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斌

● 督陶官与淮安

㈠清代督陶官制度

为了保障皇家用瓷的数量与质量，明清两代均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并建立了督陶官制度。明清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

自明朝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时候，便委派了专门负责管理御窑烧造陶瓷的官员，这类官员称为督陶官，或称督陶使。皇帝的爱好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一个朝代的陶瓷艺术格调。有了督陶官制度，选一位好的督陶官，既可以生产出皇帝称心如意的瓷器，又在客观上影响到中国陶瓷业的发展！

《清史稿》记载：明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顺治中，巡抚郎廷极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其后御窑兴工，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年希尧曾奉使造器甚夥，世称“年窑”。英继其后，任事最久，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明朝督陶官由皇帝身边的宦官担任，但他们常常会恃权仗势，专横霸道，盘剥窑工，以致多次引起御器厂窑工的反抗，御器厂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清代革除宦官督陶的弊端，改变明代的督陶制度，由皇帝亲自过问，朝廷直接委派官员督陶。所以，委派的督陶官员对景德镇烧造官窑陶瓷多有建树。大清王朝268年，10位皇帝，真正的督陶官只有4人，分别是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唐英。从臧应选、郎廷极到年希尧、唐英，这些督陶官无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研究创新陶瓷技艺，取得不同的业绩，作出各自的贡献，从而促进了清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全面发展。

臧应选，清政府工部郎中。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680—1688），臧应选受清朝廷派遣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八年。其间由他负责督造的官窑瓷器，称为“臧窑”。

郎廷极（1663—1715）。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浙江布政使升任江西巡抚，驻南昌，督造官窑瓷器，世稱郎窑，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任漕运总督，调驻江苏淮安。官终漕运总督。

年希尧曾任广东巡抚，工部右侍郎，雍正四年（1726）授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以督陶官管理景德镇御窑厂制瓷厂务，故称为年窑。雍正十三年（1735）去职。著有《古瓷考略》。

唐英（1682—1756），清代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精通制瓷。1728年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前后在职28 年，雍正十三年（1735）接替年希尧任淮安榷关监督，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他把诗、书、画等文人之事与制瓷工艺相结合，创烧出许多新奇又文雅的瓷器。著有《陶冶图》等。

㈡督陶官御窑厂与淮安

清代一共委派过四任景德镇官窑督陶官，有3位曾任淮安榷关监督兼任督陶官，即郎廷极、年希尧和唐英。这说明淮安与景德镇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主要是御窑厂庞大的制瓷经费开支，要靠淮安榷关的税收支付。

榷关为中国古代由国家专门设立的税收大关。淮安板闸，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明清时期，是黄河、淮河、京杭和隋唐大运河的交会处，为“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处，商旅必经之地。所以，清朝初期在淮安府设有三关：户部钞关，即设在淮安板闸的淮安榷关，专收商品货物税;户部储粮关，设在淮安清江浦，专收粮食税;工部抽水关，也设在清江浦，专收造船物料税。康熙九年（1670）以后，将户部储粮关和工部抽水关并入淮安榷关。淮安府山阳县城内建有漕运总督部院和钞关关署。淮安榷关又设有三关十八卡。三关为板闸关、宿迁关和海州关。至此，淮安榷关管辖范畴达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全国最大榷关。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咽喉要地也。”淮安作为水陆要冲，一直是漕运中心、盐业中心、粮食仓储中心和造船中心。清时，每年要将南方所产的粮食运往京城和北方，此粮称为“漕粮”。清朝每年经淮安进京的漕粮为400万担上下。从淮安年分销出去的盐为15万多引，每引重量688斤。

因板闸所处位置独特，税源十分充足，每年数以万计的漕船超额夹带要收税，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要收税，皖豫产品东下分流，也要在此纳税，故淮安榷关税银收取为“天下第一”。据史料记载，康熙初时全国关税为100万两，淮安榷关一年收税银七十余万两。由于税务是维系朝廷的命脉，而板闸淮关又如此重要，故淮关总督官职配置都比较高。

