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熊先生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五年级六年级都是他，没有换。按道理，换一个年级，就应该换一个班主任，可是，熊先生却没有换。这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换不换都一样。

我到镇上读高小，正碰上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也不例外。我们年纪小，不懂得大跃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有一天早操过后，熊先生叫我们带上书包，跟着他跑步穿过操场，到对面六年级的教室坐定，说是从今天起，我们已跃进到六年级了。过了些日子，我们又跟着熊先生跑回五年级教室，说是跃进得太快了，需要调整。因为熊先生已当过一段时间六年级的班主任，到我们真的升到了六年级，学校也就让熊先生接着当下去，教导主任说，权当是又跃进了一回，免得换来换去的，麻烦。

熊先生带的是跃进班，跃进班事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有时还要坐个火箭，放个卫星什么的。一会儿要提前学完五六年级的课程，一会儿劳卫制一学期要全部达标，一会儿班级试验田要深耕密植，一会儿又要完成日产三百篇的赛诗任务，还不算除四害，灭钉螺，参加新农村建设等额外的事情。总之是不停地接受学校布置下来的任务，下达的指标。偏偏熊先生又是个极认真的人，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不打折扣，所以，熊先生就比别的班主任要忙得多也累得多。我们都喜欢熊先生接受学校布置下来的这些任务，跟着熊先生完成学校下达的这些指标，因为完成了任务达到了指标就能上学校的光荣榜。熊先生每次代表我们班接受红旗和奖状，我们都在台下拼命鼓掌，要是教室门上挂一个火箭卫星的牌子，我们的那份高兴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真的跟着火箭卫星飞上天去。

熊先生有个外号叫书腐。书腐在当地的意思，不完全是指死啃书本的书呆子，还有为人处事刻板硬套，不知道变通的意思。我很早就听大人讲过熊先生的书腐故事。说是有一年稻子熟了吃新，有个学生的家长请熊先生吃饭。熊先生怕别人太过破费，事先就对学生说，我平生最喜欢吃的是腌菜，腌菜就是我的命，你跟家里人讲，只要给我炒碗腌菜就行了。人家当然不能只用一碗腌菜招待先生，就让学生到街上割了一斤肉，捡了一块豆腐，做了一碗豆腐炖肉端上桌。谁知熊先生上桌之后，果然只吃腌菜，对那碗豆腐炖肉连看都不看一眼。家长很是不解，还以为是放多了咸盐。事后，特意打发学生去问，熊先生却很平淡地说，我说了，腌菜是我的命，我要是放下腌菜去吃豆腐炖肉，岂不是连命都不要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原是一个在当地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故事的原版是说先生放下腌菜，专吃豆腐炖肉，诘之，则曰，腌菜，固吾命也，见肉则不要命矣。乡人改造这个故事，放在熊先生身上，反其意而用之，虽不无讥讽，却怀有很深的善意。

熊先生现实版的书腐故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熊先生出了一個《春来了》的作文题，让我们写作文。我的作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春天来了，下湖的人唱着江汉渔歌，在湖面上拉开了大网。”熊先生在作文讲评时，叫我站起来，问我家住何处，湖在何方。我一一回答了。熊先生说，你知道江是指什么吗，长江。汉是指什么吗，汉水。江汉渔歌就是长江汉水边上的渔民打渔时唱的歌，你们那儿的渔民怎么唱起了江汉渔歌呢。又问我是怎么知道江汉渔歌的，我说，是从折纸扇的画上题字看到的。熊先生说，以后写作文，没见过的没听过的，不要乱写。虽然熊先生讲得不无道理，但我却感到十分委屈，就回家跟吴先生讲了。吴先生说，作文中写的，不一定都要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苏东坡说，赤壁大战的赤壁在黄州，他也没有见过，写作文是可以发挥想象的。吴先生教我背过前后《赤壁赋》，我相信吴先生的话，这才觉得好受一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文学想象的话题，当时懵懵懂懂，现在觉得意义重大。后来，公社要放诗歌卫星，主事的觉得熊先生的语文好，就请他去帮忙润色一下，听说熊先生把那些从各队赛诗台上收来的诗歌，改得面目全非，还写了不少批语，不是说这个不合实际，就是说那个太过夸大。有一首夸豇豆长得好的诗说，豇豆肥，豇豆长，做根项练挂身上，颈上缠八尺，腰上缠十丈，剩下的送给孙大圣，做根降妖的金箍棒。熊先生说，真是奇谈怪论，有这么长的豇豆吗，又是八尺，又是十丈，还要做根金箍棒，这叫人怎么吃呀，弄得主事的哭笑不得。公社书记只好摇摇头说，真是个书腐。

