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霜霜

“死亡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息息相关。正是我们没有死亡教育，才导致现实很多界限反而是不清晰的。很多家庭和个人正是做不到这一点，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阿牛是带着愤恨离开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是他。当站在无常之门前，这种愤恨立刻转变成了恐惧，他听到呼啸的风声向他耳边袭来，这股风的力量很大，有种要把人拽入黑暗深处的感觉。“嘭”一声，门关上了，声音消失了，世界一片漆黑。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彷徨，阿牛在原地停顿了一会儿，吸了口气，开始顺着两边的墙慢慢往前摸。

穿过漆黑的通道，再抬头时，已经是满天“星光”，角落不时有婴孩的笑声传来，他瞬间感到内心像受到洗礼般纯净，仿佛进入了伊甸园。顺着文字的指示，他躺在了一条传送带上，背后凉凉的，他紧张地紧闭双眼。等睁眼时，自己已经躺在一个“焚化炉”里了。看着四周炙热的火焰，他并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身体暖暖的。一会儿，火焰转换成了旋转的星空，阿牛感觉自己好像在宇宙中飘荡，他舒服地闭上了眼睛，等待在下一场醒来……

“醒来”是上海的一家死亡体验馆，由黄卫平、丁锐、何一禾三人合伙创办，2016年清明节正式开业。在这里，活人花上444元，就可以体验一次“死亡”。开馆三年，“醒来”“烧”了7000多位体验者。有癌症患者来这里预演死亡后崩溃大哭;有被性侵者、被抑郁症母亲扔下楼的孩子把平时不敢示人的秘密安放在了这里;也有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鬼屋”，想在这里找把刺激。但马上，死亡体验馆也要面临死亡，“醒来”在今年清明节将永久关闭。

无处谈论的死亡

黄卫平一直想找个可以正经谈论死亡的地儿。2008年，他从汶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回来，和朋友成立了一家叫做“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公益组织，为寿命在6个月之内的末期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在常年与濒死病人及其家属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现，多数中国人并不会面对死亡。

在医院的安宁病房里，常有这样一个景象，病人浑身插着管昏迷在床上，家属围在旁边，满脸的凝重和焦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你就看家属跟病床的距离就明白，很少人敢于参与到你亲人的死亡中，”黄卫平说，“你知道吗？就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病人就躺在那里，其实你什么也不用说，就陪在他边上，握着他的手坐着就好了，但大家都在做一些和病人毫不相关的事情。他们说的是你的事，但好像一切又与你无关。”

在黄卫平看来，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关头，家属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现实问题的处理上，生命指标多少？还有没有希望？是不是该准备后事了？葬礼要邀请哪些亲戚？甚至病床前充斥着各种算计，兄弟姐妹因为争家产打架、打病人的都有。很少会有人和自己的亲人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而当生命被预告进入倒计时，就意味着人之后会不断地失去自我做主的能力。当你失去意识了，要不要插管？挂不挂呼吸机？你都做不了主。“中国人常说死者为大，但真正在最后关头，有几个决定是真正贯彻当事人意愿的？”黄卫平问道。

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习惯了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它是一件很遥远，甚至不存在的事情。之前，黄卫平以为在医院天天见生死的环境下，医生对死亡的认知会更深刻一些，但在接触之后，发现也并非如此。“医生只是在处理身体方面的经验多，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建设同样是不够的，包括殡葬领域，做业务的人也从来不跑停尸房。”

这种过度禁忌化、避讳的后果是，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时，缺乏应对的经验。当一个临终的人起“我不行了”“看来这回是躲不过去了”这样的话头时，我们只能用“你别瞎想了，好好听医生的”等这类话强行给他封住。“因为你自己没做好准备，不知道如何去接。”黄卫平说。人在临死之前，总希望整理下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精神做一次安顿。但据黄卫平接触临终病人的经验来看，很多人在临终前其实是找不到一个人探讨这些问题的。

临终关怀的目的之一是安顿人的精神。但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黄卫平发现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一个人临终的时刻，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家属已经压力山大了，我们的介入变得非常困难”。

于是，2012年，黃卫平和一起做临终关怀服务的朋友丁锐商量“不如把生死教育前置”，设置一个生命教育理念的产品，让人在还没有死亡威胁的时候，就开始对死亡的思考和探讨。

花钱来“死”的那些人

“醒来”藏在上海普育西路公益新天地园区的最深处，穿越一幢幢民国式样的二层小砖楼，找到“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一道填空题：Before I die I want to……

很多体验者在后方横线处填上自己的答案。有的人的回答现实且具体：“吃很多好吃的”，“找到爱的人，有完满的性生活”;有的人回答终极且抽象：“找到真正的我自己”，“遇见自己更完整的真实”;也有情侣在上面秀恩爱……只是三年的时光流转，这些心愿也多已痕迹模糊。

阿牛第一次去“醒来”是在2016年，当时他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但却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方向，每天都觉得“很不开心”“很累”，内心有很多困惑也不知道和谁交流。“别人不感兴趣，自己也不敢说。不像在‘醒来，只要你敢想敢说，都会有人接招。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往往会招来别人的白眼。”

