场的车战。“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齐原野”，马匹死伤惨重，战斗场面惨烈，表现了战马的英勇和将士们为国牺牲的崇高精神。

《楚辞》中，马成为一种寄托现实精神的意象和人格化的代表。人格化的马的意象共出现了24次，有骐骥、驽马、惫马等，皆个性突出，折射着人世间的忠良邪佞。骐骥对应良臣，成为有志之士用以自喻的典型意象：驽马对应庸才，比喻无能的庸才和当道的小人：千里马不遇伯乐，则引申为士不为所用。

《战国策》：伯乐识马举贤才

《战国策》通过策士的游说活动，反映了春秋至秦统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情况，其中就有不少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

这个时期，各国战争中以骑兵为主，在战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齐国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就能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爱马之风。相马之术便应运而生。千里马成为人才的代名词，伯乐则是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人。君王寻找千里马，士呼唤伯乐，一时成为潮流。

《战国策·燕策一》中，郭隗向燕昭王讲到“五百金买马首”的故事，以此说明要想招纳到真正的人才，君王必须诚恳地对待人才。“重金购骏骨”的典故，日后演变为黄金台及相关现象，出现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例如唐代李贺的“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李白的“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等。

《战国策·赵策四》中，说客以买马善待相马者，说明国君要远离佞臣，重视贤人的道理。《战国策·楚策四》中，有伯乐怜马的故事。千里马拉着盐车上太行，筋疲力尽，汗水直流，被伯乐遇到，下车攀而哭之，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马披盖。“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遇到了懂得自己价值的知己，这里，马被赋予了人的情感。

以马喻人，是士关注自身前途与命运，期望获得重用的心声写照。

青白釉胡人牵马俑 北宋 江西景德镇宋墓出土

纯金錾花双马杯 唐代 具有西亚风格

《庄子》：野马嘶鸣未有缰

庄子善以马喻。《马蹄》中的“马之真性”，《逍遥游》中的“野马”，《齐物论》中的“万物一马也”，《至乐》中的“马生人”之说等，都是以马为喻，承载作者的哲学思想。

战国时期，马被广泛用于战争、耕作及交通运输，因而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但同时，伴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自然”被“人为”破坏，而作为马之真性体现的“野马”却日渐减少。

庄子崇尚自然，崇尚“真”，而野性，正是马之真性的体现。而世间伯乐嘴里说着“我善治马”，却导致马之真性损丧殆尽，这是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

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伯乐”象征着虚伪的仁义，“马之真性”则体现了素朴的常性和人類社会的理想状态，表达了一种社会批判思想。

《论语》：借马言德话儒家

春秋时期是马车的辉煌时代。《论语》中除了用“千乘之国”形容诸侯国之富强，亦用“马”喻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在孔子的思想中，有“道之以德”，而非“道之以政”的治民之道。孔子认为，道德感化的力量要大于刑罚的震慑力。

孔子在处理“厩焚”事件时，认为“乡人为火来”是“相吊之道”，故行拜礼以表感谢。这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躬行。“不问马”生动地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风格。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养马业的发展也是文化思想的发展。马本身不是文化，但如何用马、识马却是文化。《论语》中提及马，均非指马本身，而是借马来说其他。比如子贡有言：“驷不及舌。”是说马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人的舌头快，因为话一出口，便无法收回。《宪问》篇中，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是说把千里马叫作骥，并不是称赞它的气力，而是称赞它的品质。这些都说明，马的内在品质已经得到了认同。

汉武帝《太一天马歌》：神马当从西北来

唐三彩马 懿德太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武帝欲求良马，占卜结果说，“神马当从西北来”。

一个在敦煌服刑的人抓住了机遇。那时人们都发现，野马常在一处饮水，但无人能捕获。此人经过长期观察，造出一个手持绊马索的土偶，立在水边。野马每天看见，渐渐便习惯了土偶，视而不见。此人便趁机移去土偶，自己扮作土偶站到了水边。捕获野马后，他将马献给了武帝。为了神化野马，他谎称此马出自水中，以应占卜结果。武帝认为这是天赐的神马，还欣然作歌。

“天马”一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北山经》中：“（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此处所言“天马”，其实更近乎神兽。到了汉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兵强马壮是国家财富和军事实力的展现，天马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史记·大宛列传》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日后又觉得大宛马更适合被称为天马，于是，“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汉武帝先后两次发兵征讨大宛，终得宝马，并为此创作了第二首《天马歌》，交于乐府排练，用于祭祀大典。在汉代的文学典籍中，天马意味着盛世之马、强国之马。

曹植《白马篇》：金鞍白马游侠行

《白马篇》奇美异常。诗人大量运用从《诗经》和汉乐府中流传下来的铺陈手法，从平常演练到战场击敌，层层渲染、面面俱到地勾勒出白马英雄的形象，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忧国去家、捐躯济难的主题。

曹植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瘟疫流行，国家分裂，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更有边地外族趁机入侵，扰乱北方边境。内忧外患，正是乱世出英雄之际。

《白马篇》首创了与边塞背景相结合的游侠形象，将游侠精神置于更开阔宏大的边塞环境中，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游侠诗向边塞诗的转变，也开创了以边塞游侠题材抒写建功立业理想的先河。以《白马篇》为代表的诗美追求，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诗歌艺术的美学走向与创新。

白马篇 三国时期 曹植此诗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少年游侠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二骏图 绢本设色 25.2×81cm 金代 杨微 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太宗咏马启唐风

有唐一代，爱马之风尤盛。唐太宗亲作《咏饮马》《六马图赞》，开启咏马之风。文人侠士们将建功立业的理想寄托在骏马身上。据统计，唐代咏马诗有150多首，质量上乘，空前绝后。

马，这一颇具灵气且通人性的动物化作文学形象，深藏着浓郁的时代特征，既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寄托着文人的情感，成为文人的自我写照。

初唐时期，咏马诗尚处于发展阶段，多以遣兴为主，表现诗人高尚的气节，抒发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一时期，多注重对马的外形和神态的描写，马的风骨与诗人的才华、气质和节操等融为一体。

