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

港珠澳大桥全长约55公里，其中跨海段42公里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颁布，为人们盼望已久的湾区雏形，描绘出完整的轮廓。到8月18日，这一规划纲要已届出台半年。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与众不同的印记，也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路径。

“中国模式”

湾区模式为人周知，源于过往历史上成熟和富有成果的湾区经济。

地理上而言，若干个海湾相连便能组成湾区。统计数据揭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港口、海湾和腹地，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从湾区成长培育出的城市圈，往往对周边区域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迄今真正具有国际战略地位的分别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三大湾区。

产业、人才和规划，是推动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因科技研发闻名的旧金山湾区为例，此处曾是冶金业发达的“黄金乡”，掘金潮带来大量的人口流动和货物贸易需求，加速了加州基础设施建设。

二战期间的电子研究浪潮，以及硅谷的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旧金山湾区崛起的决定性条件。但整体而言，旧金山湾区是典型的自发性城市群，政府和组织的参与不明显。

与此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将有效的市场模式和有为的政府结合起来，在国内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壁垒，以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推动大湾区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尝试？

从经济版图的变化来看，大湾区设想的提出有其必要性。中国经济已到转型关口，数十年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制造业基地，已经迫切需要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式发展，同时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率和收益，让创新发展路径成为必由之路。

而回顾香港的成长路径，也因为过于依赖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实体经济乏力，质量的增长缺乏稳固的支撑。

在区域内各地方经济都遭遇瓶颈的状态下，重新整合资源势在必行。

珠澳口岸是港珠澳大桥项目中填海面积最大的人工岛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数量在全球城市群中排名第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领导者郑永年表示，作为世界上第四个迅速发展、经济体量庞大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无需复制世界上已有的三大湾区路径，它并非横向意义上的区域联合。“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TPP。”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庞大的一体化市场，有联合的根基，同时各个城市的发力点较为单一，如果能够联手，便能促进人员、资本、技术等全要素的流动。

从政策颁布的层面来看，大湾区规划的内容不断充实、逐步完善的过程是相当谨慎的，“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特区而搞特区”。

2009年，北京大学联合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历时三年研究的成果《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首次提出大湾区的雏形，并将此作为跨境区域协调的重点;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构想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此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直到2019年2月《纲要》正式发布，大湾区的建设框架从模糊到明晰，足用了十年时间。

金融之手

如今，大湾区公布了不少利好的政策措施。

内地、香港、澳门都对制度进行了持续的创新和改革。内地推出一系列包括营改增在内的税制改革措施，积极简政放权，在2017年推出“境外投资者以股息再投资可享受延递预提所得税”的政策，吸引境外投资者向大湾区投资。

香港特区政府也启动了税务改革，当中包括有意降低符合资格企业“首两百万利润”的税率至8.25%，减低中小企业在香港营运的成本，配合和善用香港历来资金、贸易、人才自由的优势以及“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机遇，吸引大湾区企业以香港作为业务、财务和融资的首选地点，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高水平、全方位的金融和商业支持服务。

澳门将打造成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

澳门特别行政区则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协定，作为“一带一路”中国与葡语地区的平台和联系人，协助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对外开拓发展。

目前已经成熟的大湾区发展路径，大都与金融业的成熟有关。如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金融，东京湾区是高端制造业+金融。利用金融资产进行城市运营和提质升级，能产生“化学效应”。

《纲要》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会建成“国际金融枢纽”，对应了不同城市的定位。

香港发挥的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广州是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際化水平;深圳则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澳门要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

金融业的完善，是促进其他行业得到提升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珠三角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中，孕育着无数的创业者，金融中心则将给无数创业者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

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数量在全球城市群中排名第二，每年申请的专利量达4万件，这个数据超越了旧金山湾区。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港珠澳大桥、京港高铁网的连通，让深圳、广州、珠海的交通十分便捷，位于金融高地的资源可以第一时间与创业者接触，提供信息、经验和资金。

优势互补

“9+2”城市群里，四大中心城市分别为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事实上，大湾区的战略提出之后，担心和质疑的声音不少，比如有观点认为，区域内的城市竞争会比互补的可能更大，归根到底还是如何协同发展、如何互补的问题。

参与《纲要》撰稿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答了这样的疑惑。他认为在四个中心城市之间不存在替代的问题，具体可以体现在金融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了相对的分工。“香港曾经老担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担心深圳和广州，也担心上海，但实践证明，内地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并没有冲淡和损害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发展的关键在于，错位发展，一体联动，相互支撑，共同提升。”

香港街头的叮叮车

比如，长期以来因为地价过高而被抑制创新活力的香港，可以对接内地的空间和创业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端，人们所关注和习惯的是一个典型的以香港为主导而带动的增长格局，那时候香港占整个珠三角对外商品贸易的70%以上份额，但是，如今整个差距缩小到港澳两地只占珠三角商品出口的20%～23%。香港此时不再扮演出口的桥头堡作用，反而是利用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进行资源汇聚。

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不到70%，目前仍处于工业经济阶段。

有在深圳的创业者公开表示，香港是走向世界最方便的“跳板”。深圳有技术、有人、有闯劲，但缺乏对国际标准的熟悉，而香港市场有极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是最开放和规矩的市场，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试练。

以深圳和香港的对接为例，曾经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停留于经贸合作层面，大湾区的规划将引领三大实质性转变—从经贸合作向区域协同创新转变，从跨地共建生产链向共建优质生活圈转变，从事项合作向系统制度性建构、要素充分流动转变。

范恒山还表示，过去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结构相似度高，存在着同质竞争;重要公共领域衔接不畅，存在着市场分割;创新要素分散，存在着各自为政。“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协同发展是很困难的。”如今重新强调聚合区域的发展，就是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间的关系，突破固有的思维，将存在于湾区内的“区内分隔”客观现状，转变为激发创造活力的良方。

目前，即使是以打造“中国版欧盟”为目标，在一些经济数据上，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东京、纽约等湾区还存在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不到70%，目前仍处于工业经济阶段。

而纽约、东京、旧金山三大湾区的这一占比，分别达到89%、83%和82%。三大湾区已经以服务业或信息产业为主导，完成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