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吾

开凿于春秋时期的运河雏形邗沟及稍后的鸿沟经历代继续，构成了由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联通的宏大体系。数千年来大运河不仅寸波片帆未负代代君臣“经略国门，供养京师，转运江南”厚望，还以令人瞩目的“起点”方式参与缔造“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促成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的构建。2014年6月22日，经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核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笔者2015年出席“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景德镇陶瓷与‘一带一路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拟就此发言，因宣读的论文《克拉克瓷西踪东迹丛考》议阈性强，不便离题。得知今年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主题是“中国大运河与古陶瓷文化”，对这一学术目光深为钦佩。现草成小文，将大运河与中国陶瓷史和世界陶瓷史的一些关系略作梳理，在此就正于同仁。

●  港口通窑口：大运河上的瓷贸易

大运河的十段河道流程2700公里，汇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地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两直辖市，流经龙泉务窑、邢窑、定窑、磁州窑、隆化窑、曲阜窑、泗水窑、淄博窑、安阳窑、巩县窑、密山窑、鲁山窑、郏县窑、内乡窑、邓窑、登封窑、柴窑、汴京官窑、钧窑、汝窑、临汝窑、鹤壁窑、修武窑、当阳峪窑、宝丰窑、宜阳窑、新安窑、东窑、扒村窑、淇县窑、寿州窑、岩前窑、萧县窑、泗州窑、竦口窑、泾县窑、东门渡窑、霞间窑、宿州窑、繁昌窑、霍山窑、常州窑、金坛窑、宜兴窑、无锡窑、绍兴窑、萧山窑、越窑、余姚窑、上虞窑、瓯窑、宁波窑、金华窑、武义窑、德清窑、余杭窑、鄞县窑、奉化窑、乐清窑、临海窑、丽水窑、象山窑、婺州窑、龙游窑、慈溪窑、东阳窑、兰溪窑、衢州窑、温州窑、黄岩窑、郊坛官窑、龙泉窑、泰顺窑、永康窑、浦江窑、云和窑、江山窑所邻州郡。在避黄行运前，长期借黄行运的历史，让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灵武窑、林东窑、赤峰窑、缸瓦窑、耀州窑、旬邑窑、白水窑、平定窑、浑源窑、交城窑、介休窑、长治窑、霍窑、大同窑、怀仁窑、榆次窑、彭窑、临汾窑、成都窑、邛窑、新津窑、郫县窑、灌县窑、华阳窑、彭县窑、广元窑等窑口器物也进入漕运。还可通过长江水系接送重庆窑、鄂城窑、武昌窑、岳阳窑、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铜官窑、汨罗窑、醴陵窑、衡阳窑、衡山窑、衡东窑、衡南窑、耒阳窑、郴州窑、汝城窑、零陵窑、常宁窑、祁东窑、邵阳窑、益阳窑、常德窑、怀化窑和以鄱阳湖为集散点的景德镇窑、洪州窑、丰城窑、新干窑、临川窑、吉州窑、南丰窑、御土窑、赣州窑、横峰窑、明清御窑、弋阳窑、乐平窑等窑场货物。福建窑口虽不在水系，其仍可因闽瓷有晋觐京华和扩大市场需求，凭通江达海优势成为福州窑、同安窑、南安窑、将口窑、浦城窑、松溪窑、厦门窑、德化窑、仙游窑、永春窑、莆田窑、安溪窑、泉州窑、漳浦窑、福清窑、闽侯窑、闽清窑、连江窑、建阳窑、南平窑、光泽窑、邵武窑、泰宁窑、建宁窑、崇安窑、建瓯窑、罗源窑、宁德窑、宁化窑、平和窑等水系外窑口产品贡销棹道。这样一来，大运河几乎把控了全国绝大部分民窑的进贡渠道和物流走向，与埏埴业便有了必然的联系。