昭陵六骏图 绢本设色 27.4×444.9cm 金代 赵霖 故宫博物院藏此图依据唐太宗昭陵六骏石刻而绘，全卷分六段，每段画一马，旁有题赞。六马形象有的巍然屹立，有的展肢缓步，有的奋蹄疾驰，刻画得凝重有力，颇具石刻韵味，使人遥想到唐人画马的雄壮风格和六马驰骋战场的雄姿。

进入盛唐时期，咏马诗呈现出繁荣局面，马的形态和神态，多融合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诗人们以马自比，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渴望驰骋千里，建立功勋。这一时期，多用“骐骥”“宝马”“骏马”“千里马”来表现诗人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情感。“诗圣”杜甫有十余首咏马诗，表现出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前四句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后四句转入抒情，看似写马，实为写人，借马之驰骋万里，期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李白的《天马歌》、高适的《画马篇》、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等咏马诗都颇具深意，马成为他们表达建功立业愿望的符号载体，承载着他们的人生期待。

中唐时期，社会由盛转衰，诗人们面临仕途坎坷的人生窘境。这一时期，马多被用来表现怀才不遇、步履维艰的悲伤。诗人们用“瘦马”“病马”“老马”“疲马”等意象，置换了以往的良马形象，借以抒发内心的悲苦。自此，盛唐时期诗歌的丰朗气度和饱满精神，逐渐被低沉凄苦、失意落寞的情结所取代。

晚唐时期，咏马诗也和唐朝社会一样，急剧走向衰微。诗人们将悲苦的命运投射在咏马诗中，依托“马”，发出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内心愁苦，展示出时代的悲凉。

宋元：瘦马驮诗天一涯

宋代时，辽、夏游牧民族政权相继崛起于北方和西北，宋王朝失去了宜于养马之地，浪漫主義的书写与感怀中，多藏有良马难得的冰冷现实。

王安石笔下的骏马能“怒行追风”“山川略周”，但是面对“巉岩拔青冥，仙圣所止留”的高远境界，依旧有“欲往辄不能，视龙乃知羞”的遗憾。

唐风图（局部）绢本淡设色 28.7×827.1cm 南宋 马和之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进马图 绢本设色 21×32cm 南宋 陈居中

苏轼诗文中，题画诗涉及骏马意象的篇章共14篇，这些题画诗塑造的约束与“棰策”驱赶的“自由马”，自在得“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具有人一般的体面：另一方面，它们几乎脱离了“野马”的本性，“丰臆细尾，皆中度程”，显出了人一般的高贵。

辛弃疾也偏爱马，他的诗词创作中，马的意象频繁出现。他将对马的描写从传统婉约词中的花街柳陌解放出来，重新放回边关战场，将宝马表现为与英雄志士的组合，充分展示了其诗词的豪放之风。

辛弃疾常羡慕古代以弓刀马背建立功业的英雄人物。如李广，“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如刘裕，“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以战国时身佩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来比喻英雄年少时黑裘匹马、驰骋疆场的自己。他也常以良马比喻好友，如以“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来比喻宗室赵彦端的才能和智识：以“谁识相如，平生自许，慷慨须乘驷马归”来劝友人杨世长出仕以博取功名。

元代，处于游牧文化统治的时代，更是滋生了“瘦马驮诗天一涯”的漂泊意识。“瘦马”成为元代天涯游子常用的意象。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这首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天净沙·秋思》，充满天涯游子的悲苦秋思之情。而这秋思，根源在于诗人期盼能如乌鸦有窝、落日有山、游子有家一般有个归宿，而这小小的希望也不能如愿，未免令人唏嘘。马致远所用意象和所表达的情感，虽并不新颖，却因为表达出了中国文人所共有的一种传统的情感体验，而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引发了世人的广泛共鸣。

花溪浴马图 绢本设色28.1×155.5cm元代 赵孟頫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清：宝马英雄相映衬

明清小说发达，其中关于马的形象和故事也颇为丰富。《西游记》中，白龙马历经艰辛，驮唐僧西天取经。《三国演义》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赤兔马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是马中极品。

乾隆皇帝大阅圖（局部） 绢本设色 332.5×232cm 清代 郎世宁 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了乾隆皇帝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乾隆皇帝头戴金盔、身穿铠甲，骑在骏马上，精神抖擞，表情中既带有帝王的威严，又充满着自信。整幅作品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画中的乾隆皇帝五官凹凸有致，立体效果明显，他身上的盔甲也描绘得十分细致，具有很强的金属质感。

骑马游山图 绢本设色 49×67cm 明代 刘琰图绘崇山峻岭中一座高楼映入眼帘，飞檐立柱，高大宏伟;屋前树木葱郁，繁花开放，一位红衣男子骑马停步赏景。图中山脉绿树画法很具特色，与同时代画家蓝瑛的画风有相似之处。

小说家们借小说文体的独特表达方式，将前代流传下来的马的形象和各种故事传说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进行了升华和重塑。这一时期马的形象，不只是过去人们所常见的经过变形的富有神性和人性色彩的马。因为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实用功能逐渐降低，而其政治和审美功能日益加强，所以，马与人的恩怨纠葛成为小说故事的主题。

明清的文学家们塑造了多层次的马形象，充分表现了马的形象内蕴。宝马英雄，相得益彰：上级赐马，笼络人才;进献骏马，谋利求和;神异之马，救助世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马妨其主，使主人蒙受灾祸的故事。

明代徐渭《续英烈传》中，讲了一个劣马妨主的故事。清代杜纲《南史演义》中，也是讲一匹劣马给主人惹来祸事。此类劣马的故事还有很多。一反过去良马帮助主人阵前杀伐，获取军功的常见文学形式，这类故事既丰富了文学中马的形象，也使马的形象更加具有人性色彩。

另外，雪域高原上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王的英勇传说，也体现出蒙古人将他们对英雄的倾慕融入对马的依恋中。而在中国戏剧中，也是“十有九马”。“火焰驹四蹄生火传急讯”“薛平贵降服红鬃烈马”“窦尔敦盗御马”“秦琼卖马”等故事，都体现了敬马、爱马、崇马、颂马、赞马的民俗文化现象，并且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作为文化传承，延续至今。