像熊先生这样的书腐，放在平时，虽然有时也不招人待见，但做事认真毕竟不失为一种好的品质，所以大家都很敬重熊先生。学校让他带跃进班，大约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但问题是，大跃进年代，人的心气高，胆子大，既敢说，又敢干，天天生出新点子，变着新花样，件件事都认真去做，而且要做出坐火箭放卫星的水平，谈何容易，所以往往费力不讨好，甚至适得其反。加上熊先生这个死心眼子的脾气又改不了，结果自己受累不说，还要闹出许多笑话。有人背后叫他吉诃德先生，有人说他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熊先生虽然跟我们讲过《唐·吉诃德》和《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但我们却不知道这样叫是什么意思。后来懂事了，回头一想，熊先生还真有这两个人物的那股子傻气稚气和勇气。

就拿这劳卫制达标来说吧。起先，上面只要求小学生达到少年级标准就行。少年级标准不高，跑一跑，跳一跳就达到了。后来又要求我们达到一级标准。一级标准是中学生的标准，对我们来说，就有点难了。熊先生于是就领着我们没日没夜地练，一有空就把我们赶到操场上，跑步跳远，爬杆跳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单杠双杠，铁饼标枪，但凡与劳卫制测试有关的项目，都逼着我们去练。学校的体育运动器材有限，熊先生有时候还得自己充当运动器材。没有鞍马，熊先生就自己当鞍马，让我们撑着他的背一个一个地跳，全班跳下来，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有那抬不起腿，张不开胯的，不是踢着了熊先生的肚子，就是夹着了熊先生的脑袋，跳不过去的同学，就干脆趴在熊先生的背上不下来。外班的同学都羡慕我们班有个熊鞍马，我们从熊先生的身上跳来跳去，却于心不忍。有时候，熊先生还得当陪练。练爬杆的时候，他当托儿，从底下托着我们的屁股，让我们往上蹭。人是蹭上去了，熊先生却被我们踢得鼻青脸肿。练引体的时候，他当踏板，踩着他的背去抓单杠的横杆。横杆抓住了，熊先生的背却被我们踩得通红。就这样练，长跑短跑还是不能过关。乡下的孩子没正经学过跑步，跑起来不得要领，跑不起速度，熊先生就一点一点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让我们跟着他一遍一遍地跑。学校的体育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到测试的时候，就让熊先生站到终点打旗子吹哨子，却让班上的体育委员在我们跑了一会儿跑起了速度时才按表，结果全班顺利通过。体育放了卫星，熊先生自然高兴，也跟着学校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但事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就找体育委员来问。体育委员见问，只好实话实说。熊先生于是收回了我们的证章证书，退回了学校，还要学校把放出去的卫星也收回来。学校领导却笑着说，收回来怕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回收卫星的技术，卫星既然放了，就收不回来了。熊先生为此十分生气，说以后再不能这样搞了。可是，过了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更加生气。

我到镇小报到的时候，学校就在用小高炉炼铁。我看到操场正中有一座小高炉，样子跟村里的砖窑差不多，但个子却比做酒的甑子大不了多少。小高炉每天吞进去很多铁，都是我们从家里带去的。学校规定，每个同学每天上学必须带三到五斤铁，带得越多越好。乡下除了煮饭的汤罐，炒菜的铁锅和菜刀火钳汤瓢锅铲，就没有别的铁器。村村社社都在炼铁，就是有铁器，也轮不到我们。不带够数，值日生就不让进校门。没办法，只好偷。结果，等我们上学之后，家家户户的大人，不是切菜找不到菜刀，就是炒菜找不到锅铲，有的甚至把自家煮饭的汤罐也提到了学校。等到家长找到学校，这些所谓废铁，不是投进了高炉，就是已砸得稀烂。熊先生就把这事反映到学校，学校领导说，大办钢铁是群众运动，学生不带铁来，我们拿什么炼。熊先生一气之下，就回去把自家的铁锅砸了，分给我们拿到学校完成任务。一口铁锅不够分，熊先生又回到后山老家去想办法，正好他老家的村子在挖一个小铁矿，就分给他一些矿砂让人送到学校，才算过了这一 关。