这种气局，也为整个流域及水系辐射区域的大小窑口提供了一条连绵数千里的夺魁长廊、竞技赛场、比拼擂台、展销河街。“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为在优胜劣汰中抢占市场份额，各窑口一方面尽量保持自家特色，一方面极力推陈出新，运河水系联接的景德镇窑就是这种工匠精神与哲人眼光兼具的典范。他们看了三江五湖大码头行情返棹饶州后，即以韵味独特的“青白瓷”突破“南青北白”陈式，别具一格。青白瓷中的“影青”（图1）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深获真宗嘉许，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座原名“昌南”的瓷邑。

蓝浦《景德镇陶录》：“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进御渠道，必然是隋唐运河的通济渠，这就在百业竞争中为各地瓷器销往京城先占据了市口。

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载：“都城天街……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如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温州漆器铺、青白碗器铺之类。”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行路难》）从内销到外贸，本来不过是商道的开拓和延长，何况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三者互联互通，水系内任何窑口的货船均可经浙东运河于宁波（旧称“明州”）顺水顺风地驶入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端。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所撰《诸蕃志》中便记述了与多个国家的陶瓷贸易。如“阇婆”条载：“蕃商兴贩用青白瓷器交易。”据《宋史·食货》稽核，仅广州、杭州、明州等口岸每年以瓷器为大宗的市舶收入达五六十万缗之多。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2007年整体吊装出水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舱内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德化窑系、闽清窑系器物预计超过6万件，反映出当时远洋贸易的一个侧面。

水下考古资料证明，开通陶瓷外贸宋代还不是最早。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水域发现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就出水唐长沙窑瓷器56500余件，署“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与“湖南道草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款大碗清楚地表明了烧造时间地点（图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对这类器物有过分析：我国瓷器输出自唐始，但不见文献记载，可能开头大半还属于民间小额贸易，小半属于贡赐性质的贸易。唐朝实行两京制，洛阳和长安分别为东都西都，使节来华朝贡也好，皇帝对外赏赐也好，必经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所以，沿河两岸的河北通州、山东临清、江苏淮阴等港口都弃有大量验关时损毁的瓷片。特别是曾为古淮阴府的淮安市，因交汇黄、淮，控扼古末口、古清口、古汴河口，春秋时期就是舟楫良港、艨艟要津。京杭大运河改道后，明清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淮关监督均驻节于此。在众多文明碎片中，遗存量最大的是瓷片。據报道，从小青山区淮阴故城一次性出土的古陶瓷片就有280多麻袋，河下古镇也一次出土21吨元明时期的龙泉窑瓷片，随处可拾的青花、粉彩、单色釉瓷片，更是难以数计（图3—图7）。

遗址大量瓷片出土，是沿河商埠营销情况的缩影;世界各地大批整器出水，则是中国大运河航线过海越洋时商道风险的定格。1976年发现一艘我国从宁波港始发，途经日本驶往朝鲜时于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沉没的元代商船，打捞出遗物19000多件。其中就有青瓷9600余件，青白瓷4800余件。欧洲、美洲、非洲虽远隔重洋，海岸边仍累有同类瓷片或器物出土和沉船出水的消息。万历七年（1579）沉没，在旧金山附近德雷克湾遗址打捞出水的属于德雷克爵士的戈登·海德号瓷器，万历四十一年（1613）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白狮号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沉于毛里求斯海域的班达号瓷器，崇祯三年（1630）沉于南非海岸的西班牙船只圣·康卡罗号，以及崇祯十四年（1641）沉于米尼加共和国水域的西班牙船只康赛普森号的瓷器，都是例证。

学术界对于这条由大运河和我国诸多港口外运航线合成的海上贸易通道的三种称谓，正好概括了人们对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分段认识。

一是“海上丝绸之路”，出自法国汉学家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

二是“海上陶瓷之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博士在其《陶瓷之路——东西方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首次使用：“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接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路，我就姑且称它为陶瓷之路。”