十六马图 唐代 韩幹此卷采用的大麻纸与古雅的土黄色调，都与韩滉的《五牛图》很相似。画家用自然柔韧的长线条，突出良马全身亮滑的皮毛和丰腴的肌肉。

纵马时代的历史画卷

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曾在青铜马上刻写：“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仅此一句，就道出马在古代中目的重要地位。在古代，马不仅是战场上的乘骑、重要的交通畜力，还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满足精神愉悦的审美对象，这决定了马作为专门的绘画题材存在的，必然性。

中目画马历史悠久，史前岩画中马的形象就很丰富。文献记载，夏商周时已有画马作品。《唐朝名画录》记载：“古之画马，有穆王《八骏图》。”秦代《漆壶彩绘马图》中已有形体优美的马形象。汉代帛画、漆画、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等，都留下不少形象生动的画马作品。至晋代已出现画马专科。到了唐代，形成尚马之风，马画盛行，韩斡、韦偃等画马名宋极大地推动了马画的发展，宋、元、明时朔均有不少画马名家和佳作。清代宫廷马题材绘画长盛不衰，郎世宁等西洋画宋注入新鲜血液，创造出中西合壁的绘画艺术。

照夜白图 纸本设色 30.8×33.5cm 唐代 韩斡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唐马：龙池十里飞霹雳

有唐一代，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唐代帝王多好马。李世民曾为开国战争中他骑乘过的六匹骏马撰写《六马图赞》，书法家欧阳询也曾书写颂词，铭记它们的功劳，六马石屏式浮雕刻于昭陵北阙，是为“昭陵六骏”。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不断下令到西域诸国购马，以至于魏征上《谏遣使市马疏》《十渐疏》，多次劝阻。

盛世天子李隆基也“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唐玄宗的这一爱好，培育起一大批善于绘马的画家，唐代擅长鞍马画的曹霸、韩斡、陈闳、韦偃等人多是玄宗时期涌现的。一些名马如“玉花骢”“照夜白”等，玄宗都命韩斡等人为其作画。

韩斡可谓“唐代画马第一人”，《照夜白图》就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唐代鞍马画精品。“照夜白”是唐玄宗的御马，是他最喜爱的坐骑之一。史料记载，这匹马来自西域的宁远国，即汉代的大宛。宁远国曾向大唐进贡两种骏马，玄宗皇帝分别为它们取名“照夜白”“玉花骢”。这些马体型高大，四肢修长，步伐轻捷，很可能就是汉代的“天马”或“汗血宝马”。

唐代绘画的一大特点是设色浓艳绚丽，《照夜白图》的色彩却简单明了。为了突出此马毛皮雪白的特质，画家选择用黑色绘拴马的木桩，马匹的白与木桩的黑形成鲜明的对比，视觉效果十分强烈。这样的基本构图与设色，不但让画面充满内在的张力，还为整幅画的平衡起到关键作用。

韩斡以墨线勾描马儿外形，不着颜色，唯在马的口鼻、眼目、颈部、前胸、四蹄以及鬃毛部分施深黑色敷染，加以富有弹性的遒劲线条细致描绘，表现出很强的立体感。画家笔下的白马肌肉丰满，毛色光洁，强壮的身躯与修长的四肢形成鲜明的对比，神骏的体貌跃然纸上，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骏马的矫健剽悍。

“照夜白”虽被拴在马桩上，却并非四蹄着地。马儿以后肢支撑身躯，扬起的前蹄似欲腾空而起，显得动感十足。“八尺聊龙雪到蹄，阿瞒骑罢阿环骑。绝怜千古房星魄，不风明时见乱时。”重读宋人的这首《照夜白图》诗赞，让人不禁心生感慨，原本应该昂首嘶鸣、奔驰在塞外战场上的骏马，如今却欲奔不得，被豢养于御苑之中，即将见证大唐由盛转衰的那一场乱事。

游骑图 唐代 佚名此画应属盛唐时期作品，描绘唐代长安贵族出行、游乐的生活片段。

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 绢本设色 51.8×148cm 唐代 张萱 辽宁省博物馆藏

马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唐王朝的文治武功都有马的功劳，从皇亲国戚到将相文武都喜欢鞍马，乘骏马、打马球、好游猎，蔚然成风。《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春日出游的景象。画中共有八骑九人，前面三骑开道，中间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并辔而行，均骑浅黄色骏马，虢国夫人居全画中心位置，秦国夫人侧向她，二人脸庞丰润，雍容华贵。最后三骑，中间为保姆，一手执缰绳一手搂抱孩童，右侧为男装仕女，左侧为红衣少女。

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三姐，唐玄宗极其宠爱杨玉环，她也因此承蒙恩泽，进京共享荣华，被封为“虢国夫人”。画家绘马笔法细腻，笔意舒畅，写实传神，马的形体饱满，反映出盛唐“马尚轻肥”的审美观。在装饰方面，马鞍至马臀部的鞧只有一根长带，在马鞍边缘穿出四根短带，似从实用兼装饰过渡为纯装饰。此图虽为摹本，但造型典雅，色彩明丽，忠于唐画风格，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奢华的生活。

不论是主题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游骑图》与《虢国夫人游春图》都有诸多相似之处，有人称二图为“姊妹篇”。《虢国夫人游春图》表现了唐代长安贵族妇女春游的场面，《游骑图》则表现了权贵男子出游的情景。二图珠联璧合，共同为后人展示了唐代长安贵族冶游生活的片段。

《游骑图》无背景衬托，全卷绘有五骑七人，人马从左向右行进。右起卷首描绘一骑者，左臂挟弹弓，胯下白馬昂首阔步，人马背向画面：两位步行者在侧随行，—人背布袋，另—人手持钓竿，人马目视画面深处，形成一种前行之势。中间三骑的驭手或信马随行，或回头顾望，或执鞭策马。卷尾的第五骑驭手，右腋下夹一朱红长形布袋，放马奔驰，从布袋形状看应是唐代盛行的“波罗球戏”，即马球。