到了出铁这一天，正碰上熊先生值班。烧了几天几夜的小高炉，终于要出铁了，大家都很高兴。宣传队已在校门口打起了红旗，准备好了锣鼓鞭炮，就等着去向公社报喜。出铁口捅开的时候，全校师生围成一个半圆，就像迎亲的队伍等着新娘子走出花轿。一会儿，铁水出来了，红彤彤的，光灿灿的，刺得人睁不开眼。出铁口下面是一个沙坑，铁水流到沙坑后，忽的一下像一条花蛇一样盘成一个小饼，就窝在那里不动了。大家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块小饼，等着它冷却了，好抬去报喜。小饼的颜色由红变暗，又由暗红渐渐变黑，当最后一抹暗红从大家眼前消失的时候，小饼便变成了一团黑色的牛粪。小饼虽然失去了表面的光焰，但温度还是很高。校长用报纸试了几次，每次都腾起一团火光。有人主张用水冷却，校长又怕爆炸伤人。报喜的队伍等不及了，已在校门口敲响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引来了许多路人围观，这让大家更加着急。有人灵机一动，从操场边上的菜地里找来一块晒干了准备沤肥的牛粪饼，说用它代替铁饼先去报喜，免得让别人抢先。牛粪饼的颜色与铁饼差不多，大小也正合适，大家都说，这主意好。熊先生却说，不行，这是弄虚作假，冒功领赏。众人便拿眼睛去看校长，见校长不置可否，便一哄而起，给这块牛粪饼裹上已準备好了的红绣球，抬着它报喜去了。事后，据说熊先生把这件事写了一个意见反映到公社。公社领导怎么答复，不得而知。但从此以后，学校再不让熊先生到高炉上值班，说是炼铁要炭，让他带着我们班的同学上山砍树烧炭。

离学校四五里地，有一个小山包，上面长满了高高矮矮的树。熊先生让我们带上锯子砍刀，天不亮就出发，像进山打猎的猎人一样。我们上去以后，不论大树小树，一阵乱砍乱锯，不一会就倒伏一片。粗长一点的树干树枝，熊先生让个子大点的同学用板车拉起，剩下的小树枝，熊先生让我们这些个子小的同学用裤带捆起来。我们解下自己的裤带，把树枝扎成小捆，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拽着树捆，跟在板车后面，浩浩荡荡，飞灰扬尘，向学校奔去。正在这时，突然从山下的村子里拥出一群人来，手里拿着扁担锄头铁锹等农具，把我们团团围定。为首的指着熊先生说，谁叫你们砍的，知道你们砍的是什么树吗。熊先生答不上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们炼铁，烧，烧，烧炭……。那人说，知道你们炼铁，烧炭，你们把这一山树都砍了，叫我们烧什么呀。熊先生只好连声道歉，让我们放下树枝，跟着他撒腿跑回学校。事后，我们听说，那个小山包上种了许多梨树，我们毁了那片林子，也毁了村民的油盐罐子。

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拆了炼铁的小高炉，也不像五年级那样，天天放卫星了。听说熊先生那次提的意见，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有一次公社开会，还请熊先生参加，在会上还得了表扬。可是，不久以后，又说熊先生的思想有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只知道历史老师是右派，不知道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事情过后，熊先生却和历史老师一起调到学校办的一个磷肥厂劳动。那时候，个个学校办工厂，说是工厂，实际上都是些因陋就简的手工作坊。所谓磷肥厂，也就是把从各处收来的猪牛骨头烧焦捶碎，筛成粉子，装成袋子，贴上标签，就是磷肥。乡下人吃肉不多，猪牛骨头有限，有学生说乡下深翻农田，有很多死人骨头从深埋的地下翻出来了，就要动手去捡。熊先生接受上次砍树的教训，不让我们去农田现场。历史老师也说，要敬畏先人，人骨要还土归葬。这事传到领导那里，又说熊先生和历史老师消极怠工，破坏生产，搞封建迷信，又把他们调去班级试验田劳动。

熊先生和历史老师调到班级实验田的时候，正赶上深耕密植。管试验田的老师要我们把秧田里的土一层一层地挖出来，挑到平地上堆起来，直到挖出了最下面的黄泥，再从最上面的一层到最下面的一层，反过来依次把堆在平地上的土一层一层地挑回田里，就像翻烧饼一样，把整个田土翻了一个个儿。说是这样可以保证最上面一层被庄稼吸过肥的土，翻到最下面去休养生息，最下面一层已蓄足养分的土，翻到最上面来滋养禾苗。熊先生说，土壤的养分也要空气和阳光的作用，最下面的黄泥是一层死土，不可能为禾苗提供营养，只会让禾苗板死。到插秧的时候，管田的老师要我们站在田埂上，用绳子纵横拉成一个一个的小方格，然后在方格的四角各栽一蔸秧。说是这样的可以让一亩田多栽一万多蔸秧，秋后要多收很多谷子。熊先生又说，秧栽得这样密，长成了株透不进阳光空气，怎么生长。我家祖祖辈辈种田，没见过这样种法的。不久，熊先生就被召回了学校，说是要开他的斗争会，批判他的右倾思想。斗争会没让学生参加，我们悄悄地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偷看，参加斗争会的老师们都很气愤，都用手指着熊先生发言，熊先生低着头站在教室中间，一声不吭，他那弯腰驼背的样子，像又在做鞍马让我们练习跨越一样。