第三种是将两者进行综合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首见于 2015年“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景德镇陶瓷与‘一带一路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从邀请函到会标直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论文集，都是用的这种全称。

三种命名，各有轩轾。沙翁之所以只讲“丝路”未提“瓷路”，是因为远洋贸易时丝绸作大宗太轻，船在风浪里极易翻覆，必须放压舱石稳住重心，瓷器起的实际是“压舱石”的作用，属于搭顺风船。这种情况下，“海上陶瓷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既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不过，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组建船队将瓷器专项经营，且以订单形式指定窑口、器型、纹饰、规格，不少定烧者还有族徽烧制项目，海上陶瓷之路便已是一种独立性的客观存在了。三上次男博士的贡献是将“海上陶瓷之路”这一名称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提出来，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窃以为，最切贴的还是第三种。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大运河与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时，提供的视角更大、视野更宽、视频更多。

●  秘方传西方：大教堂外的真授受

作为水上国道，大运河不仅曾出进千艘万艘贸瓷船，还来往过东洋西洋访陶人。法国籍耶稣会士佩里·昂特雷科莱（Pe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IIes）便是出类拔萃的得真传者。

耶稣会是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 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天主教修会，该会对会士要求极高，除了神学，还须旁通哲学、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学、机械力学。旨在以物性之奇妙，引发对于神性的膜拜;从心性的边沿，开辟通向神性的蹊径。文献记载，明嘉靖三十年（1551），耶稣会已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耶稣会士学识渊博，在传教的同时也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新知识竭力普及，客观上促成了西学东渐。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测量义法》，与李之藻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天文学有邓玉涵、龙华民、罗雅阁、汤若望参与撰修的《崇祯历书》，地理学有利玛窦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涵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有汤若望《远镜说》，矿冶方面有汤若望同中国学者合译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上述事迹业绩完全符合国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一的“立言”评判标准，所以显宦俊彦如徐光启、沈一贯、邹元标、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沈德符、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李贽、焦竑、章潢等都认为基督教能“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利玛窦还被尊为“利西泰”（大汉学家），获得明神宗召见。清代明祚，汤若望仍以其天文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重视，封光禄大夫，官居一品。加之清初天花蔓延时，又是汤若望以诸皇子中玄烨患过天花有免疫力可继大统向顺治进言，确保了疫情无控时国嗣确立，使得清廷对耶稣会士的礼遇往往超过前朝。昂特雷科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来到中国。为避免名字冗长不便于活动，他借鉴众多耶稣会士做法，也取了个传教名“殷弘绪”。