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局部）

五马图（局部） 图中马为锦膊骢

画中七人头戴软角幞头，身着罗衣便袍，风骨高逸，情态闲适从容。画中的五匹骏马身姿矫健，有的趋步缓行，有的奋力驰骋，其瞬间的动态都被画家精心捕捉、细致描绘。如若将五匹马的姿态连贯起来观察，仿佛动作分解图一般，令观者如闻蹄声。画中骑者各具神态，马匹动态各异，通过人马的装束和动态表现出郊游的场景。

五马图 纸本墨笔29.3×225cm 北宋 李公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五匹马从左至右分别名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

20世纪中国台湾曾发行《故宫古画》邮票四枚，其中之一就是《双骑图》。画中骑士各乘一马，并辔驰骋。双马昂首奋蹄、鬃举尾扬，一骑士捋袖舞鞭，纯以双腿控马，显示出高超的骑术：另一骑士背对画面，双手勒缰，头面、马首皆隐去不见。画面重心压在右下角，表现出双马的前冲之势，令人惊异的是右边的马，似乎要驰出画幅之外。骑士们好像突然接到指令，急速勒马，人马形体稍有扭曲，极富力量感。左上方的留白则为观者留下想象空间，让人联想到纵马驰骋的辽阔原野。画中人矫捷勇猛、武艺超群，胯下的骏马奔腾驰骋、快如风飙，让人感受到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以及勇猛豪迈的时代风貌。

宋马：霜蹄催趁月明归

唐代的文化风貌是开放、多元、进取的。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受到政治、军事和经济交流的制约，其文化氛围变得收敛、精致、含蓄。反映在绘画中马的形象变化上，与唐马敦厚、雄浑，富于动态、热烈之美不同，宋马追求笔墨精妙、气质雍容，呈现出一种平和、静态之美。

北宋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尤其是在宋徽宗时期，画院获得了极大发展。虽然绘画得以发展，但由于宋代重文轻武，鞍马题材的画作相对少见。北宋善画马者，唯李公麟独擅胜场。《宣和画谱》云：“公麟初喜画马，大率学韩斡……尝写骐骥院御马……写貌至多……由是先以画马得名。”

能够体现李公麟画马造诣的，当属著名的《五马图》。此画描绘西域各国向北宋进贡名马的情景。画卷分五段，每段一人牵一马，马取侧势，劲健强壮，皆是西域雄马，分属于北宋皇家马厩——左麒麟院和左天驷监。每匹马左侧有题笺，分别说明马的年龄、高度、进贡者和年月等。

根据黄庭坚的题笺以及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上述五匹骏马从右至左分别是：元{右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域于阗国进贡的凤头骢;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青唐部首领董毡进贡的锦膊骢：元祜二年（1087年）十二月廿三日，北宋禁军拣中进贡的秦马好头赤;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上元日，于阗国进贡的满川花;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吐蕃羌部首领温溪心进贡的照夜白。《五马图》展现了西域等地与北宋王朝朝贡往来的历史图景。

五马图（局部） 图中马为好头赤

番骑猎归图纸本设色 22.1×24.9cm 南宋 赵伯辅故宫博物院藏

该图采用白描画法，只在个别地方用淡墨稍加渲染，全幅造型准确生动，构图别开生面。画史记载，李公麟画马重视写生，为了达到形神兼备，多次去往宫中骐骥院，“每欲画，必观群马，以尽其态”。李公麟的马画既代表了宋代院体格物入微的态度，又展现了士大夫内在的艺术品位。为此，苏东坡曾赞道：“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

在冷兵器时代，马对战场胜负、狩猎成败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两宋曾经长期与辽、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政权并立共存，因此宋代的鞍马作品除了取法唐、五代时期此类绘画的造型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游牧民族的影响，很多涉马题材的画卷都是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景象。

《骑士猎归图》传为南宋赵伯骗所绘，又名《番骑猎归图》，描绘的是一位胡服戎装骑士狩猎归来的情景。画中骑士已经下马，歪头只眼正在观瞧一支箭羽：身侧是驮着猎物野羊的褐色马匹，马儿低首张口，鼻孔扩张，喷吐粗气，身体蜷缩，鬃尾下垂，似乎刚经历一场激烈的追逐，显得十分疲惫。

此幅马的画法是较为少见的前侧方构图，马头与马身、马尾的空间关系描绘准确清晰，线条流畅，尤其是对马的形象、神态采用拟人化的处理，显得十分生动传神。画中人、马、饰物均刻画精细，注重质感，画风柔细工整，设色清雅简淡，实为宋代鞍马画精品。

明妃出塞图 纸本墨笔 30.2×160.2cm 金代 宫素然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金代女画家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则是一幅再现历史、启迪现实的鞍马画经典。《明妃出塞图》亦称《昭君出塞图》，以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故事为背景，描绘了王昭君与随行人员出塞旅途的情形。

全画共计十二骑十四人，分成四组，遥相呼应，连贯始终。前面两骑开路，骑士一人扛旗、一人遮面;马儿低头艰难前行，风沙中一头弱不禁风的小马驹跟随母亲，它的出现暗示了路途遥远，连母马都产下了幼崽。其后，以王昭君为核心，前有两人缩肩挽袖牵马而行，昭君头戴貂冠，身着胡服，右手挽马鬃毛，左手遮颈抵挡寒风侵袭。昭君之后有七人七马，为首身着胡服的官员正微弯身躯，执鞭催马，身后数人或侧身或低语，面带倦容，匆匆前行。最后一人正策马奔驰，追赶前方人马，右手臂上站立一头海东青，马前还有一只猎犬躬身前行。

该画采用白描勾线，水墨施色，人物、马匹、鹰犬等形象刻画得极为真实生动，笔墨技巧纯熟，线条流畅，技法精湛。以淡墨粗笔略施背景，主要通过描绘人畜的情态，来展现塞外风沙肆虐的情景，借此反衬出王昭君坚定从容的气质。

宋末元初画家龚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开创了水墨写意画马之先河，借画笔抒发亡国之痛，寄托遗民之思。《骏骨图》（又名《瘦马图》）就是龚开的画马名作。

画中的马瘦骨嶙峋，伸颈颔首，似伏枥之状。躯体与腿足用浓墨渲染，以表现其苍劲嶙峋的皮相。马颈鬃毛飘动，鬃尾迎风摆动，有秋风萧瑟、霜寒加身之感。马低首似在沉思，眼神深沉，似寓画家不屈之志：虽瘦骨嶙峋，但仍精神矍铄。马的肋骨与背部线条刚劲有力，具有质感，十五条肋骨不仅凸显其千里马的特征，也使马儿刚毅不屈的性格得以展现。

