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定雲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四、花東H3卜辭“武丁時代説”評議

目前關於花東H3卜辭的時代，主要是三種觀點：小乙時代説、武丁早期説、武丁晚期説。“小乙時代説”，就是筆者上篇所論述的觀點。而“武丁早期説”與“武丁晚期説”中，説者又有些細微的區别。這些觀點能否成立，有必要進行分析，現評議如下：

（一）武丁早期説

武丁早期説，首先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1993年安陽工作隊發表了《1991年安陽花園莊東地、南地發掘簡報》，對花東出土的甲骨和其他遺物，作了簡要的報導，指出“這個甲骨坑根據地層關係和共存陶器判斷，屬殷墟文化一期，從坑中所出的一些卜辭涉及的人物、事類來看，屬武丁時代”。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1年安陽花園莊東地、南地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6期。1999年秋，在安陽“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周年紀念會”上，我們提交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選釋與初步研究》一文，認爲：“花東H3卜辭的歷史時代，上限在武丁前期，下限或可到武丁中期。”②劉一曼、曹定雲：《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選釋與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2003年，我們在《花東·前言》中，仍然認爲：“花東H3卜辭的歷史時代，大體相當於武丁前期。”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前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35。

同意或支持“武丁前期説”觀點的學者有朱鳳瀚先生，他認爲：“可以將H3之年代定爲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這一時段内。”②朱鳳瀚：《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出土的非王卜辭》，《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頁211。韓江蘇也支持這一説法。③韓江蘇：《殷墟花東H3卜辭主人“子”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版，頁119。對於“武丁早期説”，我開始是同意的。但到整理後期，我與劉一曼對“丁”的看法不同：她認爲是已經即位的武丁，我認爲是尚未即位的武丁。由此，我們對卜辭的時代看法就産生了分歧：她認爲是“武丁早期”，我認爲“其主體應當是在小乙時代”。由於是“合作”寫文章，只能是“求同存異”，所以，就出現了“大體相當於武丁前期”的結論。但在具體的《釋文》中，我的觀點仍然有所表露。如《花東》480《釋文》云：“卜辭中有‘王’、‘太子’、‘帚好’、‘子’（H3占卜主體）、‘丁’等，可以説殷代早期的幾個最重要人物都在該版卜辭中出現。”④見《花東·釋文》480考釋。這裏提的是“殷代早期”，而不是“武丁早期”，就是有意繞開了“武丁”，將H3卜辭時代指向了武丁以前。如果讀者有心，是可以發現其中的“奥妙”。

我對花東H3卜辭時代的看法之所以發生改變，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發現H3卜辭的字體具有較多的原始性，例如“”作（《花東》240），將動物横放在火上燒烤；“”作（《花東》14），“山”是横着的；“射”作（《花東》2），兩手把着“弓”；“鼓”作（《花東》11），原形描繪；“璧”作（《花東》490），牙璧形象逼真；“帚”（婦）作（《花東》5），條帚亦逼真；“嵗”作（《花東》114），與後來之“”明顯不同；“貞”作（《花東》446），與後來之亦明顯有别。上舉這些只是一部分，從這些字的原始性，表明H3卜辭時代比我們過去所見到卜辭要早。第二，《花東》420、《花東》480中，“丁”與“王”同版甚至同辭。“丁”既然是武丁，那“王”必然是小乙。依照形式邏輯的推理，這是必然的結論。我認爲，正是這兩版卜辭，再加上《花東》331的“子丁”，是促使我對花東H3卜辭時代發生改變的决定性原因。在我看來，《花東》420與《花東》480中的“丁”與“王”同版甚至同辭，是“武丁早期説”難以攀登的“高牆”，無法跨越的“鴻溝”。只要你站在“武丁早期説”的立場上，怎麽去解釋，都會感到“彆扭”。而“小乙時代説”，則一切問題都可以“順利”過關，得到合理解釋。這其中的道理，學界同仁們終歸會明白、理解的。

至於如何看待花東H3所在地層（殷墟文化一期晚段）、花東H3卜辭中的人物（武丁、婦好）以及相關事類（如征卲）等，本文上篇已有詳細論述，此不贅言。

總之，“武丁早期説”難以解釋花東H3卜辭，我們必須向前跨進一步，用“小乙時代説”，才能順利解釋H3卜辭中各種問題。“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花東H3卜辭的研究，正是處在這樣一種境地。

（二）武丁晚期説

武丁晚期説，最初是由陳劍提出來的。他説：“花東子卜辭中有關征伐‘卲（召）’的一組卜辭當與歷組一類相關卜辭同時。歷組一類卜辭的時代是無論如何也早不到武丁前期的。而且，歷組中不少征伐‘召方’或‘刀方’的卜辭，從字體看屬歷組二類，且多與‘父丁’同版，其時代已晚至祖庚時期。同時，花東子類卜辭在各方面的特徵都較爲統一，有很多不同版的内容可以互相繫聯，推測其延續的時間不會很長。由此看來，可以推斷整個花東卜辭存在的時間恐怕在武丁晚期，最多可推斷其上限及於武丁中期。”①陳劍：《説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同意陳説者有黄天樹、張世超、魏慈德、洪颺、方稚松、趙鵬、古育安等學者。②黄天樹：《簡論“花東子類”卜辭時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張世超：《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字迹與相關問題》，《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魏慈德：《論同見於花東卜辭與王卜辭中的人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洪颺：《花園莊東地甲骨否定副詞》，《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紀事刻辭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9年版，頁187；趙鵬：《從花東子組卜辭中的人名看其時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6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又見《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版，頁313；古育安：《殷墟花東H3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陳劍在文章中，將人名“丁”釋爲“武丁”是對的，但將花東H3卜辭時代定在武丁晚期則是不對的。這裏面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歷組卜辭提前論”。所謂“歷組卜辭”，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武乙、文丁卜辭”，而且是武乙、文丁卜辭的主體。將武乙、文丁卜辭的主體部分提至武丁晚期和祖庚時代，武乙、文丁卜辭就基本抽空了。這對殷代歷史是一個極大的“扭曲”。甲骨學界關於“歷組卜辭”的論戰，争論了三十多年。2011年，我們發表了《三論武乙、文丁卜辭》，對這一問題作了清理與總結。我們在文章中，討論了十個大問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兩個：“小乙、父丁稱謂”與歷組卜辭地層。現分説如下：

1．關於“小乙、父丁稱謂”

在歷組卜辭中，常常能見到“父丁”稱謂緊跟在“小乙”稱謂之後，稱“小乙、父丁”，如《屯南》777云“乙丑，在八月，大乙牛三、祖乙牛三、小乙牛三、父丁牛三？”，《屯南》4015亦云“自祖乙告，祖丁、小乙、父丁？”。此種例子不少，此不詳引。對於此中的“父丁”，我們根據地層關係和其他材料，認爲此“父丁”是康丁。而李學勤先生認爲是武丁。他説：“這裏父丁排在小乙之後，自係武丁。如果説父丁是康丁，那麽這些祀典中就是把武丁和祖庚兩位直系的名王略去了。無論從歷史還是從卜辭慣例來看，這都是不可能的。”①李學勤：《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正是根據這種“稱謂”，李先生將“歷組卜辭”提前到武丁晚期和祖庚時代。我們在《三論》中，“繫聯”了《合》336（《合集》32617）與《明後》B2526（《合集》32690），“繫聯”後的卜辭内容如下：