正因为淮安榷关税银丰厚，根据朝廷旨意，按每年御窑厂烧瓷计划，下拨钱粮。下面从唐英对朝廷的述职报告可见一般。

“伏查得奴才自雍正六年（1728）出差江西烧造瓷器，至雍正十三年（1735），每年烧造钱，粮，皆系淮安关监督年希尧自淮关陆续运解来厂。计烧造所费，岁不过八千余两，例于一年工竣，将窑工款项用银细数各清册，汇送年希尧处查处。每年所得瓷器，分别上、次各色，亦陆续运送淮安关，听年希尧装配匡（框）座，解运至京。其解厂烧造及运京各费等项钱粮曾否奏销，奴才实无从查奏。今仅将雍正十年（1732）至十三年淮安关解厂烧造银两，并每年造送淮安关瓷器各实数，按年分列，遵旨缮单恭奏。至乾隆元年（1736），奴才钦奉谕旨，停止窑工，管理淮安关，旋于六月内奉发脱胎圆琢瓷样，着令奴才照式烧造，遂差人赴厂料理。维时瓷器之数既属无多，所用钱粮亦甚有限。自乾隆二年（1737）催总默尔森额到厂之后，于二月初一日始开大工。其烧造钱粮并解瓷各费，悉于淮关火耗项下动支。嗣因火耗银两不敷各项支用，经奴才奏准，于淮安关赢（盈）余项下，每年存留二万两，为窑工、南匠及传办公事等用。如有余存，留作次年充用。仍于每年将用过银两实数，册报内务府核销，久经钦遵办理，故未敢擅自奏销。”

● 唐英对古代陶瓷的卓越贡献

唐英从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 28 年，为朝廷烧造了几十万件各色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不仅受到皇帝的欣赏，同时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由于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内销和外贸，赢得了国内乃至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历史地位。

㈠既虚心求教，又善于总结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御窑厂“督陶官”，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寄居士。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雍正元年（1723），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经雍正最为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推荐，雍正六年（1728）年已47 岁的唐英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进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为协理官，开始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现场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对制瓷知识一无所知。用他自己的话说：“予于雍正六年（1728）奉差督陶江右，陶故细事，但为有生所未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摩古酌今，侈弇崇庳之式，茫然不晓。”但他作为督陶官，没有下车伊始就瞎指挥，而是拜窑工为师，虚心学习，甚至与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过了整整3年，经过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探索陶瓷烧造规律，终于掌握了陶瓷生产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变成烧瓷内行。他在《陶人心语》中回顾当初的历史 ：“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终于可以“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有了指挥权，他健全了御窑厂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后来，唐英不但继续亲身参加制陶实践，身体力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千年烧造技艺和窑工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总结，加以提高。督陶期间，唐英呕心沥血撰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窑器肆考》《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大量有关陶瓷的理论著作和诗词作品，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外行变成了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研究的陶瓷行家里手。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其制作工艺和器物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古代瓷器到了唐窑，可以说是集过去所有陶瓷制作之大成。

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管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努力变外行为内行，是十分必要的。唐英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㈡既精心传承，又竭力创新

唐英督陶是在雍正六年至十三年、乾隆元年至二十年，是在景德鎮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唐英在积累了丰富制瓷经验以后，有计划地着手仿制历代名瓷。雍正七年（1729），唐英派吴尧圃到河南考察宋代钧窑的烧造技术，将失传三百多年的宋钧窑传承恢复，成功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月白等钧釉瓷，甚至能完全模仿宋钧窑特点，制作出釉面的棕眼和“蚯蚓走泥纹”。后来凡宋代定、钧、汝、官、龙泉、哥、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以及宜兴均陶，他都能凭借景德镇优质原料和优秀窑工进行仿造。以往名窑，无所不仿，亦无所不精。在《清史稿》《唐英传》中的记述： “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 ：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兰、霁红、霁兰、鳝血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兰、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可以说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唐窑集前人所有制瓷之大成，从而通过仿制全国各地著名窑口、历代著名器物佳作，发掘前代制瓷工艺并传承下去，不至于湮灭。就传承古代陶瓷文化来说，唐英功不可没。