龚开改历代画家画马用线精细的技法，用笔甚粗，以水墨写意表现马的内在筋骨和风采神韵，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自从云雾遮蔽天阙以来，先朝的十二处马厩也闲而无用了，有谁怜惜那些瘦骨嶙峋的骏马，流落在夕阳沙岸如山的阴影之中呢？从龚开自题《瘦马诗》可见其借瘦马凭吊故国沦亡之痛，抒发自己壮志未酬、老而无为的悲凉之情。

骏骨图 绢本水墨 29.9×56.9cm 南宋 龚开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人骑图纸本设色 30×52cm元代 赵孟頫故宫博物院藏

赵氏三世人马图 纸本设色 30.2×178.1cm元代 赵孟頫 赵雍 赵麟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元马：神完法备逼龙眠

入元以后，宋与元的文化矛盾带来的是新文化与遗民文化的冲突，以及复古思潮的兴起。文人画家常面临着“仕”与“隐”的痛苦抉择，一方面，他们“学而优则仕”，渴望接近庙堂：另一方面，在异族的统治下，心生疏离与谨慎。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元代的鞍马画主题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相比于唐宋时期更为内敛，多了几许文人的闲适与自重。

元代画马名家辈出，尤以赵孟烦、任仁发二人为领袖。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有著录，描绘的是未登大宝的李隆基与他的四个兄弟，即宋王李宪、岐王李范、申王李撝、薛王李业出游宴饮，酒醉后骑马返回潜邸的情景。

五王醉归图 纸本设色 35.5×212.5cm 元代 任仁发

图中共繪有九人九骑，五位藩王，四名扈从。画面右侧三骑，居中穿朱红色便袍，由两名侍从左右搀扶于马上的是李隆基，他胯下宝马正是千古神骏“照夜白”。图中“照夜白”被一黄、一褐两马包夹。“雪虬轻骏步如飞，一练腾光透月旗。应笑穆王抛万乘，踏风鞭露向瑶池。”观者也只能凭借陆龟蒙的这首诗来臆想“照夜白”的风姿。李隆基之后一骑是宋王李宪，只见他身着淡黄袍，腰系白玉带，坐骑红缨垂胸，通体乌黑，唯四蹄如雪，光若锦缎，形神若乌骓再世。接着是执缰后顾的岐王李范，杜甫诗中“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岐王”便是此君。李范骑一匹青花骏马，貌似唐玄宗的御马“玉花骢”，历代诗人赞颂其风华者不绝于耳。李范之后是骑黄骠马的申王李撝。李撝坐骑红缨垂胸，毛色黄地白花，四蹄“踏雪”，鬃毛亦分深白两色，神似唐太宗御马“黄骢骠”。李撝之后着红袍伏鞍者是薛王李业，看起来他和三哥李隆基都醉得不轻，好在他还能自己伏在马上。他的坐骑白地墨点，若通体生花，不觉令人猜测：莫非九花虬之前生？九花虬是唐代宗时的名马，范阳节度使李德山（李怀仙）将其进献给代宗李豫，后代宗将它转赐给郭子仪。据说此马高大俊俏，能日行千里。身上毛色像菊花（菊九月开花）图案，加上是皇帝御赐的龙马，所以称“九花虬”。最后两骑一褐一黄，为扈从所驭。

任仁发所画的虽然是唐代的帝王，但他借此要讨好的应该是元仁宗，赞扬元仁宗继位之前尽职尽责，对哥哥元武宗一片忠心。全图无背景，采用圆劲的铁线勾勒，设色雅致，继承了唐代画马的技法。构图主要以平铺叙事的手法为主，符合典型唐画的特征。马偏瘦劲，四肢舒展，飘逸自然，并不拘泥于写生，这点又与唐宋成法稍有区别。

明马：格法师霸神追斡

明清以来，画马题材日渐式微，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明四家”之一仇英所作《秋原猎骑图》即为其中典范。

秋原猎骑图 绢本设色 147.5×63.5cm 明代 仇英 刘海粟美术馆藏

此画描绘塞外深秋景色，山川寂寥，原野平日广。画面中央有三位骑士、四匹骏马。最前者身着绿袍，双手执箭羽，侧目查验，身后一匹戴红缨的白马俯首而立。左侧着青袍、红色罩衣者回身而望，右手架着一头戴眼罩的猎鹰。白马之后着绯袍的骑士牵着一匹青地雪点的骏马，扭头向右观望，骏马翘尾昂首亦看向右方。右侧是一匹灰地白鬃驮负刀、箭物资的马。再后一匹为无鞍黄骠马，头探过灰马背部，目视画面前方。黄马紧挨着旗杆，旗杆上一面灰色破旗从右向左斜着飞舞。画面左上有一骑士策马扬鞭飞奔而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右下一匹无鞍枣红马做翻滚自啸状。

构图上下呼应，形成典型的“之”字形结构。人马聚散在相互照应下格外醒目，与清淡萧疏的背景形成反差。全图笔势奔放，壮健有力，粗简中见文秀，与仇英一贯刻画精微、设色浓艳的工笔画不大相同，是仇英少见的番马题材佳作。

清马：栩栩如生贯中西

清代康熙年间，郎世宁、艾启蒙等西洋画家进入宫廷，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马画亦开始汲取西方绘画技法，呈现出新的面貌。

郎世宁的《柳荫八骏图》描绘精细逼真，形象准确，色彩鲜明，虽然使用的是中国传统颜料，但在人物、马匹和柳树的细节处理上，则运用西方注重光影的手法，中西技法合用，使画面立体感很强，马儿栩栩如生。