“醒来”死亡体验馆由10个空间组成，每场死亡体验游戏有12个参与者，“生花”空间是游戏的主区域，参与者会在这里玩一个社会心理游戏，类似于“狼人杀”，每轮投“死”一名同伴，被淘汰者要被送进模拟死亡的环节：进入“无常之门”，穿过象征阴间的“彼岸”空间，通过传送带进入一个模拟的“焚化炉”，最后体验者将在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里醒来，迎来“新生”。

阿牛还记得自己是在恋爱那一题被场上的人投出局的。这一轮的题目：“当你28岁时，有一个和你相恋七八年之久的恋人，当两个人决定了要举办婚礼，走入婚姻，在婚礼的前期发现对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时候选择是坚持下去还是放弃婚礼、从长计议？”社会心理游戏的12道题目根据人不同阶段面临的人生考验来设计，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权力、孤独等，当作一个人一生的预演。在阿牛玩的这一局中，剩在场上的九个人，三个人选择了“坚持”，六个人选择了“放弃”。但选择了“坚持”的阿牛，却被投为“最口不对心的人”，被送到了无常之门。

在最初设计死亡体验馆的时候，黄卫平和丁锐考虑往物理刺激方向走，利用声光电让人的五感极大化，让体验馆和死亡议题产生关系。为此，他们还拉过棺材给别人躺，但发现最后就变成一个搞笑的行为艺术或者自拍游戏，根本不产生任何反思。直到2015年，另一个合伙人何一禾的加入，提出了这个心理游戏的概念。

这个游戏没有攻略，甚至无规律可言，只要多数人看你不顺眼，就可以把你投出去。大部分人在这一环节，都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张曜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过段时间，就会来“杀”一盘。他把这看作一个整理自我的仪式，“人在一个阶段，就想要去通过什么方式，把自己探一探、推一推”。他认为这个游戏就像是在照镜子，通过每个在场人的眼睛，在与他们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时隐藏起来或者没意识到的自我。

“这个心理游戏的核心是拉大家一起来产生怀疑，至少先怀疑下你自己原来坚持的东西。”黄卫平认为，死亡最后那一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借用死亡这个命题去叩问生命的意义，“我们如何生？”

不存在好的“死”法

“醒来”死亡体验馆开业后，很快国内外各大媒体都来了，“醒来”的预约一度一票难求，甚至还出现了黄牛票，但是随着媒体热点的冷却，其销售额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它的盈利空间已经被框死了，因为场地和体验时长的问题，你一天只能接两场、24个人，也不可能场场都满。加上淡旺季严重，有时候，体验者爆满，有时候，一周也没什么人来。”黄卫平说，他和另外两位合伙人起投了400万进去，从前两年的运营状况看，这个钱差不多就等于“打水漂”。

除了经营问题，“醒来”也面临着些误解和争议。刚开馆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们这是一个鬼屋游戏，很多人抱着玩玩的态度过来，丁锐还因此和体验者发生过不愉快，刚开始是他做心理游戏环节的主持人，但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太累了，撑不下去了，交给了三七。有体验者来过他们馆之后，回去很生气，觉得他们“没有服务”;还有体验者因为在游戏中被投了出去，投诉他们“三观不正”。

“我们是个工具，这个工具到底能为你思考死亡提供多大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你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你不使用它，希望工具自动给你‘马杀鸡，这个从根本上就不成立。”黄卫平说。

由于现代人对健康、死亡的焦虑与日俱增，死亡教育因此也日渐成为热门话题。但黄卫平发现，现在有一个趋势是“我们对死亡的讨论有种向功能化发展的趋向”，就是大家都在研究如何处理死亡，我如何才能更加体面、坦然地离开这个世界。

事实上，这只是活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死亡不会按照你想的来。黄卫平说：“不到最后一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没有经过验证，甚至是錯的。可能现在喊得最凶的不要插管的那些人，最后想尽办法都要活下去。”

完全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接纳死亡，事实上也难以实现。因此，死亡教育的目的归根究底是以死拷问生，以死亡这个命题来叩问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死”得更好。

现在回头看，黄卫平认为“醒来”的模式似乎有点超前了，或许现在或者再晚几年，它会有不同的市场境遇，但是他们也并不觉得后悔：“你不用超前的方式的话，大家也不会重视这个事情。我们也算是对这个领域贡献了一点探索价值。”

最后几天，“醒来”每天的预约又爆满了。他们本来想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给“醒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于是，想在网上招募12个绝症患者，在清明节那天给“醒来”举办一个葬礼，但招募进展并不理想。3月24日，黄卫平接受采访时透露，总共只有七八个人报名，他们还想在此之前，和人见上一面，聊一聊，但回复的人更少了。

他们并没有预备方案。黄卫平说，“这就跟人临终一样，死之前想象了很多，等到快没力气了，就想着不难受就行了，也没有这么多的心愿和纠结。到时候，我们自己一起吃个火锅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