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军 清川

孟达，三国扶风（咸阳）人。东汉建安年间，先事刘璋，后事刘备。后又背离刘备，归降曹魏。曹丕亲善孟达，合上庸、房陵、西城（安康）为新城郡，任达为新城太守。但不久，孟达又背叛曹魏，与诸葛亮阴通，以图进取中原，恢复汉室，后为司马懿剿杀。由此孟达背负“反复”“无信义”罪名，声名大坏。《三国志》不为其立传，《郧阳府志·功德录》因其并非“奠利兹土”之人除名，今人《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也删“孟达”词条不题。毛泽东同志说“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1页）。据此，我们将孟达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以及他一生所为联合进行考察，结论是：孟达背负的“反复”“无信义”罪名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他是一位三国时期少见的治世强军能臣，他对三国时期的上庸、房陵、以及西城一带广大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其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孟达一生虽然事主有三次变化，却是每次变化都有说得清、辩得明的理由。

关于孟达第一次事主变化。《三国志·刘封》载：“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领兵二千，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以达为宜都太守。”由此可见，益州刺史刘璋为了加强自己在蜀中的力量，委派孟达率兵迎刘备入蜀，从此孟达在刘备麾下任职。刘璋、刘备同为皇室宗亲，彼此兄弟相称。由此孟达所为实为受遣领命，不能视为叛逆行为。

关于孟达第二次事主变化。《三国志·刘封》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先主“命达从姊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又载“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城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复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又载：曹丕亲善孟达，“合房陵、上庸、西城（安康）三郡为新城郡，以达领新城太守。”据此，孟达背刘降曹的主要原因是刘封、孟达婉拒出兵救关羽之危，致使关羽兵败被杀，“先主恨之”。依实情而论，刘封、孟达当时婉拒出兵，实属明智之举。试想在当时敌兵多方压境、山城初附不稳的情况下，刘封、孟达如果率有限的兵力，贸然东出荆襄，不仅不能救关羽之危，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上庸、房陵也一定不能自保，得而复失。刘备一时不审，将关羽之败，归罪刘封、孟达，甚至后来刘封回到成都即被迫自杀，足见刘备当时已失去了理智。刘封作为刘备的义子，尚且如此，孟达如果不降魏自保，结局又会怎样呢？再说当时建安二十四年（219），汉献帝刘协尚未退位，名义上曹魏仍是刘汉天下，昔日关羽兵败也曾暂归曹营，持念降汉而非降曹。如此说来，孟达为求自保，再次效法关羽故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关于孟达第三次事主变化。《后汉书·孝献帝》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三国志·魏书·明帝》载：太和元年（227）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晋书.宣帝》载：太和元年（227），孟达“连吴固蜀，潛图中国。”据此，孟达在建安二十四年（219）降魏不久，第二年即建安二十五年（220），汉献帝刘协被迫逊位，曹丕称帝，这在孟达心里一定有所震撼，对曹魏称帝也一定有所看法。此后诸葛亮频频出兵伐魏，朝野震动。这期间孟达身在曹魏，却是“连吴固蜀”，意在蜀汉，与诸葛亮秘谋伐魏之事。这时孟达对自己的反魏实力十分自信，说：“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见《晋书·宣帝》）。诸葛亮则极力向孟达示好，将其降魏归咎于刘封的欺凌，在《与孟达书》中写道：“追平生所好，依依东望。”表明对孟达的忠汉之心深信不疑，寄以厚望。

综上所述，孟达事主三次变化，实际只有两次，一是背刘备而降曹魏，二是背曹魏向蜀汉。前者归咎于刘备一时不审，将关羽之败，归罪于封、达，再者在孟达心里，当时的曹魏仍为刘汉的天下。后者则因为曹丕称帝，汉祚不存，作为世受汉恩的孟达， 不忘旧德而背魏向蜀，想来也属势所当然。据此，孟达所背负的“反复”“无信义”的罪名，实不能成立。应予孟达正名，还孟达以公道。

第二，孟达虽然兵败被杀，但我们不能由此无视他在新城郡太守任上对该地区所作的历史贡献。

三国魏晋时代的史官，对孟达在新城太守任上其他方面的事宜，不会有所记载，这自然与他的声名大坏有关。至于民间文人，性多散滥，流传下来的笔记类文字，要么对孟达叛逆行为，添盐加醋地加以重复，要么搜罗流言俗语，对其先人极尽貶损之能事。赵岐的《三辅决录》中的部分文字就属于这一类。所以今人要了解孟达更多方面的事宜，十分困难。好在唐人房玄龄、褚遂良等人所编写的《晋书》，给我们带来了些许惊喜。或许是唐代史家历经四百多年以后，对孟达的心理感受有所不同，他们在经意或不经意中，给我们留下了寻觅有关孟达其他事宜的蛛丝蚂迹。