殷弘绪能与中国瓷器邂逅，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渊源。近因是当朝钦天监南怀仁系深得康熙信任的耶稣会士，教会可到全国各地自由传教;夙缘是1563年发生的葡萄牙修道士巴托勒梅乌·杜斯·马尔蒂雷斯在教皇庇奥四世宴会上主张用中国瓷器取代银器一事，教内早已盛传。而到景德镇后，又有布洛尹西亚侯爵（Lemaiquis de Bioissia）捐资在作坊群附近建了座大教堂，为其传教之余去坯房、窑场和红店观摩体察提供不少方便。历时多年，在信徒中一些窑工陶人指授下，这位禀赋非凡的耶稣会士终于通晓高岭土在胎骨形成过程中的原理，熟谙釉彩配方比例，甚至对陶成的七十二道工序，包括匣钵制作使用等都了如指掌。不过，他访瓷学陶不是想成为工艺大师，而是希望像心仪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利玛窦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用中文翻译后吸引名士命官信奉基督接受洗礼那样，更企望像汤若望将西方天文历法通过编纂《时宪历》（即《崇祯历书》新演版）结合东土农事轰动朝野那样，尤其盼望像发扬光大汤若望事业为康熙皇帝开宫廷讲筵的南怀仁那样，让瓷器这“土与火的艺术”也成为神性、物性、心性一致说法的新证，以增强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传布力度。于是，镇窑陶成秘诀连同采集的标本被以昂特雷科莱名义分别用信函和包裹形式寄给了巴黎的好友奥日神父，时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不久，信在《科学》杂志发表。长函中不仅有“景德镇概况”“陶瓷原料”“陶瓷成型”“陶瓷模具”“陶瓷加彩”“窑场”“陶瓷器型”“仿古瓷”的专题介绍，甚至连“窑业废渣的处理”都详加描述，且在行在理，确属罕见。这也可看出当时窑里匠师传道授业的认真，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景德镇陶民成为教民后对基督信奉之虔诚。康熙五十九年（1720），殷弘绪升调北京教区任职。为进一步了解埏埴的有关事项，1722年1月他经京杭运河入长江、过鄱阳湖、进昌江重返景德镇，对瓷器装饰、大件制作与残损修复等进行专题考察，并于当月25日写就第二封长信邮往巴黎，补充所获新内容。后来两信分别以《中国陶瓷见闻录》和《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为题刊于《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第12期和16期。众所周知，之前各国软质瓷都是参照“赐贡贸易”或“民间贸易”物品仿制而成。至此，欧洲一些地区如法国的利摩日、香蒂，德国的麦森与博格特、哈瑙（图8），英国的彻尔西，荷兰的代尔夫特等终于懂得如何烧造以高岭土为胎骨的硬质瓷（图9），CHINA成了“中国”与“瓷器”的共同译名;这种通过大运河往来的教外别传，也因所涉中国原创的根本性而載入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形成史。虽然后来业内通用的陶瓷原料学名“高岭土”是由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芬教授1869年到景德镇高岭村考察后创译并定为国际学术名称的，依据仍是殷弘绪最先告诉西方的“高岭”汉语读音。

乾隆六年（1741），殷弘绪逝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林有他与另外一些耶稣会士墓表，并附说明：

“本区陈列的墓碑原立于北京海淀区正福寺耶稣会士墓地。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耶稣会士曾于明清时期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

右侧第 4号为“耶稣会士殷公之墓”碑，墓志铭尚存：“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宗，泰西弗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遗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城，年七十九岁。”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 《一剪梅》）作为旧石器时代进化到新石器时代标志之一的陶器是人类共同发明，利用高岭土烧造瓷器则是中国独创。为助证神性、心性、物性合一道旨，耶稣会在传教的同时，常将东西方一些前沿科学技术如伽利略望远镜与景德镇高岭土等相互推介，谓之传送福音。从某种意义上说，殷弘绪两封公开高岭土配方及全部制瓷工艺流程的简札还真是中国景德镇虔诚的教民经其手传递给全人类的福音书。

●  前波让后波 ：大背景下的新陶瓷

一种文化如果通过交流为世界认同，便会似海涛天风般不分国界、族别及原生、再创，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陶瓷文化尤其如是。

一方面，输入国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原料情况、技术水平、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烧造不同于之前从中国进口的本邦瓷器。描金蓝釉开光人物山水罐（图10）是在日本名古屋考察时购得的，仕女明显是浮世绘风格，山水也是东洋画法。越南青花印泥盒（图11）是访问越南途中从河内一家瓷器店购买的青花缠枝菊印泥盒。花叶比例与国瓷纹饰的章法比较，发色浓艳与景德镇窑的清雅对较，分明多了些亚热带花卉的蓬勃，少了几许人淡如菊的意蕴。伊朗青花象形军持（图12）是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之路》上的，虽与景德镇同题材作品难分伯仲，却依然保留着那天尽头的伊斯兰风情。