画面上方左边的大树在云雾中忽隐忽现，很自然地让人判断出距离感。画面主体较近的柳树枝条弯垂、盘根错节、苍劲有力。左下角的石块、植株清晰细致，仿佛就在眼前。这种景物的渐进式安排，让画面产生有层次的景深效果，凸显立体感。而畫面的主角——八匹动态各异的骏马，由远及近分成三组：最靠近画面的两马一组，一棕白相间花马卧地，一通体纯白马立在右侧，一位看不清神情的马夫在为其检查皮毛;画面中央五马一组，左侧枣红色马背对画面，尾巴充满动感，中间一白一棕马相啮打闹，右侧马通体黑亮，四蹄踏雪，鬃毛、尾巴为白色。全画八匹骏马中只有这匹黑马套了缰绳，一名放牧人将缰绳拴在就近的柳树上，估计是由于脾性顽劣，未被驯服还需缰绳束缚吧。最右一匹浅棕花马望向打闹的两马，仿佛跃跃欲试，将要加入：最后远处单独一马低头吃草，与其他马匹相比体型消瘦，骨骼脉络清晰可见。

画家特别运用明暗笔墨来增强画面的凸凹感。中西画法合用，使马看起来更加真实、生动。这种中西合璧的画马技术在当时极其盛行，也形成了我国鞍马画创作的又一高峰。

八骏图绢 绢本设色 51.2×166cm 清代郎世宁故宫博物院藏

洗马图 绢本设色 30×40.6cm 明代 佚名（陆青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汉马奔腾跃九州

对于蓬勃葱茏、雄健尚武的大汉帝国，马是最能代表其精神的动物。汉代正值封建帝国的上升时期，汉武帝出击匈奴、平定藩乱、出使西域，其帝国风范无与伦比，汉马雄浑激越的气质正好与当时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相适应，这样的历史背景也造就了马的造型艺术的高峰，其中，铜、陶、金、玉、木、石等不同材质的马造型雕塑尤为壮观。

西汉鎏金铜马陕西省茂陵出土

铜马：汗血宝马着金衣

1981年5月，在陕西省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侧的一号无名冢随葬坑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独特的金属马雕像。这件马雕塑体长76厘米，通高62厘米，重达50多斤。在阳光的照耀下，雕马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宛如神马降世，天马西来。

如此精美的大型金马出土，在西汉文物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考古工作者将它命名为西汉鎏金铜马，收藏在陕西茂陵博物馆。

鎏金，就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固地附在铜器表面的一门技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这种工艺始于战国，流行于东周和汉代，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铜器表面装饰工艺，宋代始称鎏金。

西汉鎏金铜马是一匹站立状的清秀大马。它昂头挺立，形态传神，无鞍无鞯，无拘无束。铜马通体鎏金，工艺精湛，虽历经沧桑，依然光鲜如初。通观这件国宝，马体比例匀称，体态矫健雄壮，制作精美严谨，造型朴实稳重，精细至微，令人惊叹。

这是一匹静止站立的大马，它却分明让人感受到大马日行千里、纵横驰骋的矫健感。这是一匹无鞍无鞯的大马，但它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奔驰疆场、骁勇神威的凛凛轩昂。

茂陵是西汉五陵之一，是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也是规模最大的西汉帝王陵

考古工作者认为，从造型和工艺水平来看，此马应为汉武帝时期宫廷御马的形象。那么，这个无名冢随葬坑究竟是谁的墓葬呢？“武帝遗寝峙荒墟，名将佳人左右扶。”在西汉最大的帝王陵茂陵旁，散落着众多的陪葬陵。目前考古发现的有李夫人、李延年、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佳人的陵墓13座。与这件鎏金铜马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物上大多刻有“阳信家”的字样。考古工作者通过反复研究，认为这里安葬的应是阳信长公主（平阳公主）。她是汉武帝的同胞长姐、卫青之妻。史料记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卫青去世后，与阳信长公主合葬于茂陵东侧茂陵和霍去病墓之间。根据这样的地理位置判断，阳信长公主安葬的地方恰与此无名冢的位置相符。据此，考古工作者推断，鎏金铜马应是阳信长公主家的器物，很可能是汉武帝的赏赐。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出使大宛国的使节向汉武帝报告，大宛国有一种世界上最好的马，名曰“汗血马”，据说是天马的后代，传为龙种，可日行千里，是真正的“千里马”。崇尚武功的汉武帝非常羡慕，当即派使节携千两黄金到大宛国购买，并用黄金铸成一匹金马作为礼物。大宛王视汗血马为国宝，不肯出售，并斩杀了使者。汉武帝大怒，派遣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历时三年攻破大宛，以牺牲10万多人的高昂代价换得大宛良马3000余匹。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战争结束了，良马得到了。汉武帝将乌孙马改称“西极马”，把“天马”的称号送给了大宛汗血马，并诏令相马专家于东门京铸大宛马铜像，立于长安城未央宫的鲁班门外，是为“金马门”。

细观这件绝美的鎏金铜马，它昂首翘尾，马头清秀，双耳直竖，肩长颈高，肌肉丰满，筋骨强健，细腻传神的写实中显示出一种超凡的气质。再仔细观察，发现它的两耳之间还有一角状肉冠，这使人们想起“大宛马有肉角数寸”《异物志》的记载。

将这一系列的记载、描述和出土的鎏金铜马对照，常洪、王仁波等考古专家一致认为，此鎏金铜马，就是饲养在上林苑或御厩中的大宛马的艺术造型。这件国宝铜马，以瑰丽奇特的光芒闪耀在大汉的历史长河中。

石马：马踏匈奴扬汉威

陕西茂陵博物馆所在地，不仅安葬着一代帝王汉武帝，还长眠着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碑等响彻大汉历史的一批时代精英。在“一代战神”霍去病的墓前，一匹石马孤独而执着地陪伴着它的主人。

纵横沙场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后，葬于茂陵。谥号“景桓侯”。

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

这尊石马，就是有名的“马踏匈奴”石刻。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最具有艺术价值的石刻，是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命当时的能工巧匠雕刻而成的。

这件石马高1.68米，长1.9米，与真马大小相仿，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它傲然屹立，尾长拖地，英姿勃发，剽悍雄壮。马的前右蹄下踏着一名手执弓箭、仰面朝天的匈奴士兵。这是一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完满结合的杰作。

