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enzo

在采访刁亦男导演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我被他身上独有的—种文人气质所吸引。“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的标签在他身上渐渐褪下，—种现代、知性以及圆融的韵味油然而生。我说不清这种感觉到底是来自他的外表还是他说话的方式，然而它不徐不疾，就让我沉浸其中。

刁亦男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身黑西服，接近50岁的他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和力，仿佛一位学者。2014年他凭借作品《白日焰火》摘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这是华人导演里少有的殊荣。然而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骄傲，言谈中他甚至表示幸运。当聊到电影的创作风格，我原本担心会听到一些空泛的言谈，却没想到刁导深入地和我聊起了电影的美学。从昆汀到北野武，再到三尺崇史，刁导对于海外导演的熟知，印证了他与时俱进、博闻强识的学者气质。“平常心”，或许是我对他的最佳解读。

在《南方车站的聚会》首映会结束后，与其他导演起身享受戛纳媒体和观众热烈的掌声不同，刁亦男首先起身对华语观众道歉。由于影片故事发生地在武汉，电影中的演员都讲武汉话，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都听不懂，而电影只有英文字幕，观众要光看字幕可能会有一定的理解偏差。他对字幕的不完整表示歉意，并表示电影在国内正式上映时将配有中英双语字幕。这样的真诚与恭谦，与戛纳这座电影最高艺术殿堂的信仰竟不谋而合。

我有幸在戛纳电影节第一时间观看了《南方车站的聚会》并采访了刁亦男导演，试图了解他创作的初衷和电影背后的故事。

南都周刊：我们想了解您这部电影创作初衷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当时要把这部电影的地点选在湖北？

刁亦男：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湖水，还要有不同样态的湖水。那么湖北湖北，第一个字就是湖，武汉就是百湖之城。但是我们开始选景的时候并不是想选在武汉，而是想去广东那边，可广东其实没有那么多湖水，只是我个人的想象他有，而且湖水很少，有的话也都是在市中心，那一个逃犯那也不可能躲在市中心去藏身吧，所以到了武汉发现它有很多湖是和城中村是有关联的，那很自然是选择武汉了。

南都周刊：电影的剧本也是您自己的构思吧，您在创作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初衷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刁亦男：在创作的时候，我本来开始是完全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象自己被通缉，身负了几十万的赏金，然后我就跑，想象我会跑到海边的小城市。

在拍完《白日焰火》以后我看到一個新闻，说的是东北有一个监狱的犯人越狱了，他在村里小卖店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这个新闻和我当时想象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构思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把它拍出电影来是有一种可能性的。

南都周刊：电影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的结合，我们觉得很好。

刁亦男：在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把它改编成一种更开放的关系，主人公成了萍水相逢的男女，存在感更强一点，不是那么封闭，闭合。

南都周刊：关于选角，这次您选用了胡歌作为男主角。我们想知道您选用胡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刁亦男：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明星，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就是偶像，是都市青年，不可能有别的角色塑造的潜力了。但是我恰恰想反着走，不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悍匪的形象。可能我觉得我的这个悍匪的这个气质需要忧郁一点，需要沉默寡言一点，甚至你感觉他还有点弱弱的，有些敏感的气质在里面，所以就我觉得用胡歌也未尝不可。而且很多国际上的偶像明星他们也经常和一些艺术片的导演拍很严肃的电影，这也没有妨碍电影所传达的东西，影响电影的气质，所以我就当机立断选择了胡歌。

“类型片会非常难，但是只有去进攻难的地带，让自己在创作上跳出安全区，去冒险。不怕失败，才有可能去收获新的改变。”

南都周刊：所以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尝试，您是希望用他的这种气质来诠释电影的感觉。

刁亦男：当然也有挑战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挑战的，选一个你们都认为不合适的。我不想从一个纯现实主义的角度来选择演员。

南都周刊：您的这部电影和您上部电影《白日焰火》区别非常大，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枪战戏，甚至有些暴力血腥的镜头，有很多风格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的一种创作风格的转型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考虑呢？

刁亦男：一般警匪片都会有枪战戏，只不过大家拍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的拍摄方法可能是强调风格化，像你所说的，这种风格化建立在镜头的分切、或是长镜头的情况下，形成一种硬朗的气质，这也是我一贯拍摄的方式。

南部周刊：有些观众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像昆汀的风格，甚至像尼古拉-温丁一弗雷恩，那个丹麦导演的风格。

刁亦男：其实也没有，因为昆汀的电影，昆汀是话痨嘛，他的电影永远是在说话，但我完全是排斥说话的一个导演，我是让我的演员少言，尽量用行动展现。所以胡歌在拍戏的时候，他说这整部戏对白都不如他电视剧一场戏多。还真是，他的电视剧一场戏三页对白，我这个全片才两页。所以我的演员很少说话，而昆汀是比较爱说话的导演。

但是昆汀对暴力的呈现可能和我相似。不过对暴力的呈现所有的有风格追求的导演都会这样，比如说杜琪峰导演，比如说更早的佩金帕，拍《日落黄沙》的那个，他也是极端的风格化。其实日本的一些的导演，比如说深作欣二，三尺崇史，北野武，他们是会拍风格化暴力。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谁和谁像，其实它是一种美学，如果你在这个美学的体系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导演是一家人，在这场戏里你们是一个派对的，一个沙龙的人。

南都周刊：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场动物园的戏，拍的很梦幻，有一种身处于丛林之中的玄妙。那一段我觉得特别出彩。那段戏您是怎么构思的？

刁亦男：那这场戏是因为一则新闻，西安有个逃犯越狱了，全城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直没有抓到，最终把他抓到审问他你藏在哪里了，他说我就藏在动物园的大象馆里。这个片段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拍出来一定会很好看。而且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人就是动物，公安就像是猎人一样去捕猎嘛，灯光照亮在动物的眼睛上的时候它们会僵硬在那里，然后那时候你开枪，往往命中率很高。

南都周刊：对，这场戏既有现实的部分又感觉很魔幻，很出彩。另外，这是您第一次来戛纳进入主竞赛单元，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您对这次戛纳之行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期待昵？

刁亦男：戛纳不像十几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那么繁荣，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困难。资金、市场、观众对艺术片的欣赏，不像以前那么充沛了，市场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我感觉很多公司都越变越小。这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可以把电影拍得好看一些，同时可以把作者的表达揉进去，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拍一个博物馆般的电影，这个电影只能在博物馆里放映，或者这个电影只有非常小的受众。我觉得完全拍给更多的观众看，也就是说作者电影、艺术电影可以拍的更加成熟，更加开放。

南都周刊：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些话和戛纳主席福茂观点比较类似，戛纳也在转型，力图海纳百川。

刁亦男：其实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拍类型片是更难的。拍一些散文化的电影，只是需要个人的情怀和体验，操作起来会相对容易。类型片会非常难，但是只有去进攻难的地带，让自己在创作上跳出安全区，去冒险，不怕失败，才有可能去收获新的改变。

南都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有没有新的拍片的计划呢？

刁亦男：暂时还没有新的拍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