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新兴产业发展中制度创新的规律与经验研究*
2019-08-13李进兵罗加蓉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19年1期
张 宇 李进兵 罗加蓉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绵阳 621010)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战略选择,创新驱动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和战略性使得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创新资源禀赋、市场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风险。如何处理好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在制度供给中的关系。201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引发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热议,张维迎[1]认为,产业政策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2]则提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韦森[3]认为政府在新兴产业的投资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行为。学者们关于制度创新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观点意见分歧非常大,很多人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没有效果,所以不需要搞产业政策,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有效果,应该设计并推进产业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在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直接指向中国于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认为这个计划体现了政府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并在其征税产品建议清单中列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大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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