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雅琴

“网红”现象和美术馆在严肃的批评家那里也许是矛盾的，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这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而带来的荒诞感本身就具有当代性。红砖美术馆的存在和策展实践，也许给予我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现实案例。

“千手观音”的审视及思辨

近日，红砖美术馆五周年馆藏展“千手观音”开幕。展览通过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丹·格雷厄姆、何子彦、黄孙权、黄永砯、加藤泉、安德里亚斯·穆埃、劳拉·普罗沃斯特、邱志杰等17位艺术家的作品，对美术馆的五年进行一次回顾与展望。

2012年，旅法艺术家黄永砯的《千手观音》成为红砖美术馆首件馆藏，这件高达十八米的作品，将观音的1000只手臂嫁接在马塞尔·杜尚作品《瓶架》的意象之上，佛手或拿或托着各种法器、动物、植物、日用品、废弃物，可谓包罗万象，呈现出对当代世界多元、复杂文化语境的审视及思辨，记录着当代艺术的时空坐标。

黄永砯在1986年创立“厦门达达”运动，1980年代末移居巴黎。1987年，他创作了最具代表性的装置作品——“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这件作品足以使黄永砯被写进中国现当代美术史。

有趣的是，今天各大美术馆的常客，人称中国当代艺术“四大金刚”之一的黄永砯，曾经是反叛美术馆制度的代表艺术家。1980年代，他和几位其他艺术家曾经被批准在福建省美术馆展出一个作品，但到展览前却突然改变展览计划，他率领参展艺术家把博物馆外的各种材料和废弃物放进展览空间，做了一个没有报备的“作品”，而这个展览则在开始一个半小时后被封闭。

汪民安曾这么评价黄永砯：（上世纪）80年代期间哲学是生命，要把生命的痛苦、悲伤或者是生命的激情都表达出来，黄永砯是一个分界线，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分界线”，他认为黄永砯的作品中拒绝意义，放逐了美、善、崇高、真理和意义，不讨论生命，走向虚空、走向意义的消亡，作品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亵渎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黄永砯“挑战”美术馆，是放在1980年代的语境之中，他的变化从艺术实践的角度侧面反映了美术馆功能的变化，在今天，我们很难粗暴地认定美术馆仅仅代表着一种准入制度和权力。

历史的书写与现实的回应

美术馆的功能是什么？除了高质量的展览，美术馆更是推动艺术研究和艺术收藏的机构，不仅如此，在当下，美术馆更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培养观众的公共意识，展开各种公共议题的讨论。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其对艺术的建构和创造。

2018年，红砖美术馆成立了艺术文献中心，并陆续接收到30多家来自个人、机构、画廊、艺术媒体等文献、图书、资料的捐赠，包括东八时区，泰康空间，常青画廊，香格纳画廊，《Artforum》杂志，《典藏》杂志，艺术家邢丹文、黄锐、肖鲁等。

策展人郭晓彦认为这批捐赠让红砖的文献中心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尽管未来还面临着大量的梳理与研究工作，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此次展览在展厅二楼特别设立馆藏文献图书区、公众借阅体验区及丹·格雷厄姆作品《精选辑》试听区，试图以多样的展示手法给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参与体验。文献区同时展示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红砖驻地创作的手稿作品，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创作线索。作为红砖美术馆新纳入的重要收藏，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作品《军械库》以照片形式首次亮相。

我们往往特别强调美术馆和艺术的关系，可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美术馆普遍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建构和书写不够。过去，我们都认为美术史是美术专家写出来的，但是，经过多年发展，美术馆早就应该参与建构了另一种“美术史”的进程中。美术馆通过作品的收藏、研究、展示和公众的这种关系，书写了另一种美术史，而这种历史的书写就是对当下现实的回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去处和象征

事实上，对于大众来说，红砖美术馆是作为网红打卡地而存在，但是它展出的作品往往又是严肃的。这似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众文化和严肃艺术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

不可否认，在红砖美术馆创办的这五年，当代艺术逐步从小众领域进入大众视野，许多美术馆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流行现象。

美术馆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美术馆的发展和创建确实是和新的概念、新的意识有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究竟怎么理解美术馆，到底美术馆是什么，美术馆在今天起什么作用？

在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到大量的社会性的公共活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国外一些城市小到一个小镇都有一个美术馆，人们希望通过艺术构建的公共空间来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的价值。美术馆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身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

不同的美术馆也会具有不同的功能，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那些大型美术馆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型美术馆为城市注入了活力。对于城市内大多数中小型美术馆来说，它们的文化辐射范围并非很广，但这不妨碍它们发挥重要的社会价值。

相反，它们处于市民的生活圈内，更贴近社区，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只有充分认识并重视社区美术馆的社会意义，关注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充分发挥美术馆在社区内的影响力，建立社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才能真正实现它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公共属性。

“网红”美术馆无关乎美术馆的规模，每个美术馆的走红原因也不同，有的是因为建筑，有的是因为展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艺术家。尽管这些走红的原因未必与艺术本身有关，但是一个美术馆能够吸引到大众的到访，那么它就具有了打开更多话题的可能性。

“网红”现象和美术馆在严肃的批评家那里也许是矛盾的，但是在当下，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这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而带来的荒诞感本身就具有当代性。当我们端着红酒，游走在美术馆光洁的地板上，高谈阔论之余，艺术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对中国美术馆的本质意义的理解需要有一个自我的反省，美术馆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去处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