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 杨雅芳

如今，在单霁翔熟悉的路线上，52岁的王旭东成为接棒者。

王旭东换了个“年轻”的地方工作：从有1653年历史的莫高窟，到有599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院长单霁翔退休，继任者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此之前，他已在敦煌研究院从事了28年的莫高窟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工作。

宫墙内对这次交接早有猜测。明年，故宫就要迎来600周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早已策划完毕，进入执行阶段。很多人以为，65岁的单霁翔会延缓退休干到明年，才为自己的故宫掌门人生涯画上句号，“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美地交给下一个600年。”这是单霁翔自上任起一直念叨的心愿。

“今年三、四月本来应该有600年系列大展，当时就有换帅传闻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计划中的活动没有如期举办。多位接近故宫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人士均表示，这纸人事变动十分突然，此前虽有些传言，但并未接到任何切实消息。

有人猜测，这与不久前的故宫元宵节“上元之夜”活动有关。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在夜间对公众开放，抢票狂潮致使官网崩溃，争议也随之而来：筹备时间过短，缺乏统筹调度和预案;灯光秀不及观众预期遭吐槽;疑似有广告植入。

随后，争议焦点转移至故宫是否过度商业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几年间单霁翔的决策。2017年，故宫所有的文创产品全年总收入达15亿元，超过A股1500家上市公司的年收入，这还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嘱咐过的官宣数字，“别让别的博物馆压力太大”。

4月9日清晨，北京迎来今年的第一场雨，春雨中的故宫里，新旧两任院长撑伞漫步，在军机处前驻足交谈。7年前，单霁翔上任之初，花了5个多月，走坏20双布鞋后，数清了故宫9371间古建筑，据说是几百年来第一个逛遍所有故宫房间的人。如今，在他最熟悉的路线上，52岁的王旭东成为接棒者。

掌门人接棒

从北京出发，沿地图一路向西穿州过省，在漫天风沙中行驶2400公里后，就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曾经“千载琵琶作胡语”的小城地处陇、青、疆交界，至今依然三面环沙，面积不过3.1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万，却因石窟和壁画文化闻名天下，是莫高窟及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和阳关所在地。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是国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十六国，到唐宋元，皆有时代的凿窟与塑像留迹，那里曾有窟、龛1000多个，目前仍保有700多个。此前，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四处奔走，促进成立了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出任第一任院长，而后，又经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的传承。

1963年，后来被称为“敦煌女儿”、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敦煌研究院点名要去，并在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推动外界对敦煌研究院进行大量资金投入，耗时10年完成了“数字敦煌”等一系列富含现代科技的工作。

正是在樊锦诗任期里，年轻人王旭东逐渐适应了敦煌这片土地。“我在这里26年，26年跟一千年相比算个啥？”2017年，已成为第四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王旭东对媒体回忆，1991年，从小就想成为水利工程师的他来院里报到，初来乍到，他对敦煌并无概念，只觉得安静极了。那时他还不曾想过，以后自己会适应、喜欢上这种安静，并在将来某一天再次远离这片宁静。

那个时期，敦煌研究院正开展各项国际合作，急需引进人才，王旭东的兰州大学校友、原本在甘肃地矿局从事地矿分析的苏伯民也前后脚地被“挖”来敦煌研究院，并在此后26年扎根那里，成为王旭东的同事，并肩投身文物保護科技研究事业。此前，他俩一个搞地质，一个搞化学，对文物保护几乎一无所知。

到莫高窟的第一天夜里，苏伯民失眠了，他习惯了省城都市的喧嚣，觉得这里实在太安静，好不容易入睡，半夜又醒了，想要开灯却发现停电了。“周围也没有商店也没有闹市，觉得有些寂寞和孤独，大概有5到10年的磨合期过后才习惯。”苏伯民回忆。如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甘肃省优秀专家，苏伯民却已经爱上这片宁静。

外地出差久了，会想回到敦煌吗？“想。”被问到的苏伯民毫不犹疑答道，有时出差节奏频繁，就想回来静静，“王院长也一样，他也多次说过想静静。”

如今，从大漠到北京履新的王旭东很难静静了。在他之前，故宫已由单霁翔执掌了7年，并在这期间成为顶级网红。尽管比单霁翔年轻13岁，但驻守大漠的28年岁月、492个有壁画彩塑的洞窟灌输给王旭东的是另一件事：保护。

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四任院长主理期间，沉寂千年的敦煌开始以各种形象走进国人视野：

1979年，莫高窟壁画经典形象“反弹琵琶”被搬上民族舞剧《丝路花语》;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第257窟中的神话故事搬上荧屏，制成动画片《九色鹿》;同年，以第400窟中的飞天为原型的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正式创办并开始评奖，成为国内创办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电视奖项;1992年，《新龙门客栈》上映，将香港武侠片推向巅峰，拍摄地万里黄沙的敦煌也漫入观众视野;近年，斥资1.8亿元的实景剧《敦煌盛典》、7亿元打造的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纪录片《敦煌》等，都将敦煌文化密集推向大众。