甲辰貞：□歲于小乙？

弜又？

二牢？

三牢？二

弜至于三祖？二

弜至三祖？

丙子貞：父丁彡？

不遘雨？

這是一條極好的材料，它將“小乙—三祖—父丁”之祭祀次序，清清楚楚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小乙”與“父丁”之間存在“三祖”。②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此“三祖”就是“孝己、祖庚、祖甲”。因此，“小乙—三祖—父丁”中的“父丁”必然是“康丁”，没有游移的餘地。争論了三十多年的“歷祖卜辭”時代，由於“小乙—三祖—父丁”之繫聯成功，終於一錘定音。

2．關於地層問題

“歷組卜辭提前論”至今没有任何地層上的根據。殷墟甲骨文發現已經一百多年，科學發掘也已經快90年了。在這90年中，殷墟有過好幾次大規模的發掘，如1928—1937年前中研院進行的十五次發掘，我們檢查的結果是“在康丁以前的地層和坑位中，没有發現‘歷組卜辭’”。①肖楠：《再論武乙、文丁卜辭》，《古文字研究》第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在1973年小屯南地的發掘中，“無名組與歷組父丁類卜辭，除出晚期坑層外，見於中期四段與三段的灰坑，而歷組父乙類卜辭除出晚期坑層外，則只出於中期四段，不見於中期三段坑。故我們認爲，歷組父乙類晚於父丁類及無名組卜辭是有考古學依據的”。②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頁475—476。在1986—2004年小屯村中、村南發掘，“歷組卜辭的出土情况與1973年屯南發掘基本相似，即歷組卜辭只出於殷墟文化三、四期的坑層中”。③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頁476—477。殷墟田野發掘已經近90年，至今没有在殷墟早期地層中發現過“歷組卜辭”，這是最基本的事實。在考古研究中，没有地層根據的“理論”是“空中樓閣”，是根本無法存在的。

還有一點要特别指出：“歷組卜辭提前論”將“歷組卜辭”放到了無名組卜辭的前面，是同田野考古中的地層關係相違背的。④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頁498。在1973年小屯南地發掘中，無名組卜辭雖與歷組父丁類卜辭同出在中期一組，但歷組父乙類卜辭只出在中期二組，且有多組中期二組坑打破中期一組坑。這説明：歷組父乙類卜辭要晚於歷組父丁類和無名組卜辭。⑤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而“歷組卜辭提前論”却將歷組父乙類放到了無名組的前面，同考古中的地層關係相違背。

總之，陳劍將花東H3卜辭定在武丁晚期，主要的根據就是“歷組卜辭提前論”，這個“理論”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但陳劍恰恰就是用這個“理論”，對花東H3卜辭時代進行論證的。陳文認爲：

《花東》237、275和449有一組在辛未日圍繞“伐卲”的卜辭：

（一）辛未卜：丁隹（唯）好令比［白（伯）］戓伐卲。 （237．6）

（二）辛未卜：丁［隹（唯）］子令比白（伯）戓伐卲。 （275．3）

（三）辛未卜：白（伯）戓爯册，隹（唯）丁自正（征）卲。 （449．1）

辛未卜：丁弗其比白（伯）戓伐卲。 （449．2）

而在歷組一類卜辭中，有如下一組圍繞“伐召方”的卜辭：

（四）丁卯鼎（貞）：王比沚［戓］伐召方，受［又（佑）。才（在）］且乙宗卜。五月。

辛未鼎（貞）：王比［沚］戓伐召方。

丁丑鼎（貞）：王比沚戓伐召［方］。 （《屯南》81）

（六）癸酉鼎（貞）：王比沚戓伐召方，受［又（佑）］。才（在）大乙宗卜。（《合集》33058）

陳文認爲：“上引幾條卜辭，從字體看都屬於歷組一類，‘歷一類主要是武丁之物’。它與前引花東子卜辭所卜事類的相合已如上述。而干支‘辛未’與前引花東子卜辭完全相同，‘癸酉’與‘辛未’中間也只相隔一天。他們顯然是同爲一事而占卜的。”①陳劍：《説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陳文此言差矣！上舉花東H3卜辭與所舉屯南“歷組”卜辭，在字體、文例、人物、地點、習慣用語等方面都不相同的，憑什麽説“是爲同一事而占卜”呢？干支“辛未”相同，什麽問題也説明不了，因爲它們没有“同版”關係。殷代日期就是那60個干支，不斷地重復，相同的“辛未”日實在太多了。有什麽證據能够證明那一版的“辛未”日就是這一版的“辛未”日呢？這樣去論證事物，十分不妥！再如“伐卲”一事，即使將“卲方”理解爲“召方”，那殷王朝與方國之間的“戰争”並不是一時之事，而是長期的斷斷續續、反反復復的過程。這種關係歷史上常見，並非殷代獨有。不能因爲一見到“伐卲”（或伐召），就把不同歷史時期的事扯到一塊去。上舉“歷組一類卜辭”是文丁卜辭，將文丁時候的事與武丁時代之事捆綁到一起，中間相差一百四五十年。“歷組卜辭提前論”是對殷代歷史最嚴重的扭曲，由此可見一斑。

陳劍采用“歷組卜辭提前論”，將無法走出困境。本文現在退一步，就按“歷組卜辭提前論”，那陳劍所説“花東H3卜辭屬武丁晚期”是否就合適呢？對此，韓江蘇作過很好的分析，她説：

陳劍拿花東H3卜辭的“丁”征伐卲的“辛未日”與歷組卜辭中王征伐召方的“辛未日”作比較，認爲花東卜辭中的伐卲與歷組卜辭中的伐召、刀爲一事而在不同組的卜辭中同時占卜。筆者認爲，同一干支日在一年的十二個月中，會重復出現六次。花東H3卜辭中的辛未日就是歷組卜辭中的同年同月中的辛未日，還需要有其他材料作補充才能説明。不能見兩個相同的干支日，就認爲是同一年中的同一天。這種結論還有待證明。又，即使陳劍認爲花東卜辭中的伐卲方與歷組卜辭的伐召、刀爲一事，在此基礎上，斷定H3卜辭的時代爲武丁晚期，即花東H3卜辭的時代爲武丁晚期到祖庚時期的結論，他將面臨一個難題難於回答，即花東卜辭中的婦好，是活着的人，賓組卜辭中，有活着的婦好，也有死去的婦好。

……從歷史的實際情况分析，婦好有可能死於武丁中期。武丁在位59年，賓組卜辭的時代爲武丁中、晚期。H3卜辭主人“子”與婦好關係密切，婦好是活着的人，因此，陳劍同意歷組卜辭早期説（其時代爲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則不能對婦好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他所定花東卜辭的時代也將受到懷疑。①韓江蘇：《殷墟花東H3卜辭主人“子”研究》，頁41—43。

