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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华中银行与华中币对淮海、渡江战役的支持

2019-08-09臧文

铁军 2019年8期
关键词:法币华中货币

臧文

淮海戰役、渡江战役70周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国共大决战,华中银行华中币也发挥了大作用。

华中币对两大战役的直接支持

我是1941年由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军军部财经部暨华中银行金库工作的,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华中银行华中币一直是支持新四军、三野的重要财经工具。那时每当到我们金库来提钱的部队激增,我就预感有大战了。为准备淮海大战,“1948年9月华中财委转为支前司令部,陈丕显负责,贺希明(新中国建立后任广西自治区主席)为司令、曹荻秋为政委,陈国栋(新中国建立后任粮食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忻元锡(新中国建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为副司令。华中银行总行随军前移,金库设在(宿迁)王集东、西村70间空房里,”战前三野、二野大量部队集结,银行一测算,已备的250亿华中币已不够支持前线军事需要,而北方部队与民工所带的鲁豫北海币、中州币还未得到苏北老百姓的认可,原拟1948年冬增印的690亿华中币也不够。即便如此,军需调度、后勤保障也未转成“强征经济”或“白条经济”,还是坚持用货币征粮、征车役,坚持让老百姓见到他们信任的华中币。“华中财委紧急决定净增发947亿元以继续做好支前工作、确保大军供应。”新问题又来了,印钞又来不及,不得不在1948年11月急派陈国栋赴山东求助北海银行帮助代印了3021亿华中币。

淮海战役后准备渡江战役,“动员随军支前民工12.3万人、运输民工193万人,需征粮2.27亿斤、草2.26亿斤、渡江船8302只、运输船12675只。”收购、征用、租借量这么大,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好在有4个月的准备期。那时陈国栋、忻元锡作为支前司令忙于一线,我爱人邓克生留守总行(也是华中银行最后一任行长)负责资金筹集调度,那时总行设在泰州的三野前指附近。克生在1949年2月1日就渡江战役准备,专门向华中前委汇报了增发2000亿货币的筹款计划。为避免货币印发超越市场流通承受力,克生还建议同时在已解放的地区发行公债募集资金(回收货币)。

回首那段国共大博杀,相伴的货币大战同样激烈。

华中银行的前身是江淮银行,华中币的前身是江淮币(也叫抗币),1941年4月由新四军军部创立。从日本留学后归国抗战的朱毅,被陈毅特聘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兼银行董事长。印钞机是由陈国栋秘密濳入上海购买的,负责印钞技术的陶涛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当了化工部副部长。银行最先拟名两淮银行,刘少奇说气魄不够大,还是叫江淮银行为好,今后我们还要跨过淮河、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华中币胜出缘于老百姓信任华中银行

华中银行华中币是在苏北苏中地区成长起来的。苏北老百姓受够了日伪顽匪的货币洗劫之苦。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除了强推“华兴币”“中储券”搜刮民财以外,还有意发行仿印假造的法币掠夺物资、搅乱中国市场,加上地方顽匪自印的各种代币券,弄得老百姓不敢持币,银元成了稀缺的硬通货。

华中银行发行货币后要建立起流通信用,颇有一番周折。首先是维护信用。光靠印钞机印票是无法流通的,靠军力强推也不行。华中银行一开办,就以新四军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为开办资本金,军部金库也是华中银行总行的金库。金银及外汇储备不足时,以掌握的粮油盐布等物资储备作为钞票发行的依据,明确规定以上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还注意“货币发行的计划性、分散性,选择适当时机和适当地区,避免集中、突击发行”冲击物价。其次是注意党政军驻地的物价变动,防止物价上涨影响百姓利益。一旦发现驻地管区物价高涨,随即由“华中银行拨出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售出,直至压低物价。”转移驻地时更加注意货币投放适度,大采购总由银行与部队及机关协调,严防货币过多冲击市场。撤离时则做好华中币的回收,不让战局动荡、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有华中币而不安、吃亏。部队北撤山东时最明显,华中银行把所存物资全部抛出,回收了流通中的大量货币。首次撤离淮阴时,城区居民已基本无华中币存留。银行信贷工作,也是于民有利。1945年9月首次解放淮阴,发了10万元抗币无息贷款给贫困摊贩做生意,帮扶了城镇商业。农贷对农民支持更大,抗币发行额第一年的50%用于农贷,春季放贷帮农民购买种子、农具、耕牛等,秋收后可用粮还贷、抵税。1946年春一次发的农贷8000余万元,约值法币40亿,超过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全省农贷数字。1948年12月再度解放淮阴,又发了500万元小本贷款给失业居民做创业资本。华中银行种种举措有利于民众恢复经济,很得民心。