这匹马，也许正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战马。战马高大雄健，镇定自若，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充满着高昂饱满的刚毅气概，向人们传递着两千多年前大汉王朝无坚不摧的信心和风范。与其说是马，不如说就是将军霍去病雄健英姿的象征，是西汉王朝开拓进取的象征。它，无疑是一座纪念碑。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17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随他的舅舅卫青出征匈奴。史家称此二人为大汉帝国的“双璧”。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尤为武帝信任。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是霍去病一生中最辉煌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年。是年三月，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统率一万多名劲骑，穿越沙漠，深入匈奴腹地。年轻的霍将军一路转战6天，扫除了匈奴5个部落王国。之后，霍去病率军越过山丹焉支山，挺进500多公里，斩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歼灭匈奴军近9000人。此一役，霍去病率军直至敦煌地区，斩断匈奴右臂，胜利回师。是年夏，霍去病再次率军翻过居延山，进军祁连山，斩杀匈奴兵将三万，俘虏多个匈奴部落首领、王子、相国和将军，摧毁了“上帝之鞭”在河西的梦想。这年秋天来临的时候，霍去病再次受命来到河西，接受休屠王、浑邪王投降，取得河西之战的又一次胜利。

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

两年后，22岁的霍去病率领5万骑兵再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深入险境，孤军奋战，歼敌7万多人，在今蒙古境内的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祭地禅礼，兵锋直逼遥远的贝加尔湖。

天妒英才。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一代战神陨落，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与世长辞。汉武帝异常悲伤，取义“并武与广地”，谥封“景桓侯”，以彰天才将领纵横沙场、一马当先、克敌服远、英勇作战之伟业。汉武帝下令在茂陵东北修建大型墓冢，特命能工巧匠刻石为马，脚踏匈奴。雕刻石人、石馬、石牛、石虎等瑞兽放置墓前，陪伴英雄。并调派铁甲军，沿着长安至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为英雄列阵相送。

霍去病墓是现存古墓中最早有石雕的墓葬。墓上广植林木，其间布设翁仲瑞兽石雕。也许，这里传递的正是西汉开疆拓土、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横刀立马、气吞山河的豪迈情怀。

玉马：天马羽人仙境来

1966年春天，陕西省成阳市北郊新庄乡农民在当地修渠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被烧焦的红土裹着的东西。清洗后发现，竟然是一件奇特的白玉器。这是一块有着“玉中之王”美称的新疆和田白玉，色泽宛若羊脂，温润莹亮，俗称“羊脂玉”。

这件玉器造型别出心裁，整体由奔马、仙人和底座组成。在一块长8厘米、宽3厘米、厚0.3厘米的长方形托板上，玉马脚踏祥云，腾空飞奔，背上骑一仙人，仙风道骨。那马，高大健壮，马头较长，颈部粗壮，胸肌发达，臀部紧圆，肢体肥硕。那马，在写实中更多一份夸张与艺术的想象。玉马四肢弯曲，軀体前倾，腾空而来，挺胸飞奔，张口嘶鸣，昂首奋进，两眼前视，双耳竖立，造型分明的马牙和上方下圆的双唇，棱角分明、圆润自然，传递出一种凛冽之势。马尾高扬，两肋阴刻飞翼羽翅，凸显腾云驾雾的风采。马背上骑着一位双臂向前、一手牵马鬃一手持灵芝的仙人，人面兽耳，长发，专家称之为“羽人”“仙人”。他纶巾束首，身着羽衣，短衣细腰，喇叭形的衣摆随风飘起。他两腿紧贴马腹，昂首挺胸，驱马竞驰，威武异常。

渭陵

玉羽人奔马 陕西成阳汉元帝渭陵出土

这是西汉早期玉器的一件绝世珍宝。考古工作者送给这件玉奔马一系列如玉般美妙的名字，如玉仙人奔马、玉羽人奔马。

渭陵，是汉元帝的陵邑。汉元帝刘奭，是汉宣帝的儿子，孝宣许皇后所生。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通音律，提倡以儒治国，追寻儒家君子风范、如玉德行。“君子比德于玉”，玉器之盛者必为自然。这件玉奔马出土于渭陵北稍偏西约360米处，与之出土的同地层中，还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瓦当和绳纹瓦片。1972年以后，人们又在这里陆续发现了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据专家推测，这些珍贵的西汉圆雕玉器，应是当年这一汉代礼制建筑内的陈设品，后因建筑倒塌而被掩埋。也有专家认为，玉奔马应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天马”形象，亦即汉武帝极其喜爱和重视的西域良马——大宛汗血马的造型。

这些玉器小巧精致，做工考究，都不是实用的物品，应是明器或祭品。《汉书·成帝纪》中记载，汉元帝去世办理丧事时，“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或许汉元帝渭陵玄宫不再陪葬乘舆车、牛、马、禽、兽之实物，但其仿制品或工艺品则贮藏于帝陵或皇后陵的礼制建筑中。玉羽人奔马玉雕寓意深刻，包含着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反映了西汉时期在皇室贵族及民间极为流行的一种祈求长生不老、幻想羽化成仙的养生理念。

玉羽人奔马整体造型生动逼真，浑厚古朴，质地晶莹润泽，用料优良，采用圆雕、镂雕而成，雕琢精巧，技艺高超，集中体现了汉代圆雕玉器工艺的造型特征和卓越水平。专家认为，两汉是中国古典雕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后世的雕塑创作基础大多奠定于这一时期。这件玉羽人奔马，堪称汉圆雕玉器的极品、汉代玉器始祖。

木马：光彩照人汉漆马

1995年，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墓葬群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木胎漆马。65匹黑漆木马组成一个庄重壮观的黑马世界。

这些木马通高70厘米，长68厘米，用整块的木头削凿而成。其造型挺拔生动，线条流畅，栩栩如生。马头高昂，挺胸扬尾，张口露齿，马鬃齐整，四足稳踏，膘肥体壮。硕大的双眸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高竖的双耳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四方，颇具神韵。通体的鬃毛又黑又亮，浑圆的臀部、雄健的肌体和奕奕的神采，再一次完美地呈现出汉代大马遒劲有力、强健威武的雄姿。