韓江蘇上述分析有相當的説服力，因爲她不是站在否定“歷組卜辭提前説”的立場上，而是站在照顧“歷組卜辭提前説”的立場上，指出陳文中的問題所在。“婦好”問題是“花東H3卜辭武丁晚期説”的“軟肋”。婦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英年早逝”。有學者推斷在武丁晚期前葉，②王宇信：《試論殷墟五號墓的年代》，《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我認爲在武丁中後期。③曹定雲：《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頁91—92。婦好在花東H3卜辭中，是一位“風華正茂”、馳騁疆場的巾幗英雄，結婚生子的年轻母親。到了武丁後期，她已經“仙逝作古”，更不用説“祖庚時代”了。故“婦好”問題，對陳文來説，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

綜上所述，“花東H3卜辭武丁晚期説”，無論從否定“歷組卜辭提前説”進行分析，或者退一步從照顧“歷組卜辭提前説”的角度進行分析，都是不能成立的。

3．關於“韋死”

在關於H3卜辭時代的討論中，黄天樹先生是支持陳劍觀點的。由於本文前面已對陳文作過分析，故對黄先生提的那些理由不再作討論。不過，黄先生文中特别提到一個叫“韋”的人，可以作爲斷代的重要依據。他在文中例舉下列卜辭：

（32B）于襄葬韋？不用。 （《花東》195．8）

黄先生説：“（31）是賓出類卜辭，説明‘韋’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早期還活着。（32）‘子’爲死去的貴族‘韋’選貞墓地，卜問是葬在近處的地好呢？還是葬於遠處的襄地好呢？從記於命辭後的用辭看，最後葬在地。説明（32）的花東子類卜辭不可能早到武丁中期。魏慈德説：‘韋是賓組卜辭中的早期貞人，其死去這一件事剛好可作爲花東卜辭的時代定點。’④魏慈德：《論同見於花東卜辭與王卜辭中的人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頁70。綜上，從人物之生死説明花東子類卜辭的時代爲武丁晚期比較合理。”⑤黄天樹：《簡論“花東子類”卜辭時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3。

黄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問題，是甲骨文中的一個老問題——“異代同名”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三論》中説：“我們在《一論》、《再論》中已有論述，甲骨文中出現的絶大多數人名不是私名，而是氏名，因爲這些人名往往又是國名、地名、族名，這是古代以國爲氏、以邑（封地）爲氏的反映。我們過去論述此問題，主要依據卜辭中的資料，現在考慮到甲骨文中的不少人名，在商代後期（甚至西周早期）的銅器銘文中作爲族名出現，所以本文擬從商代銅器銘文的族名這一角度再做補充。”所謂“補充”，就是文中列了一個《表》（表三：商代銅器銘文常見族名表），《表》中列舉了十四個族名，其中十三個見於殷墟文化二、三、四的銅器上，祇有一個見於三、四期。①劉一曼、曹定雲：《三論武乙、文丁卜辭》，《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見《表三：商代銅器銘文中常見族名表》。《表》中雖然没有“韋”，但道理是相通的。“韋”同樣是氏族名或國名，它存在的時間會相當長，絶不能把不同時期的“韋”當成同一個人去對待，那樣就會出錯。甲骨文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此不繁舉。

黄先生文中所舉具體例子也很成問題：第（31）辭屬黄先生定的“賓出類”卜辭，時代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早期，而“韋”是一位活着的人（生者）；而所舉《花東》195．7和195．8兩辭，“韋”是死者，是在卜問在什麽埋葬好。關於花東H3卜辭時代，黄先生説：“恐怕在武丁晚期，最多可推斷其上限及於武丁中期。”②黄天樹：《簡論“花東子類”卜辭時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頁29。按照黄先生的這一推斷，無論是按武丁中後期説，或是按武丁晚期前葉説，此“韋”都必然是“先死而後生”，完全違背了人的生命軌迹。因此，黄先生所舉例子，同樣是不可取的。

其實，黄先生所舉例子，正好説明了“異代同名”問題：花東H3卜辭中的“韋”與安明678（賓出類）卜辭中的“韋”，是同一家族中不同時期的兩個人。這樣，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五、評“丁釋璧”與“丁讀帝”

《花東》出版以來，學者們對於生者“丁”之隸釋可以分爲兩種情况：絶大多數學者釋爲“丁”，並認爲此“丁”就是武丁；但也有例外，李學勤先生將“丁”釋爲“璧”，裘錫圭先生則將“丁”讀爲“帝”。因《花東》420與480中，“丁”與“王”是“同版”甚至是“同辭”關係，故“丁”的釋讀關係到“王”的推定。而“王”的推定，又直接關係到H3卜辭時代。若“丁”之不“丁”，則“王”就可以隨心所欲，那花東H3卜辭時代斷定就成了大問題。鑒於“丁”字之考釋如此重要，本文不得不對“丁釋璧”與“丁讀帝”進行認真的研究。

（一）評“丁釋璧”

李學勤先生在《關於花園莊東地卜辭所謂“丁”的一點看法》中説：“1958年，我在《非王卜辭》小文裏曾對子組卜辭的‘丁’作過論述，當時的看法是‘丁’係一重要人物，‘丁的身份與子大致平等’。《花東》考釋根據新的材料指出‘丁’之地位在‘婦好’和‘子’之上，糾正了過去的認識。陳文更以明確的證據論證‘丁’就是當時的商王武丁。但卜辭中從未見生人稱日名的，《花東》卜辭何以稱武丁爲‘丁’？這是陳文爲我們提出的問題。”①李學勤：《關於花園莊東地卜辭所謂“丁”的一點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李先生接着説：

我的意見是，在子組和《花東》卜辭中讀的所謂“丁”，是與干支的“丁”同形而音義都不同的字。其本來的字形是一個圓圈，乃是“璧”字的象形初文。李先生是如何論證的呢？請看下面文章：

讓我們從“辟”字説起。

《説文》云“辟”字“从‘卩’从‘辛’，節制其辠（罪）也；從‘□’，用法者也”，是按小篆立説。在古文字裏，“辟”字並不從“□”，而是從“卩”、“辛”，或再從一圓圈形。這個圓圈形，在金文中一般很圓，在卜辭中由於契刻的關係就成爲小方形。

至於圓圈形偏旁的意義，可再看金文的“璧”字。此字從“玉”從“辟”，“辟”旁也是或有圓圈，或没有圓圈，足見圓圈不等於“玉”。不過，在有的字裏，表意的“玉”旁却可以圓圈形代换，如鄂侯馭方鼎“玉五瑴”的“瑴”不從“玉”而從圈形。有的與玉有關係的字又增從圈形，如“玗”字在卣銘文中即是如此。這表明圓圈形是與玉有關係的字。

…………

子組及《花東》卜辭與干支的“丁”同形的字便是這象形的圓圈形“璧”的初文，僅因契刻關係，多成爲小方形。字應讀爲“辟”，是對王的稱謂，如《爾雅·釋詁》：“辟，君也。”②李學勤：《關於花園莊東地卜辭所謂“丁”的一點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以上是李先生論證“丁”（方形）是“璧”（圓形）的初文，應讀爲“辟”（字中有一小部分可爲圓形）的全部過程。在這裏，我要指出的是：

