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措 吕 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问题小说”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与问题剧一样，都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作品往往以强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同时也体现了创作者密切关心现实。赵树理的《三里湾》发表于1955年，它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了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在扩社的过程中发生的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广大农民集体互助共同致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同时也深刻揭露了封建思想在农村的迫害和影响，显示了实现合作化的艰巨与复杂。季栋梁的《上庄记》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力作，作品以“我”下乡扶贫为主线，聚焦农村空巢化、古村落消失等现实困境，描绘出了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一个西部偏远落后的村庄全景以及农民生活的微缩图景，对社会体制有着深刻的反省与思考。赵树理和季栋梁的作品无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共同之处：心系农村、关注农民

赵树理和季栋梁的作品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扎根生活的精神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他们都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全部热情去表现农民生活命运的作家。

赵树理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农家庭，由于自小同农民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乡村民间文艺的浓烈兴趣，使得赵树理最终成为了“文摊文学家”。他不仅深入生活，而且“身入”生活，以农村为家，经常回到山西从事实际的农村工作，写出了不少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与赵树理相同的是，生活在20世纪的季栋梁同样出生于宁夏的农村之家，西北恶劣的气候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生活使他对自己的家乡充满着无法割舍的情怀和悲悯之心。在做党报记者时，季栋梁也经常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后来调入有关部门研究，每月至少下乡一次，一次就是一周，因此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行走在乡村，为了完成《上庄记》这部小说，季栋梁回到农村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三里湾》和《上庄记》是长期浸润于农村生活的结果，他们创作出的小说都是朴实的语言和平等的姿态写乡村的故事，热爱与批判、赞美与担忧在小说里融合着。赵树理的《三里湾》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写出了农民关心的农村合作社问题。在表现乡土文化方面和乡间风俗的描写上，季栋梁的《上庄记》中大量运用宁夏乡土语言、俗语段子，使人物性格的十分贴切鲜活更具有地域特色。

两位作家长期的乡间生活阅历使他们对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内心需求有着更为深入的体验，也就构成他们二者作品内容上的相似性：写农村、写农民，季栋梁虽然延续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但是由于地域文化、时代风貌与个人经历的区别，在创作上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赵树理的作品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的基本状况，而季栋梁的乡土小说创作更注意反映新世纪以来农村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 时代背景不同，问题关注点不同

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广大农村的生产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三里湾》就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合作化运动初期。这时摆在广大农民面前的主要是对自己的历史道路抉择的矛盾：经过了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之后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还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时代的条件和历史的必然要求都决定只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就必然要带来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三里湾》中的马多寿的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封建官僚气息的地方，也代表了私有制的个体经济，这样一来与当时集体生产的合作化道路就产生了矛盾。三里湾的初级农业合作社，需要开一条灌溉大渠来发展生产，但渠道必须经过马多寿他们家的一块叫“刀把子”的地。这样马多寿一家入社不入社的问题便直接关系着三里湾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而进入新世纪后，虽然中国的城镇经济建设和新农村的建设，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成就，但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人口巨大且处于发展中的农业国家。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均衡、不对称，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村经济依然落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日益交错、复杂、矛盾，城乡之间的最大差距就体现在学校教育上。季栋梁的长篇小说《上庄记》，真实而细致地描绘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因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引发种种矛盾冲突，反映出农村学校教育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小说通过“我”在“草鞋镇上庄小学”的扶贫支教经历，全景式的为读者呈现了上庄这个环境恶劣、贫穷落后、信息闭塞、靠天吃饭的原始西北小山村，同时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如今农村所面临的教育、务工潮、留守儿童、老年人种种问题上。

三、针对问题，策略不同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构成。在现实世界中揭露生活中的突出矛盾，而在想象世界则是解决问题。《三里湾》为了合作社的前途，计划开渠得以实现，困扰三里湾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由于《三早湾》中作品中人物的转变过于突然，一些问题看似轻松的解决了，但解决的仓促、不够真实，例如文中的范登高，他挂着党员的招牌利用村长和调解员的职权，阻挠扩社工作，作者除了交代了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和处分，再没有正面描写党如何对他进行斗争、教育，没有描写他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在扩社动员大会上，他的“检讨”并不深刻，可到后来灵芝对她爹的表现就突然满意了起来，觉得范登高“像个爹了”，除此之外“糊涂涂”的匆忙入社以及年轻人们被“安排”仓促成婚等等。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大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来，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上庄记》中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眼看上庄贫穷落后的现状，教育更是无人重视。老村长和“我”里应外合从教育入手，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得通过自身人脉解决问题。比如，“我”为了让盼香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动用了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通过与人合伙给功老板“下套”，得到了20多万元的红包让特困户脱贫。由此揭示了扶贫工作的现实困难，选派扶贫干部帮助群众，改善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尽快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是实际生活中的一贯作法。然而，由于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传统的扶贫方法很难取得成效。虽然上庄年年展开扶贫工作，可老百姓却仍处于贫困状态，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状况。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背后却隐含着更严峻的问题— —面对穷山恶水，面对贫困潦倒的村民，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与《三里湾》相较而言，《上庄记》中的解决方式更能令读者陷入深思，其现实主义力度更强一些。

赵树理是鲁迅文学精神和人格精神的真心传人，一位真心“替大众设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大作家，而季栋梁作为宁夏“新三棵树”之一的作家，他们有着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但都以辉煌的成就丰富着中国文坛。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乡村问题仍然是作家们不变的写作立场。作为农村题材作家，赵树理和季栋梁的成功不仅有其历史时代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一般人不曾达到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因此无论是赵树理的《三里湾》，还是季栋梁的《上庄记》，都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忧患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