王旭东曾被外界问，如何看待莫高窟成了一个超级IP？他认为首先需要拎清大家是真心愿意做文创，还是跟着社会趋势走，要通过文化创意让遗产发扬光大，而不是去消费IP，宁可步子迈慢一点，甚至不合作，都不能突破底线。“莫高窟在，后人还会继续去做。但如果敦煌在人们心中垮掉，再扶起来很难。”

这种以保护为第一前提的思想，自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一以贯之，被作为基础一再强调并传承。“四任院长眼里，保护是第一位的，这么多年是没有变的。”苏伯民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王旭东强调“保护、研究、弘扬”，分别作为工作的基础、核心和目的。

当文博牵手商业

2016年，国内一系列博物馆文创相关政策密集出台，鼓励博物馆开发文创。当年6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直言，要把文创产品开发作为日后博物馆评价体系标准之一。

自此，各地博物馆相继出现一系列爆款文创产品：苏州博物院的衡山杯、山西博物院的萌鸮卣、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葡萄花鸟纹香囊……当故宫博物院走上“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卖萌产品路线时，敦煌博物馆的九色鹿书签、壁画抱枕也进入百姓家中。

2017年7月，敦煌博物院与御泥坊推出“飞天面膜”。2018年2月，故宫与欧莱雅共同推出的口红在淘宝大卖。

事实上，故宫的商业征途远早于政策鼓励。故宫有180万余件文物，保护和修缮都耗资不菲，每年国家提供54%的经费，另外46%靠自己来挣，而门票收入都要上缴国库，寻找新财路迫在眉睫。早在2008年，故宫就入驻淘宝，成为国内第一家开淘宝店的博物馆，同年还成立了“故宫文化创意中心”。但当时的故宫文创产品品质远不及今日，与大多数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别无二致，即使加了故宫元素，也难逃义乌小商品既视感，销量也不如意。

直到2012年底，故宫文创产品收入不过1.5亿元，海峡对岸，台北故宫这年靠文创产品创收9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亿元）。后来，单霁翔学着台北故宫举办了“紫禁城杯”故宫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最后的获奖作品包括“云起如意”领带，“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这一年，故宫文创产品销售收入达到6亿元，同比翻了4倍。

如果说故宫博物院是大踏步前进的探路者，国内绝大多数其他博物馆则是在切实响应政策鼓励。2015年，国务院出台《博物馆条例》，为各家博物馆指明了商业经营之路，规定“博物馆在不违背其非营利属性、不脱离其宗旨使命的前提下，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

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出台，给刚上任几个月的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很大鼓励。除了文物保护等核心主业，王旭东力主推进开发文创产品，还专门成立了文化创意研究中心。2016年5月，中心成立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敦煌研究院被确定为全国首批试点单位，并有故宫博物院做对口帮扶。

这一年，一系列政策法规密集出台，都在鼓励文博创意产业的发展。一东一西，故宫与敦煌，在单霁翔和王旭东各自任内，他俩和其他博物馆长一样，都迈上了征程，只是在具体落地上，各家步伐不一。同为第一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和敦煌就不尽相同，2016年，当敦煌和其他大多数博物馆一样刚开始起步时，故宫已前行许久，推出9170件文创产品，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

等兄弟单位开始响应政策，故宫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多。除了实体产品，故宫还推出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在角楼开咖啡馆，并进军时尚领域，与全球设计师平台ICY联手，打造“吉服回潮”限量时装系列……

“大家都觉得这块工作应该做，而且需要高质量做。”苏伯民说，在王旭东的力主下，包括“敦煌诗巾”在内的很多文创产品都广受好评，成为亲友间的流行赠礼。

与腾讯、亚马逊、字节跳动、抖音等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合作中，王旭东都亲自出馬，十分上心。除了“Kindle X 敦煌研究院联名礼盒”、小程序设计“敦煌诗巾”等极具互联网特色的产品，敦煌还成为抖音城市计划下的第三座推广城市。腾讯当家手游《王者荣耀》上线了“飞天”版皮肤，腾讯音乐与敦煌研究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共同推出了“觉醒计划——古乐重声”音乐会……

截至2017年底，敦煌研究院取得注册商标108个，其他知识产权30项，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1708.3万元。

同其他博物馆一样，敦煌研究院在文创产品销售上的收入是千万元级别，与故宫的十亿级别相去甚远。但对绝大多数博物馆而言，当前步伐稳健而长久，也与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2020年发展目标节奏相吻合，包括：到2020年，打造5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品牌，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文物单位和企业超过50家，其中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超过20家。