第一，李先生的出發點就不對，他所説的“卜辭中從未見生人稱日名”就是錯的，本文上篇第一節已作過充分論證，“日名”本爲生稱。我的關於“日名”的文章發表已有十餘年，李先生應該已經注意到。

第二，論證方法不妥，李先生指“方”（丁）爲“圓”（壁），没有提供任何的文字上的證據，一個完整的字形證據都没有，唯一的“證據”就是，“辟”字中的“□”有時也可寫作“○”。如此重要的學術問題，竟然没有一個完整的字形作依據，而只能用“辟”字中的部分結構“○”作“支撑”，真讓人有“繫千鈞於一髮”之感。

第三，將此解釋放入卜辭中説不通。《花東》480．3辭云：“子乎大子禦丁宜，丁丑王入”。若將“丁”釋爲“辟”，讀爲“君”，則此句就是“子乎大子禦辟（君）宜，丁丑王入”。請問：若是“辟”與“王”都是指武丁，爲什麽前面稱“辟”，後面却稱“王”呢？若“辟”與“王”不是都指武丁，那“王”又是指誰呢？文辭上的“彆扭”不説，這樣的“改稱”有何意義？

第四，殷代本來就有“辟”字，無須用“丁”（□）去替代。如晚殷《婦觚》：“甲午，婦錫貝于，用作辟日乙彝。”，①此器見《三代》14．31．9，又見《集成》12．7312。此“辟”字作“”，其結構中並無“□”。既然有“辟”字，殷人又何必再用“□”去替代“辟”呢？

綜上所述，李先生將“丁”釋爲“璧”、讀爲“辟”（君）是不能成立的。李先生的文章發表後，學界就有人非議，不予認可。其一是張永山先生，他説：

學者研究“丁”就是武丁的名字，方形或近方形的“丁”被考證爲作“君”解的“辟”字異體。檢查《花東》卜辭可以驗證這一看法正確與否。有七版卜辭見有璧和辟字，其中以玉器名稱的璧居多，這是個形聲字，從辛○聲，也有○作方形，或作日形；還有璧作形的，當是璧的最早形態，象形字，故有以爲聲符的形聲字。這種形狀的璧在殷墟和其他遺址中時有發現，學者名之爲牙璧。此外，從辛卩聲的辟字也出現在《花東》卜辭裏。祇有這後一字不作玉器名稱而爲君的别稱，且作“丁”定語，由此看來衆多人名“丁”理解爲君尚缺乏有力的證據。②張永山：《也談花東卜辭中的“丁”》，《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其二是韓江蘇，她説：

李學勤認爲丁通璧，璧稱丁。實際上，H3卜辭中，璧有多種寫法，且都作圓筆，如“”、“”、“”……若“丁”是璧，契刻時是可以刻成圓形的，“丁”無必要刻成方塊形。由此，李學勤認爲丁是璧，字應讀爲辟，是對王的稱謂的觀點仍有可商榷之處，即無必要以通假來互相轉引。①韓江蘇：《殷墟花東H3卜辭主人“子”研究》，頁118。

無論是張永山先生，還是韓江蘇，他們都共同指出：“丁”是方形，與“璧”之圓形没有可通之處，也没有這方面的例證；若“丁”真的是“璧”之初文，通“辟”，它完全可以刻成圓形，圓形的“璧”字在花東例子相當多，並非不能契刻。所以，李先生將方形的“丁”説成是圓形的“璧”，是没有道理的，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李先生將“丁”釋爲“璧”，讀爲“辟”，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因爲半個世紀以前，李先生在《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一文中，將原“子組卜辭”中的重要人物“丁”（生者），也是釋爲“丁”的，並没有“矛盾”之感。今將李先生過去文章重引如下：

李先生所論原“子組卜辭”人物“丁”，雖然其時代已改爲武丁，與今日花東H3卜辭中的生者“丁”是同一個人。有關問題，筆者將會另作論述。在這裏，李先生也認爲這個“丁”就是武丁。可李先生並没有感到，將這個重要人物釋爲“丁”不合適。“丁”就是“干支日名”，而且，在李先生筆下是一位“生龍活虎”的“丁”。這個“丁”就是“生稱”。這是李先生以前説過的話、發過的文章，怎麽現在就變了呢？如今，李先生對原文一字未改，照樣引用。這讓一般讀者陷入“兩難”的境地：是采用李先生的“丁”説好呢，還是采用李先生的“璧”説好呢？

平心而論，李先生50多年前對“丁”的解釋應該是正確的，如今的解釋應該是錯了。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至這種結果，外人不便推測，祇有李先生自己知道了。

（二）評“丁讀帝”

“丁讀帝”是裘錫圭先生提出的，他説：

在知道了“丁”指武丁之後，很容易把這個“丁”就看成武丁日名“丁”。但是這又與多數學者認爲“商人所謂日干‘廟號’死後才確定的看法相矛盾”（陳文56頁）。退一步説，即使認爲“廟號”日名在其人活着時即已確定，由於有同一日名者數量必定十分龐大，也難以設想當時會用一個單獨得日名來稱呼活着的人。《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的考釋認爲花東子卜辭中有指稱活着的人的“子丙”和占者“子丁”。陳文已引用沈培先生的説法，指出二者都是由於誤解卜辭文義而産生的實際上不存在的人名。總之，把指稱活着的武丁的“丁”看作他的日名，也是不合理的。①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頁3—4。

由上面引文可知，裘先生與李先生一樣，都認爲“日名”是死後才確定的，不承認“日名”是生前就有。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關於“日名”問題，本文上篇已作過充分論證，指出“日名”乃“生稱”，是一個人在宗族中的“行第”。“日名”的“核心”就是行第，是每一個人在同行同輩中的排行次第。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其他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裘先生認爲武丁生前不應該稱爲“丁”（日名），因此他要將“丁”改讀爲“帝”。裘先生是如何論證的呢？今徵引如下：

日本學者島邦男在其《殷墟卜辭研究》第一篇的《禘祀》章中，認爲殷墟卜辭中有些指稱祭祀對象的“丁”應讀爲“帝”，“第五期卜辭”中用作祭名的“丁”應讀爲“禘”。島氏認爲“丁”可以“與同音的帝通假”。其實，“丁”與“帝”並不同音，但是“丁”是端母耕部字，“帝”是端母支部字，而且在中古音中都屬開口四等。這就説，這兩個字聲母相同，韻母有嚴格的陰陽對轉關係，上古音很接近，却有相通用的條件。古書中“帝”或與“奠”、“定”通，……這也是“帝”、“奠”古音相近的反映。“奠”和“定”跟“丁”一樣，都是定母耕部字，中古音也都屬開口四等。但是，這兩個字的聲母是定母，跟“丁”和“帝”所屬端母只是鄰紐的關係。“帝”既可與“奠”、“定”相通，當然有可能跟“丁”相通。②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4。