《晋书·宣帝》载：司马懿得知孟达谋叛实情后，“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环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后来，为该地区久安计，司马懿“徙孟达七千余家于幽州。”有人问为什么对孟达采用速战的方式？司马懿答道：“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而图一年，安可不速？”

以上史料，似乎给我们突然眼前一亮的感觉，作者意在评赞司马懿的睿智和平叛之功，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关于孟达在新城郡太守任上广募民众的信息。据上述史料，司马懿平叛后，为该地区久安计，“徙孟达七千余家于幽州。”七千余家以每家四口人计，约有三万人之多。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孟达的家乡扶风（咸阳）一带，少部分可能来自于孟达曾任职的蜀、荆地区。由于他们与孟达关系亲近，多为孟达下属各个部门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所以必在外迁之列。但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孟达既然能招募如此众多的亲近人员到职地任事，是否也同时招募来了更多的从事农垦、农耕的民众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结论是肯定的。《后汉书·郡国五》载：东汉时代包括上庸、房陵、西城一带的汉中郡九地，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零二。平均每地户六千三百七十二，口二万九千七百一十一。考虑到当时汉中郡东部人口密度一般比西部低的事实，当时上庸、房陵、西城一带的户口，还达不到上述的平均数。户口如此之少，当时该地区一定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而且由于战事不断，人口大量流失，一定还有相当多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作为地方长官的孟达，为地方发展计，他一定从各地招募了比他的亲近人员多得多的民众到职地从事农垦和农耕工作，而且也一定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事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上庸城内军民人口的信息。据上述史料，司马懿在上庸城攻战中“俘获万余人”。由此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算：上庸攻守战中“八道攻之”必有八道守之，以每道每天守战方死伤约一百人计，十六天死伤一万二千八百人，据此，上庸城战前兵力二万二千八百人，如果加上城内各级官府人员和市民按一万人计，城内军民总计三万二千八百人。应该说在三国时代，具有如此军力和如此人口规模的城市，在山乡郡一级城市中并不多见。这仅是就上庸城一地而言，如果就整个新城郡城乡人口统计，其数额更为可观。

关于上庸城内粮食储备情况的信息。据上述史料，两军对阵，上庸城内粮食可支一年。据前述上庸城内人口三万二千八百人，每人每天如果用粮二斤计，一天用粮六万五千六百斤，一月用粮一百九十六萬八千斤，一年用粮二千三百六十一万六千斤。试想在三国时代的山乡僻壤具有如此巨额粮食储备的城市能有几多？而且粮储全来自于山乡民众，又该有多少薄产民户的田地租赋来承载？这仅是以上庸城一处的粮储而言，如果从整个新城郡城市粮储统计，又该是多大的数额？

关于上庸城军事实力和孟达军事才干的信息。据上述史料，新城郡首府所在地上庸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孟达加强城防工程建设，在城外加设木栅以阻绝交通。司马懿渡水，破其栅，用速战的方法，八道攻之，日夜进勦，历经十六日激战，才勉强取得胜利。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第一流军事家，又具有四倍于敌的军力，可是与其对阵的孟达并不是由于城破而败，而是败在叛将的“开门出降”。偏踞于一隅的孟达，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可是就在他任新城郡太守五六年的时间内，竟使自己具有与司马懿相抗衡的能力，足见他是三国时期不可多见的军政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只是依据《晋书·宣帝》中提供的有限资料和线索，仅就以上几个方面，力求作一些符合情理和实际的分析。目的是以上庸城的情况，以显示当时新城郡的实力与治绩。没有史料支撑的其他方面事，不敢妄论。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自然使人们形成了评判地方官员优劣的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在意民生、注重农耕。是就是好官，不是就是相反。无疑，孟达就是这样值得肯定的官员。他招纳了大量的亲近人员，同时也招募了更大量的民众到职地从事农垦、农耕事业，而且也一定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事的措施。唯其如此，才能使大量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才能使人口和粮储等物资迅速增加，才能使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提高。孟达虽然兵败被杀，但这不影响人们对他所作的历史贡献的评说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