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水英 殷冬水

摘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取代传统国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拥有更为强大的竞争力。现代国家竞争力有其生成机理：首先，现代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具有传统国家无法比拟的凝聚力、向心力。其次，现代国家用“人民主权”观念代替了“朕即国家”观念，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能更广泛地从社会吸纳精英，更广泛地吸纳民间的智慧，按照国家的偏好塑造社会。再次，现代国家拥有充分的基础性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有更强的控制力、汲取力和动员力。最后，现代国家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比传统国家更有能力实现社会秩序的普遍化和国家的一体化，将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生产优质公共产品，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讨论现代国家竞争力的生成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全球扩散的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传统国家;现代国家;竞争力;生成机理;国家建设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族主义塑造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机制与困境研究”（2017XXJD02）;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高校智库角色定位与发展”（GH170234）;吉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重点培养阶段项目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6-0051-06

建设现代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晚清以降，近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作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朝着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不断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团结，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面向未来，中国仍将致力于现代国家建设，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使命。

众所周知，欧洲是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是现代国家的发祥地。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意味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种边界清晰、疆域稳定、中央集权以及以公民为本位的现代国家的诞生。现代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大规模人员的能力、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的能力、这种文明集体地剥削其他文明的能力”①。关于何为现代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学界作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于现代国家竞争力的生成机理，现代国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何方，目前学界缺乏政治学视角的分析与阐释。讨论现代国家竞争力的生成机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全球扩散的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方向。

一、“一盘散沙”与“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现代国家的竞争力，得益于其强大的内聚力。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②，具有传统国家无法比拟的凝聚力、向心力。

传统国家缺乏国家认同建构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在传统国家的政治逻辑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政治权威正是凭借这种不平等性来证成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统治的不可挑战性。因而，传统国家要形成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是异常困难的。社会不同成员凭借其出身被划分成不同等级，不同等级之间在服饰、语言、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社会阶层彼此隔离，将其它社会阶层“他者化”。这使得传统国家难以建构起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

传统国家缺乏国家认同建构所需要的媒介资源。传统国家缺乏将国家意志传递给社会大众的报纸、广播、收音机、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使得政治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这种传播方式限制了国家整合社会的能力。在传统国家，受教育往往只是少数人的权利，文盲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这导致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文盲的大量存在，限制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也制约了传统国家建构其国家认同的能力。

传统国家缺乏国家认同建构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条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传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没有现代国家发达的交通、邮政、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落后，限制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传统国家虽可形成较为稳定的地域认同、族群認同、宗教认同，但难以形成大范围的国家认同。

由于缺乏这些国家认同建构依赖的各种资源和条件，传统国家难以建构起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了生动描述，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③ 同样，孙中山对中国社会也作了类似判断，他认为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

与传统国家的分散状态不同，现代国家的“现代性”，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它要通过不断强化和巩固国家认同的方式，提升国家内聚力，进而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内聚力可将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构成要素黏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避免国家整合失败带来的国家分裂，或者内战、种族清洗、族群冲突等对国家竞争力的内耗。对国家机器本身而言，内聚力有利于提升官僚系统内部的整合力，从而提升国家的行动能力。内聚力也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军事实力，强内聚力的国家能够把人民参军从一种强制变成一种义务，让士兵从需要鞭打和监视才会作战变成为祖国和信念而战，将筹集战争资源从依靠强掠和借贷变成人民热情捐纳。

现代国家创造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国家象征体系，将抽象的国家权力具象化、符号化和生活化，依赖国家象征权力构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使持续的汲取和强制成为可能”④。众所周知，国家是抽象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高高在上的。公民与抽象的、高高在上的国家之间难以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就难以建构起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现代国家创造了代表国家的象征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承载着国家的历史，象征着国家的性格，表达着国家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国家象征体系塑造着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知，培育着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评价。这些国家象征散布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各个角落，出现在国家重大政治仪式和教科书之中。在国际舞台上，公民能时刻感受到国家象征的力量。现代国家动用手中的媒介资源营造了大量政治仪式景观，建造了博物馆、艺术馆和展览馆，并通过这些馆舍提供的公共空间展示了国家的形象，培养了公民对国家的忠诚。