以上是裘先生論證“丁”應讀爲“帝”的全部“過程”，其結論是“有可能跟‘丁’相通”。古文字研究中，音韻是必須要考慮的，但音韻的相近或相通，只提供文字相通假的可能性，並非是相通假的必然性。具體到某一字能否與另一個字相通假，還必須要有“例證”，即文獻或文字上的證據。于省吾先生對考釋古文字有一句名言，叫作“無徵不信”：你説的再好，但没有拿出“證據”來，别人是不會相信的。裘先生説了那麽多的話，最後結論是“帝”只與“奠”、“定”相通；與“丁”是否相通，没有提供任何“證據”，只好説“有可能與‘丁’相通”。這種没有“證據”的“可能”是脆弱的，若始終拿不出證據來，這種“有可能”就會變成“不可能”。這樣的論證，怎能讓人信服呢？

裘錫圭先生將“丁”釋爲“帝”，依據的是日本學者島邦男的説法，説“日本學者島邦男在其《殷墟卜辭研究》第一篇的《禘祀》章中，認爲殷墟卜辭中有些指稱祭祀對象的‘丁’應讀爲‘帝’，‘第五期卜辭中用作祭名的‘丁’應讀爲‘禘’”。島邦男究竟是如何論證的，他在《禘祀》一文中又説了些什麽？説的對與不對？我們不得不認真查一查。島邦男在《禘祀》一文中，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丁”釋“帝”（上帝）。島邦男是這樣説的：“‘’是以丁爲名的父、祖的略稱，……可以理解爲對於祖神‘’的祭儀。但是，用例中的‘帝于’、‘’、‘’的‘’不能解釋爲祖神之名。可知‘’用爲以丁爲名的父、祖的略稱外，還用爲某神之名。”①島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在這裏，島邦男是將“”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表示祖、父等人名的“”，這個“”應當釋爲“丁”；除此之外的“”（上文所舉）則是某神之名。這位“神”就是“帝”（上帝）。島氏依據的是下列幾組卜辭（島文是原形，本文作了隸定）：

（以上所列卜辭均見於《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403—404頁）

根據上述卜辭，島氏説：“卜辭同音通假之例甚多，如上例（1）的（丁）和（貞）可通假，……（2）的正和能通假。又（3）的丁示可用爲帝的别稱，則、示即帝。這一點，（4）的對於‘’舉行帝（）祀，又（6）的對於‘’舉行祀，可作旁證。……這個就是帝。”①島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403。

島氏上面的論證是很成問題的，他所謂的“同音通假”就是某字跟某字在辭中的位置相同，例如第（1）組的“丁”與“貞”，第（2）組的“丁”與“帝”等。“位置相同”與“同音通假”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况且，其他如（3）、（4）組，“丁”與“帝”的位置也並不相同。島氏想通過這種“機械性”的位置對比，達到所謂“同音通假”，完全脱離漢字音韻規律。他的論證自然是無效的，根本證明不了“丁”與“帝”是否相通。對此，裘先生自己也説：“島氏在《禘祀》章中所舉出的指稱祭祀對象的‘丁’應讀爲‘帝’之例，恐怕没有一條能真正成立。”②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4。再説，殷墟卜辭中本來是有“帝”字，殷人没有必要再造一個“”（丁）來表示“帝”。島氏的這一想法本來就是“多餘”。

第二個問題，關於“□祭”與“禘祀”。島氏説：“第五期卜辭中，‘□’作爲祭祀名的用例有一百幾十版，其所祭祀的神僅限於武丁、祖甲、康祖丁、武乙、文武丁這五個直系先王，以及母癸、妣己、妣癸，所以這個□祭是對於祖妣的特殊祭祀。……這個‘□’字，王國維、葉玉森、王襄釋‘丁’，吴其昌、陳夢家、楊樹達釋‘祊’，董作賓釋‘日’。”③島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404—406。島氏爲了考證‘□’字，引證了下列卜辭（除□外，本文一律隸定）：

《前》1．21．3 丙子卜，貞：武丁□其牢。兹用。

《續》1．26．1 癸亥卜，貞：祖甲□其牢。兹用。

《前》1．21．1 甲寅卜，貞：武乙□其牢。兹用。

《卜》267 丙戌卜，貞：文武丁宗□其牢。兹用。

《續》1．43．4 壬寅卜，貞：母癸□叀羊。兹用。

《遺》391 戊午……妣己□……

《南》785 ……癸亥其至妣癸升□……

（以上卜辭均引自《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404—405頁）

島氏説：“前述的□祭，重點是對父、祖的祭祀，而於□祭以帝號尊稱者僅祇父文武丁，所以□祭的中心意義明顯地在於尊父之祀。以尊父爲重點的祭祀，後世和□（丁）同聲的祭祀祇有‘禘’。”①島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409—410。

以上是島邦男將第五期“□祭”中的“□”釋爲“禘”的大致經過。由於篇幅關係，他説的一些話無法詳引，但中心意思即是如此。他爲什麽要將“□”釋爲“禘”，明顯地與將“丁”（）釋“帝”有關，是這一想法的進一步發展。島邦男將“□祭”之“□”釋爲“禘”，同將“丁”釋爲“帝”一樣，都缺乏卜辭證據，實難采信。

殷墟卜辭第五期中的“□祭”之“□”，究竟應該隸釋爲什麽字？過去甲骨學界是有不同的看法，如島邦男所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與“”（丁）是不同的兩個字，其區别有二：1．前者正方，後者扁方；2．前者大，後者小。這種區分在外形上是很容易鑒别的。因此，將“□祭”中的“□”釋爲“丁”顯然不妥。目前甲骨學界已經很少有人再將此字釋爲“丁”了。董作賓釋“日”，顯然也缺乏根據。從卜辭的内容分析，該字與祭祀尤其與祭祀的場合（位置）有關，因此釋“祊”是對的。“祊”是廟門内之祭，上引“丙戌卜，貞：文武丁宗祊其牢”（卜267）正是此意。將“祊”放入其他卜辭中，也都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到目前爲止，絶大多數學者都遵循吴其昌、陳夢家、楊樹達之説，將“□”釋爲“祊”，應是正確之選。“祊”不是裘先生所説的“方”，結構不同，發音也不一樣，前者發“beng”，後者發“fang”，不應將二者相提並論。

第三個問題，關於“帝”與去世父王。島邦男在《禘祀》一文中，專門談到了卜辭中將去世的“父王”爲“帝”（）。文中列舉了如下卜辭（本文作了隸定）：

第一期 《乙》956 貞：父乙帝

《粹》259 貞：其自帝甲又（右）牧。

《摭續》167 丁丑卜：其兄（祝）王入亞于帝甲。

第四期 《南輔》62 乙卯卜：其又歲于帝丁一牢。

（以上卜辭均見於《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408—409頁）

島氏云：“附帝號於父而稱，不僅在帝乙時流行，在帝辛時也是稱父乙爲‘帝乙’。附帝號於父而稱的辭例各期都能見到。上列第一期的乙956版稱父小乙爲‘父乙帝’；第二期的粹376版稱父武丁爲‘帝丁’……；第三期的後上4．16、粹259、摭續167、庫1772版有帝甲的稱謂……第四期的南輔62版的‘帝丁’，按照前例，在武乙時只能稱父康丁。……前述文武帝的帝號是尊稱，斷不能作爲‘禘’義。”①島邦男：《禘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408—409。應該説，島氏上述論斷是對的，是可取的。這裏要特别强調的是：1．島氏所説的“帝”是“”，而不是“□”（丁）；2．島氏認爲，“帝”只用於去世父王，而不用於其他先祖稱謂；3．此“帝”無“禘”義。