挨了批斗的熊先生后来虽然还带着跃进班，但坐火箭放卫星的事，就再也没有交到我们班上。我们只好跟着熊先生去看守稻田。稻子生长成熟的季节，当地人喜欢在稻田里插上一些草人，防止鸟儿糟蹋粮食。我们也照样做了，但是不管用。那时节，正碰上开展除四害打麻雀运动，镇上所有的麻雀窝都被人掏了，窝里的麻雀蛋也被人砸了，或煮着吃了，树林子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屋檐下张着明枪暗箭，锣鼓声鞭炮声和各种响器的敲打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受惊的麻雀无处遁逃，只要有个能落脚的地方，哪管它有真人还是草人守着。成群结队的麻雀慌不择路，纷纷跑到试验田来避难觅食。于是我们就整天敲着脸盆打着哦嗬围着试验田轰麻雀。轰了几天，我们渐渐发现，麻雀对稻穗上的谷粒并不太感兴趣，相反，却在我们轰赶的空隙，落到稻杆上，啄食稻叶上面的虫子。我们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熊先生，熊先生就让我们暂时停止轰赶麻雀，却躲在一边细细地观察麻雀的动静，观察了半日，发现果然有许多麻雀都在啄食稻叶上的虫子，并不太在意稻穗上的谷粒。熊先生感到十分奇怪，就下到田里去看。结果发现密密麻麻像毛刷子一样挤在一起的稻穗上，并没有多少饱满的谷粒，大都是一些空洞的瘪壳。再看稻叶上，爬满了一种暗绿色的小虫，有的还结成了片，像牛皮癣一样。放眼望去，满田的稻禾，已经枯萎焦黄，像垂死的病人，丝毫也看不出丰收的景象。熊先生刮了一些小虫用报纸包了，拿回学校让教自然的老师辨认。自然老师说，这是一种蚜虫，在晚稻生长成熟季节，危害最大。熊先生说，麻雀就吃这种害虫，自然老师却不答话。熊先生知道这话不能乱说，就带着我们回到了试验田。回去以后，熊先生让我们停止驱赶麻雀，自己却一头扎进稻田继续观察麻雀吃虫的情况。结果，试验田的麻雀越聚越多，最后差不多成了一座雀林。学校领导知道后，十分生气，又把熊先生从试验田调出来，让他到学校食堂跟着工友喂猪。直到后来上面发下文件，改变了麻雀的成份，由害鸟变成了益鸟，四害也由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变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麻雀被臭虫取代之后，熊先生才得到平反。这时候，我已经离开镇小，考上了县城的中学。

我到县城读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熊先生。听说他后来当了校长，成了特级教师。有一年，我从外地回乡探亲，跟小时的一个同学谈到镇小的老师，特意问起了班主任熊先生。同学告诉我说，熊先生早已退休。又说，他现在可是本县的一个名人。我立刻想起了他当年挨批斗的事，就开玩笑说，现在又不搞深耕密植，难不成他又反对联产承包。同学说，那倒不，倒是他自己承包了一处荒山种树。我觉得好奇，就问，他承包荒山干吗，难道他没有退休工资，日子过不下去。同学就向我道了事情的原委。说是熊先生有个儿子在后山老家承包了一片荒山，栽种果树，熊先生见收益不错，就跟他儿子说，他退休后也想把学校后面的那片荒山承包下来，不种别的，专种梨树。儿子问他为什么要种梨树，说梨树结果慢，不如种枣，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能卖钱。熊先生说，我欠人一山梨，我得还给人家。就跟儿子讲了当年的故事，儿子果然帮他了却了这个心愿。熊先生把每年的收入所得，悉数交给山下的村子支配，只留肥料农药和人工费用，其余分文不取。山下的村民有许多人都在他那里打过工，一些健在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旧事，常对来参观的人说，我们跟熊先生是不打不相识，熊先生这人厚道，不像有些人，做错了事死不认账。我那位小时的同学常去看望熊先生，对熊先生的事一本全知。

临街楼主曰：今人好言教育大跃进，其源盖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教育大跃进。彼时之教育大跃进，不独于本文开首所言之跳级式发展，尚有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社会之劳动生产力，以教育为社会运动之一部门。时有康生氏，任最高文教小组之副组长，曾言：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曰学校，二曰工厂，三曰农场，四曰研究所，五曰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故余高小期间，多数时间在参加劳动和各种运动。饱学如熊先生者，则移作他用，徒怀求真求实之心 ，而无施教之地;用之纠偏指谬，又屡受其挫，屡遭其辱。悲夫，余不知教之为教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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