西汉黑漆木马 四川绵阳西汉墓葬群出土

奇特的汉代崖墓，位于绵阳三台县郭江

与一般出土木马不同的是，这些木马通体涂有黑漆，耳窍、眼眶、鼻孔和嘴部涂有红漆。虽经历了千年暗无天日的埋藏，却完好无损，漆色发亮，令人叹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木雕漆器工艺。漆器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杰出的创造，我国是用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所以人们把漆器工艺叫作“中国漆”或“国漆”。文献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舜作黑漆食器。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在汉代，漆器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汉代彩绘木马高81cm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汉代墨绘木马长72cm 高87Cm 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

汉代漆器数量多，体形大，造型和品目更为丰富。在目前出土的漆器中，有实用的物品，如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皿，如奁、盒等化妆用具，如几、案、屏风等家具：有大件的器物，如漆鼎、漆壶、漆钫：更有大量的漆礼器出现，如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汉代漆器除了量大，更有质的提升。这些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精美，装饰精致，为实用和美观结合的工艺品典范。许多出土的漆器上都书有铭文。据考证，书有“大官”“汤官”等字样的漆器，当为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而书有“上林”字样的，则为上林苑宫观所用之物。贵族官僚往往在所用漆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作为标记，以示珍重。《盐铁论》中说，汉代漆器乃“养生送终之具也”。《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对于漆棺的选材、设色到纹饰在汉时都有严格的礼仪制度。由此可以想象，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用具，还是墓葬中的明器，漆器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使用的器物，它彰显着一定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在遥远的古代，“饬化”有“八材”，即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说：“木，五行之始也。”所以，古人以木为神，存于木，归于木。与神同在，以木为用。以木为马，以漆为工，稳重朴实、简约内敛。

汉代漆器色彩多为红黑二色相间，或用朱、青，或用朱、金彩绘。红黑色调大气磅礴、庄严沉稳，装饰图案朴素洗练，彩绘与底色对比强烈，色彩明暗协调，富丽堂皇，庄重大方。如此色调与材质的工艺组合，体现着使用者的品位与追求。对此，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汉代漆器的出现是大汉崛起的一种象征，体现了古朴简约的汉风，它们光彩照人而不失古韵，受到人们的喜爱与推崇。

由于漆器生产在汉代空前繁荣，所以汉代出现了漆园、漆里、漆县等带漆字的地名，出现漆业，产生漆疮，诞生漆王，大量的漆器随着世人的离去而进入墓葬。1995年，四川省绵阳市永兴双包山墓群中出土了560件（套）漆木器，其中有7件器物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家的漆器生产独厚巴蜀，四川漆器的生产数量、质量与工艺均居全国首位。汉代统治阶级尊尚漆器，成都成为当时的漆器生产中心与集散地。那时的各地漆匠中，唯“蜀工”技艺为最。“雕镂扣器，百伎千工。”扬雄曾经在《蜀都赋》中这样称颂蜀郡成都的漆器作坊。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精美的漆器在地下埋藏了一千多年，木头吸入了大量水分。一旦脱水，这些珍贵的文物就要出现漆皮脱落、木体干裂等现象。为了防止开裂变形，黑漆马以及和它一同出土的许多漆木器在水池之中“生活”了13年。为了让这批精美器物能够重见天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多名专家启动了“西汉漆木器脱水试验”。2008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绵阳市文物局联合启动了“绵阳双包山饱水漆木器脱水加固项目”。文物工作者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单体渗透聚合”脱水方法，用十八碳醇替换木头中的水分，保证文物完好。经过脱水、加固等特殊处理后，这件珍贵的西汉漆木马终于“上岸”，以亮丽如新的姿态与世人见面了。

陶马：天马故里多神骏

人文武威，天马故乡。在武威，马是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和人文元素，也是一个永远新鲜的话题。2008年，天马故里再现稀世珍宝，武威汉墓飞出6匹精美的东汉绿釉陶马，向人们证明了“天马故里多神骏”的事实。

这是一座典型的汉墓。在前室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陶制楼院、陶镇墓兽、陶壶、陶罐、陶盘、陶碗、陶耳杯、陶斗、陶勺、陶灶、陶仓、陶井、陶熏炉、陶马、陶牛、陶车、陶狗、陶鸭、陶鸡、陶俑等40多件极其精美、国内十分罕见的大型绿釉陶器。经专家们初步判断，当属东汉晚期的墓葬。这座墓葬属分室合葬，墓主人可能是级别不低的官员及其配偶。令人遗憾的是，该墓葬早期即遭盗掘。

东汉绿釉陶马 武威城区汉墓出土

在这众多的绿釉陶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横空飞出的6匹绿釉陶马。这些绿釉陶马个个轮廓清晰，造型完美，线条流畅，极具动感。它们鼻孔粗大，眼睛凸起，具有史书中记载的河西大马的典型特征。6件陶马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15厘米，体长88厘米，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呈现出“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雄姿。绿釉马威武异常，双耳高竖，双颊微凸，线条锐利，张口露齿，昂首长啸，披鬃缚尾，四肢刚健，整体高大矫健，神态逼真，张扬着自由奔放的风采。绿釉马全身呈草绿色，肚皮下方的腹肌则为深绿色，身上有些地方已经掉色，变成了褐色，专家谓之为“沁”。这是由于常年在地下與各种物质混合氧化造成的结果，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岁月的洗礼。

绿釉陶马属于绿铅釉陶制品。铅釉陶是我国最早的色釉，出现于商周时期，是与器物本身一起烧成的高温釉。到了汉代，我们的祖先成功地发明了低温铅釉。这匹马施满绿釉，色泽鲜艳，光彩照人，表面有呈珍珠光泽的粉末，形神兼备，风格典雅，气势磅礴，实为汉代铅釉陶的代表作。

从大量的陶制明器随葬的情况看，墓主人在当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很高的社会地位。后人仿制了他生前喜爱和用过的东西，陪葬在墓中，以求其死后能在极乐世界里享用。这些随葬品为研究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信仰、社会生活、丧葬仪式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马文化》丛书共10卷，分别为《驯养卷》《役使卷》《驰骋卷》《马政卷》《交流卷》《神骏卷》《文学卷》《绘画卷》《雕塑卷》《图腾卷》，由读者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马戏图 绢本设色 26.7×172.7cm 元代 赵雍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