第四個問題，關於“帝”與“嫡”。裘錫圭先生在引述島邦男上述文章時，説：“島氏的發現很重要，但是他對稱父爲‘帝’這一現象的意義並没有充分理解。嫡庶的‘嫡’，經典多作‘適’。不論是‘嫡’或‘適’，都是從‘啻’聲的，‘啻’又是從‘帝’聲的。稱父爲‘帝’跟區分嫡庶的觀念顯然是有聯繫的。”②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5—6。裘先生緊接着説了如下一段話：

現在看來。我一方面指出卜辭中稱先王的“帝”，跟上帝的“帝”以及後來的所謂嫡庶的“嫡”，在語義上有緊密聯繫；一方面又限於當時所見資料，仍然接受島邦男認爲這種“帝”只用來稱父的看法，把他限定爲當時的商王對已死去的父王的一種稱呼，是有問題的。按照上述前一方面的認識，“帝”應該是强調直系繼承的宗族長地位之崇高的一種尊稱。既然作爲王室宗祖神的上帝和已死的父王都稱帝，其他如直系先王就也都應該可以稱“帝”。③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5—6。

嫡庶之“嫡”這個詞的使用，是不必考慮所涉及的人是死是活的。與“嫡”有密切關係的“帝”這個稱呼，按理也應該可以用於活着的人。就王室來説，既然直系先王可以稱爲“帝”，活着的王作爲王室以至整個統治族的最高宗族長，也應該可以稱爲“帝”。所以，我認爲子組卜辭和花東子卜辭的占卜主體，那兩位出自商王室的稱“子”的大貴族，是有可能把時王武丁尊稱爲“帝”的；這兩種卜辭裏指稱武丁的“丁”，是有可能應該讀爲“帝”的。④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爲“帝”》，《黄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頁6。

以上是裘錫圭先生論證“帝”與“嫡”的全部過程，終於使讀者能够真相大白：裘先生是在島邦男論“帝”是殷王對已死去之父王稱呼的基礎上，提出“帝”可以假爲“嫡”，而且可以用於生者，當然比島邦男大大地前進一步了。因此，花東卜辭中的“子”也可以稱武丁爲“帝”。裘先生的論證可以“完成”了，但問題也就接踵而至：

1．島邦男在這個問題的論證中，所論證的卜辭材料，全部都是“帝”（），與“丁”（）没有任何的關係；而裘先生所要論證的是武丁之“丁”（），這個“丁”與“帝”，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二者毫不相干。

2．裘先生爲了論證，先撇開了“丁”之字形，因爲裘先生自己説過：“島氏在《禘祀》章中所舉出的指稱祭祀對象的‘丁’應讀爲‘帝’之例，恐怕没有一條能真正成立。”於是，在島邦男的“帝”字上做起了文章：島邦男只認爲商王對已死去的父王稱“帝”。島邦男如果今天仍健在的話，根據他的想法和思路，也絶不會將《花東》生者“丁”釋爲“帝”。因爲“丁”是一個大生生的“活人”，而不是去世的“父王”。裘先生無根據地進行“擴展”，對已死去的其他王（非父王）也可以稱“帝”，却又没有提供任何證據。

3．裘先生再進一步“擴展”，提出“帝”與“嫡”通，而“嫡”是不管人之死活的，所以“帝”（嫡）可以用於活着的商王，武丁自然也可以稱爲“帝”（嫡）。但卜辭中，到目前爲止，尚無生者稱“帝”（嫡）的任何證據。

4．裘先生最後説，子組卜辭和花東子卜辭指稱武丁的“丁”，“是有可能應該讀爲‘帝’的”。裘先生繞了一個大圈，終於回到問題的原點：將“丁”（）讀爲“帝”。由於底氣不足（没有證據），只好説“是有可能應該讀爲‘帝’的”。

裘先生的上述論證，實際上有“移花接木”之嫌：他先將“丁”與“帝”接上（按：實際是接不上），然後大談其“帝”與“嫡”如何相通，最後達到“丁”也有可能讀爲“嫡”（帝）。這樣的論證方法，怎能讓讀者信服呢？

羅琨的觀點與島邦男對“帝”的論述是一致的，他們論述的都是“帝”，而非“丁”。裘先生要將“丁”釋爲“帝”，讀爲“嫡”，没有根據，不能成立。韓江蘇説：“但若‘丁’讀爲‘帝’，從商王世系看故去的先公先王，那麽就有報帝（丁）、大帝（丁）、中帝（丁）、祖帝（丁）、祖帝（丁）和武帝（丁）等稱呼。所以，裘錫圭的觀點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①韓江蘇：《殷墟花東H3卜辭主人“子”研究》，頁118。

總之，裘錫圭先生將“丁”釋爲“帝”，讀爲“嫡”，是不可采用的。

通過以上評議，明白了一個基本事實：花東H3卜辭中的生者“丁”不可以釋爲“璧”、讀爲“辟”，也不可以讀爲“帝”、通爲“嫡”。此二説的“要害”在於“釜底抽薪”，將活生生的“丁”（武丁）從卜辭中抽掉，代之以虚擬的“璧”（辟）與“帝”（嫡），從而使卜辭中的“王”失去“對立面”與“參照物”，成爲可隨意决定的“王”，那花東H3卜辭時代的斷定就成了大問題：若釋爲“丁”，與之“同版同辭”的“王”必是“小乙”；若釋爲“璧”或讀爲“帝”，那與之“同版同辭”的“王”究竟是誰？就另當别論了。因此，李、裘二位先生的觀點是不可采用的。此“丁”應當老老實實地釋爲“丁”，是武丁之“日名”；與武丁“同版同辭”的“王”必是小乙，H3甲骨就是小乙時代的卜辭。這就是全部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不要小看一個“丁”字之考釋，它實際上是“一字定乾坤”。