另一方面，输出方对陶瓷生产同样会作出相应调整，让国内市场与国际接轨。首先是器物出新。例如，自万历年间烟草从西方传入便有了烟具，“吞云吐雾”广告词编得相当诱人（图13）。又如，咖啡饮具也在十里洋场上市，上海“永安公司监制”的粉彩咖啡杯（图14）与时兴的配套器具（图15）可称中体西用典型。再如，进口“洋皂”转国产后，瓷制皂盒堪称美轮美奂（图16）。为方便无插条的“洋蜡烛”放置，平面烛托也扬弃了传统烛台的擎盘或斗方样式（图17）。此外，带有耶稣会标志的天主教堂专用器（图18），延请新派粉彩名家仙槎特绘亚细亚煤油广告画的商业赠品等（图19），类聚式地组成了瓷器市场上一道时髦的风景线。

其次是产品创新。这在刘子芬《竹园说陶》中有详细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图20）。此种瓷品始于乾隆，盛于嘉道，今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

再次是工艺革新。最突出的是机器粉碎瓷石瓷土代替碓舂，以及制坯环节中注浆工艺取代手工拉坯。洋瓷的一些装饰工艺如贴花、刷花、喷花，虽缺手绘神韵，施于大路货确也价廉物美，窑场竞相采用（图21）。

同时还有彩料的更新。景德镇三大绘瓷用彩，早年全都来自异域。青花是从波斯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郑和下西洋继续采购;珐琅彩最先是从法国进口，雍正朝才自己配制;粉彩原料早期同样多为进口，用油调彩也属“洋”法，所以清宫乾隆档案上凡珐琅彩、粉彩器物统统记为“洋彩”。一些西方绘瓷常用材料如洋蓝、洋红、洋金水清末广为应用，以代替价昂的钴料、黄金和烧造难度大的铜红（图22）。

甚至在燃料方面，也吸取国外经验尽量利用新能源。光绪二十五年（1899），日本成功试验用煤代替柴作烧制瓷器燃料，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国内获知后，随即在景德镇试烧。白釉花口立墙盘（图23）是带1924年亦即民国十三年再次试烧铭文器物，盘心书有青花款识——横式：“试烧煤炭”;竖式：“民国第一甲子七月在镇第二次”;仿押印方框内落试验者之名：“蘅”。从款识看，该器似还有照子性质。所有这些都说明，陶瓷已步步成为全球产业共同体和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部分。而今只要走进一年一度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便不仅会看到五洲四海国家名片般的“艺术瓷”，民族性格似的“实用瓷”，还会从资料得知世界上已经开发出了多少种“科技瓷”——从高压线路的电瓶，到现代手机的外壳，乃至用于航天器上的纳米陶瓷铝合金，日新月异。我国“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关键部件上的纳米陶瓷铝合金，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研制出来的。当前多个国家皆在进行高岭土物理化学性能应用方面的云端研究，它也是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亟需合力开拓的新领域。

世界上有那么多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在内，名列前茅的就有伊利运河、阿尔贝特运河、苏伊士运河，莫斯科运河、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基尔运河、约塔运河、巴拿马运河、曼彻斯特运河等十大运河，都有各自的辉煌。但是，像中国大运河这样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起点见证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形成的，绝无仅有，“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虽然大运河的近岸窑火远洋桅灯都因时过境迁成了向往之烟霞，但它绝不是历史长河里与孤鹜齐飞的落霞，而是每天都会托起陶瓷天地里一轮海日的朝霞。

记得2010年，法国利摩日市副市长伯纳德·瓦海伊在应邀出席的第七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式上代表国外知名产瓷区嘉宾发言时是这样说的：“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为推动世界瓷器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前总统希拉克盛赞‘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举办搭建了一个世界陶瓷交流的大平台，让东方灵感和西方的创意成为一种互补共享，引领世界陶瓷的创新发展。”伯納德·瓦海伊先生对“海上丝绸之路”亦即“海上陶瓷之路”史诗般的礼赞，是广大受惠国家和地区对这条黄金水道促进世界陶瓷文化共同体形成殊勋的集体记忆。“嘉宾清言若兰”，本文特借为结题语（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