当然，唐英督陶期间，也并非仅仅模仿前人。模仿是为了超越，所以他的创新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仿古创新，集中国古代色釉瓷器之大成，创造出数十种具有宫廷风格的颜色釉瓷器，它们纯正高雅，超凡脱俗，成为后人追寻的光辉典范和楷模。

雍正、乾隆皇帝艺术修养深厚，追求各色工艺品制作至善至美，御窑场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配釉烧制，生产出一批批胎质细腻、釉色精美，体现雅、秀、精、巧，艺术性极高的瓷器。彩绘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水平卓越，各种像生瓷塑几可乱真。唐窑烧造的瓷器，代表了雍正、乾隆时期清代官窑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㈢既不辱使命，又体恤百姓

唐英 28 年督陶生涯，忠于皇室，兢兢业业，贯彻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的各项旨意。他在《陶务叙略》中说 ：“英只承出都，于本年（雍正六年）十月间抵厂，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靡不仰遵圣谕，惕厉战竞。凡出纳毫厘，器皿数目，俱系造册报销于内务府总管处，按月核算，迄今乙卯（雍正十三年），七载于滋矣。”他全身心地投入，竭力迎合雍正、乾隆的审美情趣，每年按时将烧制好的御用瓷器源源不绝运往京城。唐英在雍正时督陶八年，“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辆，制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乾隆朝督陶20年，据《陶成纪事》载 ：“厂器陶成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其中圆器一万六、七千件，琢器两千余件;还将选落次色圆器六、七万件，琢器二三千件，一并装桶解京，以备皇上赏用。”如此算来，仅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就多达50万件。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瓷器，更是花样百出，巧夺天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大瓶，集各种色釉、彩绘于一身，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官、哥、汝、钧，集各色不同釉料 ;釉上彩、釉下彩，窑内温度不同、烧成气氛差异，要求之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为此唐英组织制工匠们进行科研，反复试烧，不知经历多少次失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劳动，才烧出这样一件完美无缺的作品来。

唐英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二十多年值役于皇宫，特别是在造办处的艺术熏陶，精心督陶，不断出新，一直受到信任和重用，可谓不辱使命。

唐英督陶成就巨大，然而巨大成就的取得与景德镇广大能工巧匠的艺术性劳作分不开。师傅们之所以能密切配合唐英烧造出质量精、数量大的御用瓷，又与唐英尊重窑工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疾苦分不开。唐英督陶与以往的一些督陶官不同，不是当官做老爷居高临下只知发号施令，甚至残酷欺压这些百姓，以至于窑工抗争，引发民变。而是经常与制瓷工匠切磋技艺，朝夕相处，对他们的生老病死极其关心。这在他的一些诗词著作中也反映出来了。比如唐英于乾隆元年（1736）奉命榷淮，乾隆四年（1739）重返江西，他写了一首诗《重莅厂署有感》：“十年宦隐昌南真，三载重来眼一新。疑信道旁混不识，去时不是白头人。”没有想到过去的老熟人几年没见头发都变白了，以至于不敢相认。为烧制官窑器，淮安关及后来的九江关每年给御窑厂的费用是八千两银子。唐英一直坚持“工价、饭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间实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再，众工之婚丧、劝赏、以及医药、置产之用，并在于内。”从不克扣窑工钱粮或私自移作他用。他在《陶人心语》中说“至于赏勤、儆怠、矜老、恤孤，与夫医药、棺懳，拯灾济患之事，则又仰体皇仁寓赈贷于造作中之至意。”既为窑工百姓做了好事，又宣传了皇上的恩德。因此窑工们才能密切配合，尽心竭力。

乾隆二十一年（1756），唐英75岁告老病退，不久病逝。可以说为皇家陶瓷事业，也是为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景德镇是幸运的，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尽心尽职的督陶官，助使景德镇成为中国的乃至世界的瓷都 ;唐英是幸运的，在景德镇为他搭建的优越的平台上，成就了一代陶瓷艺家。唐英去世后的景德镇御窑厂，随着大清落日的余晖而衰落，至清末再也不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