六、探索武丁前卜辭的新思路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在中國乃至世界催生了一門嶄新的學問——甲骨學。自甲骨文發現到今天已經120年，從1928年殷墟田野發掘到現在，也已經90年。甲骨學的發展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從最初的一團混沌，只能考釋某些“字”和“先祖名”，到後來董作賓將甲骨文分爲五期，開啓了甲骨文研究的新時代。也祇有到這個時候，甲骨文作爲史料，才真正可以用於歷史學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和1991年花園莊東地甲骨的發掘，爲甲骨學研究增添了新的科學資料，並且糾正了董先生分期中的失誤，將組、子組、午組等卜辭提至武丁時代，使甲骨學分期研究比以前更爲準確、完備。其中，常玉芝教授從“黄組卜辭”中，分出了“文丁卜辭”，是對甲骨分期的重要貢獻。②常玉芝：《“祊祭”卜辭時代的再辨析》，《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又《黄組周祭分屬三王的新證據與相關問題》，《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甲骨文分期斷代中，始終没有找出武丁以前的卜辭，這是甲骨文研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對此，胡厚宣先生曾作過探索，①胡厚宣：《甲骨續存·序》，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年版。但問題没有解决。上世紀90年代，我開始考慮武丁以前的卜辭，並寫過一篇文章——《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希望從地層上求得“突破”。文章指出：“殷墟田野發掘啓示，武丁以前的地層中確已出現過卜辭，其證據有三：①1973年小屯南地的發掘中，在T53（4A）之下的H115出土過一片卜甲（《屯》2777），其上有‘生’二字。T53（4A）與H115之間尚隔有 H111、H112兩個灰坑，T53（4A）屬小屯南地早期2段，H115屬小屯南地早期1段，其時代應早於武丁。……②1971年安陽後岡殷墓M48内發現一片有字刻骨，其上有二字，其風格與組大字相似。M48經筆者考證屬殷代早期王陵，早於武丁，故該片有字刻骨當屬武丁以前。③ 前中研院第十五次發掘中，YM331出土一片有字卜骨（《乙》9099），YM331所出青銅禮器與安陽三家莊M3所出青銅禮器近似，三家莊M3早於大司空村一期之灰坑H1，故《乙》9099亦應是武丁以前之卜辭。”②曹定雲：《田野發掘是卜辭斷代的基礎》，《殷都學刊》1999年第1期。

我在文章中，列舉了上面三片字骨，另外還有兩個旁證。“儘管數量很少，但决不是憑空臆造。這些卜辭的出土，或許帶有偶然性，但‘偶然’總是寓於‘必然’之中。按照事物的發展邏輯，武丁以前應該有較多的卜辭存在。但嚴酷的現實是，我們能够確指的武丁以前卜辭可以説是微乎其微。此中是什麽原因？人們一直無法詳知。”③曹定雲：《田野發掘是卜辭斷代的基礎》，《殷都學刊》1999年第1期。現在回想起來，想要在地層上獲得“突破”是很困難的，因爲小乙與武丁離得太近了，盤庚、小辛、小乙加起來也就是28年，小乙在位10年，想要在地層上將武丁與小乙劃分出來，可以説是極其困難。尤其是甲骨文，它用後不會立即埋藏，而是保存下來，過上若干年之後才處理，小乙甚至小乙以前的卜辭，在武丁時候埋入地下，也是很正常的事。這就是爲什麽在武丁以前的地層中，除了零星卜辭發現外，很難發現大量的武丁以前卜辭原因之所在。因此，想要通過“地層”這條路去探求大量武丁以前的卜辭，是非常困難的。

“地層”這條路難以走通，是否能够通過“人物”的不同，去區分武丁以前的卜辭呢？這也很難，至少在目前很難。因爲小乙時代與武丁時代一些重要“人物”是很難區分開的。例如，婦好、武丁等人，他們在小乙時代就已經活躍在政治、軍事舞臺上，武丁即位之後，那就更不用説了。如何確定哪個“婦好”是小乙時代的，哪個“婦好”是武丁時代的，這就成了最大的難題。“武丁”本人也有這樣的問題：哪一個是小乙時代的“武丁”？哪一個是武丁時代的“武丁”？同樣的一個人，他跨越了兩個時代，我們如何劃分？這就是“難點”，就是“困惑”。我曾經説過：“我總有一種感覺：武丁以前卜辭和武丁卜辭混雜在一起了，如今要將它們分辨出來，有着極大的難度，須要作深入細緻的研究工作，發現其中的癥結所在。”①曹定雲：《田野發掘是卜辭斷代的基礎》，《殷都學刊》1999年第1期。這個“癥結”實際上就是一個“切入點”，我們首先應當找到“切入點”，去打開這個“缺口”，從而走出一條全新之路。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的整理，給了我這樣一個契机，使我有机會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切入點”。當我看到《花東》420、480中“丁”（武丁）與“王”同版甚至“同辭”時，眼前突然“一亮”：這個“王”不就是小乙嗎？接着，又看到了《花東》331中有“子丁”，“丁”的身份是“子”，没有即位，與《花東》420、480之卜辭中的“丁”不謀而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儘管我有這一看法與想法，但與劉一曼教授並未取得共識，故《花東·釋文》和相關文章均未提及此事。2005年11月，我去臺灣東海大學參加“甲骨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首次對外公開了我的看法。②曹定雲、劉一曼：《1991年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的發現與整理》，《花園莊東地甲骨論叢》，臺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隨後，我應張桂光教授之約，將這一看法寫成論文——《殷墟花東H3卜辭的“王”是小乙》，於2006年11月在華南師範大學召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上宣讀。③曹定雲：《殷墟花東H3卜辭中的“王”是小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我將“花東H3卜辭”定爲小乙時代，走的不是“傳統的”分期斷代之路。所謂“傳統的”分期斷代，就是按地層、貞人、人名、事類、字體等“標準”進行區分。可這些“標準”，對殷墟花東H3卜辭而言，至少現在基本用不上。我的“切入點”是從武丁“即位與不即位”入手的：没有即位時是小乙時代，即位之後是武丁時代。這就好像唐朝的李世民：他未登基之前是唐高祖（武德）時代，登基之後是唐太宗（貞觀）時代。至於李世民身邊的文臣武將，都是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你不可能區分哪個是李淵時代的“程咬金”，哪個是李世民時代的“程咬金”，也無法進行這種區分。所以，確定小乙卜辭的“切入點”是看武丁有没有“即位”。没有“即位”就是小乙時代甚至小乙之前的；如果“即位”，就是武丁時代的。花東H3卜辭，正好有這樣的“切入點”，“丁”與“王”同版甚至同辭。由此可以確定，此時之“丁”（武丁）尚未即位，因此殷墟花東H3卜辭主體應當是小乙時代的卜辭。

殷墟花東H3卜辭時代的確立，使我們找到了探索武丁前卜辭的新思路：從卜辭内容入手：1．有没有“丁”（武丁）與“王”同版？2．有没有“子丁”與“王”同版（此爲假定條件）？3．有没有確知的“丁”（武丁）稱“子丁”？4．權力很大的“子丁”可以調動、指揮别人。最重要的是前兩條。當然，隨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新思路肯定會進一步補充和完善。有了這個新思路，研究工作就有了明確的方嚮，一定會開闢出小乙時代甲骨文研究的新天地。

七、原“子組卜辭”起自於小乙時代

在花東H3卜辭的討論中，有些學者對原“子組卜辭”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關於原“子組卜辭”，我曾進行過論述，指出原“子組卜辭”之“子”與花東“子卜辭”之“子”是不同的兩個人：原“子組卜辭”之“子”是“武丁的堂兄弟”（即陽甲、盤庚、小辛之子中的一位）；花東H3卜辭之“子”是“武丁的遠房堂兄弟”。①曹定雲：《三論殷墟花東H3卜辭中占卜主體“子”》，《殷都學刊》2009年第1期。對於原“子組卜辭”時代，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爲屬於武丁時期。在這次花東H3卜辭的討論中，姚萱提出有一片被綴合的“子組卜辭”，其上有“丁”和“王”同版。她説，“丁與王”同版，以前的“子組卜辭”中就出現過，與《花東》480相類。該條卜辭是《合集》21537（乙9029）＋21555，其辭如下：