在国共反复拉锯战中,老百姓渐渐把信任票投给了华中币。华中币最初只能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建立“统一战线”,与法币挂钩流通,以1:1的兑换值确定身价。在根据地内部,也是允许法币与抗币共同流通的,严禁流通、查堵没收的仅是日伪币。那时我在金库工作,睡觉以金条为枕,钱垛为床脚。转移驻地行军时胸前后背背负的也是金条或钞票。点钞工作首先就是把五花八门的各类钞票分检,便于到国统区或日占区去的同志携带不同钞票。没收回来的敌伪币还要设法弄到敌占区去换回有用物资,当时这叫“把敌币推出去”。华中币靠自身的储备实力、经营有方、自由兑换,赢得根据地百姓认可、信任后,逐步占据本位币、主币地位,国民党的法币反而成了辅币。

以法币为对手开展了国共货币之战

华中银行华中币不光在根据地和拉锯地带赢得民心、成长起来,还在与敌占区的市场流通中为我军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与其他根据地的银行有个最大区别,就是华中银行不仅要承担区域内的货币职能,抵制域外敌币,还要承担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之间大量商品买卖、物资贸易的货币结算功能。华中根据地的区域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地处长江中下游我国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战争割据、政治对立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另一方面,新四军解决自身的财源特别是战时紧缺物品的军需也离不开商贸。仅“一师1942—1945年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5亿银元,巨额军费款项大多靠商贸解决。新四军财源90%来源于流通性收入”。商贸规模大、外汇需要量大,华中币与域外币的比价如何确立?不同货币之间如何结算?成了大问题,考验着华中银行的经营水平。华中币紧盯法币,比值兑价由开始的1兑1、1兑5、1兑10,逐步向1兑20、30、50升进。华中币不断坚挺、升值,法币则不断贬值。

抗战结束后,法币发行过量、通货膨胀出现加剧之势。经华中财委研究,邓克生与陈国栋、陈穆、徐雪寒(新中国建立后任经贸部副部长)等行长商议后,于1945年10月宣布华中币放弃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改由市场自然比价定价。国共和谈破裂后,华中币把法币视作敌币、对手币,以上海为金融主战场的“货币战”逐渐进入白炽化。记忆犹新的有三点:一是华中银行在沿江商业活跃的黄桥、靖江开办起“外汇交易所”,主要是做好华中币的吞吐调剂,满足商人频繁交易需要。1946年上半年,黄桥所一天成交900万法币,合20多万华中币。二是邓克生与陈国栋、徐雪寒商议建立了由高邮经扬州、镇江到上海,由淮阴到南京、上海的两条地下通汇线,解决大宗外汇的供求与结转需要,也保障了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的活动经费。三是工作量最大的“标、折、比”业务。华中币的汇率如何挂牌标价,对根据地军民经济影响甚大。现健在的黄如之(原江苏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回忆说,那时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沪锡等地市场行情,收记后上报分析。忻元锡回忆说,邓克生运用所学理论原理配合朱毅、陈国栋等,重点紧盯上海等敌占区的物价变动、法币美元黄金比值变化,做好两种市场物价与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确定华中币对法币的标牌价,浮动地向市场公布,作为指导市场交易、商人换汇及征粮征税的依据标准。“标、折、比”掌握好了,确保了区内经济有序不紊、军需保障不乱。在共产党所有根据地银行的金融活动中,华中银行这三点是独具特色的。这也是针对上海金融市场、以汇率波动为手段的货币之战,既反映出当年共产党所办银行同样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活动的规律,更显示出華中银行的商战能力。货币大战几年下来,一江两岸两重天,我党这边,币值稳、民心安、军事政治经济越战越强,华中币成了支持我军军事的重要保障。粟裕说:“苏中地富人稠,人口占华中总人口的2/5,粮食亦占2/5。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反观江对岸,法币垮了,后来币制改革的金圆券也不过10个月就夭折了。

货币战失利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垮台

越是战乱、越是币值动荡不稳,黄金的价值越珍贵。几乎与华中银行加紧印钞以备淮海大战的同时,1948年8月蒋介石也推出了“金圆劵”币值改革,想放弃摇摇欲坠的法币。在鼓吹 “金圆券”每元含金量达0.22217克黄金的同时,还杀气腾腾地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蒋经国还约请上海工商巨头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人谈话,软中带硬,逼迫他们交出金银美元。也拿孙科系的王春哲(林王公司总经理)、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等人开刀,杀鸡儆猴。后来,刀子涉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鸿兴证券)、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米业公会理事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扬子公司)时,砍不下去了。蒋经国的“打虎”,最后不了了之。 “金圆券币改革”数月,国民党政府究竟搜刮了多少黄金、后来带到台湾多少黄金,现已成了学术探讨的课题。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两种货币在民心军心中的轻重倾斜也可看出,胜负已不止在军事战场。当我军打下淮阴城时,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堆着成捆成堆的法币新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政府的币值,军官发薪津只认金条、美元,拒领法币。战后遣散俘虏发放路费,回乡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元,竟然也是宁要华中币而不要法币。

(文中引文均出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华中银行史》) (责任编辑 刘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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