放眼欧美，文创衍生品在过去几年里带来的收益甚至超过门票销售。比如，大英博物馆自2001年免费开放后，文创产品收入即逐渐成为其主要营收来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仅2015年就为纽约市创造9.46亿美元收入，其中，文创衍生品的销售收入占近六成。

老掌门人的新领地

过去几年，已是顶级网红的故宫正在频繁收割流量：2017年，紫禁城初雪照片获1425万点击率，2018年没下雪却有难得一见的红月亮，送来2000万次的点击。2019年春节后，北京终于迎来初雪，又是5000万的点击率。“人们关心故宫的景色。”单霁翔说。

事实上，故宫从不缺流量，相反，故宫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单霁翔刚上任那一年，故宫年参观人次突破1500万，国庆黄金周刷新了单日客流纪录，游客超过18万。早年试过限流，但差点出了事：售票窗口关闭后，几百名没买到票的游客疯狂敲打窗户，公安机关不得不前来处理。

后来，故宫成功实现每天8万人限流参观，并实现了客流的削峰填谷，引导平衡了淡季旺季的客流量，同时，开放区域也从过去的30%提高到80%以上。

但在單霁翔看来，即使开放再多的区域，现场客流无非就是一千多万。而他所希望的，是亿万级别，甚至十万亿级别的观众。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实现单霁翔愿景的唯一途径，通过全景故宫和数字博物馆，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到更加震撼的故宫。

文化遗产守门人有相似的心思。单霁翔与王旭东的前领导、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关系很不错，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故宫和敦煌研究院也时常互派专业人员去对方实地交流考察。其中，限流和数字化以及扩大传播面，都是二人的心头要事。

1979年，莫高窟游客只有1万人次左右，到1984年达10万，1998年达到20万，2014年是80万，2017年跃升至170万。这个数字虽只是故宫的十分之一，但从敦煌自身文化属性与所处地理位置看，已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作为特殊文化遗产，莫高窟必须限流：洞窟内湿度超过62%时会对壁画造成损害，单位时间内洞窟中停留的人数必须设立上限，并实时监控。

为此，樊锦诗耗时10年推动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通过“数字敦煌”电影和球幕“虚拟洞窟”，石窟艺术及相关历史场景被全方位展示，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云蒸霞蔚的壁画高清数字内容向全球发布。有网友看完那短短20分钟的影片，直言自己无数次起了鸡皮疙瘩，“声光电加上壁画、雕塑本身所带来的震撼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数字技术也许可以将洞窟的详尽信息完整地保留给后人。”樊锦诗曾说。

对于莫高窟来说，数字展示中心的更大价值在于既可以增加游客参观容量，又能为文物保护和修复提供更从容的空间。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一度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

在后来者王旭东手上，另一项目“莫高艺术世界”也在酝酿中。一旦建成，今后的游览将分为数字中心、实体洞窟、艺术世界三步流程，游客承载量会进一步增长，落到各实体洞窟上的压力也将相应减轻。“在游客人数剧增的未来，这也许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了。”王旭东曾对媒体说，“壁画、彩塑的衰退，实际上是不可逆的，我们想做的，就是尽量完整地让它保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在多年坚守共事的苏伯民眼里，不论樊锦诗或王旭东，两任院长都极其重视文物保护，推崇科技手段的介入。例如，当洞窟环境发生变化，壁画会受损，“近年通过科学监测，对水、可溶盐都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得出病害机理。”苏伯民说，如今，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已具备系统化的科技水平。

如果说文博工作者大都有着很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偏居大漠一隅的敦煌小城，这种责任和使命感则尤具传承性。“有坚守、不随大流，是我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先生身上汲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我们不是懒惰，而是要有一种定力。”谈到如何用文化创意让遗产发扬光大时，王旭东曾这样说到。来京前，这位新晋故宫掌门人已在那样的敦煌文化中浸染了28年，度过从24岁到52岁的黄金岁月。

如今，“要有一种定力”的王旭东来到紫禁城，和单霁翔漫步雨中的故宫。多年良好的沟通合作、敦煌与故宫在文创上的对口帮扶关系，科技保护文物理念的高度协同，将怎样反馈在新旧掌门人的交接上？

单霁翔曾这样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去故宫研究院搞研究，或者当一名志愿者，总之，这辈子不离开故宫。没离开故宫的实际上还有单霁翔的一些个人印记。此前，尽管历任院长已完成很多实事，单霁翔上任之初，故宫仍面临着设备年久失修、违规临时建筑遍布、开放面积过小等诸多问题，他常说“要智慧地解决问题”。后来几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如今，故宫博物院的员工们遇到困难时，这句话也常被提起。

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两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旭东则对年轻人寄望甚高，他要求学生们学好外语，保持跟国外顶尖科学家的交流学习，跟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年轻人还是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