壬寅卜：丁伐彘。

甲寅卜：王伐三□？

姚萱提到的這片被綴合的“子組卜辭”，其一是《合集》21555（《鄴》3下34．7），其二是《合集》21537（乙9029）。這兩片卜辭先後被常耀華和黄天樹教授綴合。②常耀華：《子組卜辭綴合兩例》，《殷都學刊》1995年第2期；黄天樹：《甲骨新綴11例》，《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4期。這兩片“子卜辭”，《合集》上有釋文，③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二），第21537、21555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今引述如下：

（1）癸［丑］，子卜，夕牢母庚。

（2）甲寅卜，隹伐三□。 （《合集》21537）

（1）……司……

（2）……［寅］……伐……彘。

（3）丁卯卜，司妣。一

（5）壬寅卜，丁伐彘。二 《合集》21555

對於上述綴合，姚萱作了仔細觀察，她發現，《合集》21537（乙9029）上“隹伐三□”實應爲“王伐三□”。她説《花東》480．3“丁”與“王”同見，類似的例子如下引子卜辭：

壬寅卜：丁伐彘。

甲寅卜：王伐三□（山？）《合集》21537（乙9029＋21555）（右圖）

此版爲常耀華、黄天樹先生綴合，“王”字《合集釋文》釋爲“隹”。按《乙編》9029拓片較清楚，作□形，當爲“王”字無疑。“彘”和“三□（山？）”當是人名或方國名，“丁伐彘”和“王伐三□（山？）”當是該子組卜辭的主人“子”爲商王武丁的征伐行動貞卜。同樣是指商王，而一辭説“丁”，一辭説“王”，與《花東》480．3“丁”與“王”同見相類。①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6年版，頁28—29。

姚萱的上述發現非常重要，儘管她説“同樣是指商王”一句不妥當，但她認爲“丁”與“王”同版，則是非常重要的發現。爲了慎重，我反復觀看了《乙》9029，雖然不是很清楚，但基本可以確定是“王”字。因此，姚萱的這一發現，基本可以定論。據此，我在黄天樹教授摹本的基礎上，對該版綴合稍作增補：1．“甲寅卜”下增補“王”字；2．“癸”下補“丑”字（《合集》釋“丑”是對的，該字雖不很清楚，但根據左右卜辭日期，基本可以確定）；3．該辭“卜”下補“夕”字（此字清楚）；4．“夕”下似有字，爲何字看不清。其餘均與黄天樹教授所摹相同。

《合集》21537（《乙》9029）＋21555“子組卜辭”綴合版的意義在於，它是繼《花東》420、480之後，又一次發現“丁”（武丁）與“王”同版。由於原“子組卜辭”之“丁”（生者）也是武丁，與之同版的“王”也必定爲小乙。因此，該“子組卜辭”綴合版（《合》21537＋21555）也應當是小乙時代的卜辭。胡厚宣先生當年曾推斷過“子組卜辭”爲武丁以前卜辭，但他没有提出明確“證據”，人們無法“回應”。如今，該綴合版上有“丁”（武丁）與“王”同版，應該是小乙時代無疑了。整個原“子組卜辭”的情况如何？我尚未來得及作仔細清理，但可以肯定，原“子組卜辭”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小乙時代的，至於整個原“子組卜辭”情况，須作全面清理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原“子組卜辭”中有小乙時代卜辭，是繼花東H3卜辭爲小乙時代卜辭後又一次重要發現，也是“探索武丁前卜辭新思路”的又一個重要成果。這個“新思路”就是“新武器”，我們可以利用它，向未曾探索過的領域進軍，打開武丁以前甲骨學領域的新天地。

八、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殷墟卜辭中，找出武丁以前的卜辭，一直是幾代甲骨學人的夢想，從董作賓、胡厚宣、陳夢家，一直到我們這一代學人，都想從原有的“武丁卜辭”中，分出武丁以前卜辭。但是，這個“難度”太大了，始終未能如願。1998年在安陽召開的“紀念殷墟發掘七十周年大會”上，我曾説過：“武丁以前卜辭很可能與武丁卜辭混雜在一起了，如今要將它們重新分辨出來，有着極大的難度。而解决這一問題，正是目前甲骨學界的難點之一，可以説是困難重重。然而，事物總是會要衝破重重困難向前發展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信，甲骨學界離解决這一問題的時日，不會太遠了。”①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我在華南師範大學召開的“古文字研究會年會”上，正式宣讀了《殷墟花東H3卜辭中的“王”是小乙》一文，明確指出，花東H3卜辭主體是小乙時代卜辭。②曹定雲：《殷墟花東H3卜辭中的“王”是小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今天，我對自己的觀點作了全面論述，並回答了近十餘年花東H3卜辭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堅定了花東H3卜辭是小乙時代卜辭的信念。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原“子組卜辭”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小乙時代卜辭”。這樣，“小乙時代卜辭群”擴大了：從原來最初的幾片，擴大到花東H3卜辭，又擴大到原“子組卜辭”（暫定一部分）。這就是“進展”。我深信，隨着研究的深入，“小乙時代卜辭群”還會進一步擴大，極有可能擴展至殷代早期的“王卜辭”。這只是時日問題。

“柳暗花明又一村”，對武丁前甲骨卜辭的研究而言，可以説“開始進村了”，但也就是剛剛到“村邊”而已。這個“村”子有多大？有多少户“人家”？有哪些“道路”和“橋梁”？“管理者”是誰？一切一切都是“未知數”。因此，真正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任重而道遠”。要真正達到“柳暗花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爲甲骨學人，既然選擇了這條路，那就無怨無悔地走下去，爲尋求那“柳暗花明”，做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的醖釀大約起自2007年，而真正動筆是在2014年深秋，中間幾經修改，遂成此文，也算是“十年磨一劍”。在本文即將擱筆之際，我要特别感謝劉一曼教授，是她於1998年夏天主動邀請我與之合作整理花園莊東地甲骨，使我能够較早地接觸到這批珍貴資料。否則，我祇有等到《花東》出版之後，才能看到這批甲骨的真容。整理甲骨和看甲骨書籍，其中的體會與感受自然是不一樣的。在整理後期，我們雖然在甲骨斷代上有小的分歧，但總體上的合作仍然卓有成效。《花東》的出版和再版，就是最好的證明。同時，也要感謝近十多年來參與《花東》甲骨討論的衆多學者，其中包括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我意見相左的學者。正是由於這十多年的討論，使我對《花東》卜辭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了長時間、多角度、深層次的反復思考，才有今天這樣的結果。我也要特别感謝常耀華、黄天樹二位教授，是他們綴合了《合集》21537＋21555。我更要感謝姚萱，是她首先看出了原“子組卜辭”綴合版（《合集》21537＋21555）中生者“丁”與“王”同版，使我能够進一步進入“小乙時代卜辭”的新天地。没有上述學者的參與和努力，原“子組卜辭”可能仍在武丁時代中“沉睡”，就不可能“醒來”進入到“小乙時代”。這是甲骨學領域的一件大事！幾代甲骨學人夢寐以求的“武丁以前卜辭”，終於在今天得以找到。儘管前面還會有一段路要走，但已經揚帆起航，指向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