现代国家通过创造一种普遍而平等的公民身份来协调地域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一样也存在地域认同、族群认同。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国家要建立起能超越这些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国家认同，“将个人从家族、地方性和其他集体认同机制中抽离出来并直接组织到国家认同之中”⑤。在现代国家，公民身份是普遍的、包容的，公民之间也是相互平等的。国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合作体系与互惠网络。“公民身份是现代国家结构中的一个关键因素。”⑥ 现代国家掌握着公民身份的管理权和边境管控权，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视为公民，什么样的人能够移入并长久居住，什么样的人不能移入”⑦。

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依赖这些权力，现代国家“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⑧。政治权力既是一种控制能力，也是一种整合能力，还是一种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现代国家依赖政治权力，通过控制、整合、平衡和协调维系着内部的团结。除政治权力之外，军事权力也是现代国家维护政治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强大的军事权力“不仅能够保护国家免受外敌侵扰，也能用来压制内部的挑战”⑨，降低国家分裂的风险。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享有更为强大的经济权力，这使得现代国家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为公民提供福利，通过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均等化赢得公民的认同。现代国家也拥有意识形态权力，“通过说服、‘真理声称和参与仪式‘自由来行使支配权”⑩。

二、“朕即国家”与“人民主权”

现代国家的竞争力，得益于其政治权威合法性范式的转变。传统国家将政治权威合法性建立在血缘、身份、传统、个人魅力以及超验力量的基础上，强调“朕即国家”，而现代国家则将政治权威建立在人民同意和授权的基础之上，强调“人民主权”。

由于秉承“朕即国家”的观念，传统国家的国家权力具有私有性。在传统国家，权力不是共有物，国家也不是共同的财富，国家权力具有私人性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力被视为私有物。官僚也“逐渐把官僚职位视为个人占有物了，并且或是将之传给家庭成员，或是通过市场将之卖掉”{11}。由于秉承“朕即国家”的观念，传统国家的国家权力具有垄断性质，社会大多数成员失去了掌握权力的机会。而在现代国家，权力不是一个人的所有物，也不是少数集团的所有物，而是国家所有成员共同的财富。既然权力不是“私有物”，而是“共同财富”，那么权力就应按机会平等的原则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分配。经过“人民主权”改造而形成的现代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得到凸显，权力不再为少数人或少数家族所垄断。

“人民主权”原则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能更广泛地从全社会吸纳精英，拓展了国家政治精英吸纳的范围。政治精英是国家决策的制定者，他们制定了国家的各种政策，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政治精英也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向社会解释国家政策，贯彻国家意志，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政治精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者，他们不仅要执行国家政策，贯彻国家意志，而且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需求，同时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制定政策。政治精英群体的能力、素质和政治忠诚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人民主权”原则增加了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性，扩展了政治精英选拔的范围，使现代国家能尽可能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吸纳精英来治国理政。

“人民主权”原则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在政治决策中能更广泛地从全社会吸纳公众的智慧，提升国家决策的质量。相对于传统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在了解社会需求上具有明显优势。这是因为，“人民主权”原则凸显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人民享有充分的表达权，这种表达权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能被及时表达出来并传达给政府。与之相对，在传统国家，由于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社会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很难有所影响，这使得国家決策缺乏相应的社会信息基础。由于充分尊重社会不同群体的表达自由，同时也由于充分尊重国家的自主性，“人民主权”实际上提供了国家决策所需要的偏好表达、偏好聚合以及偏好平衡的机制，这种机制将个人意志汇集成众意，将众意升华为公意。

“人民主权”原则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能更好地“将社会卷入其政治空间，同时试图按照国家自己的目标来塑造社会”{12}。在传统国家，国家缺乏整合社会的媒介，社会也缺乏影响国家的渠道和资源，国家与民众之间“总体上的主要联系在于国家需要征税”{13}。由于“前工业国家与其周边的社会基础相分离，亦缺乏渗透能力，为了汲取社会需要的资源，于是比较倾向武断地运用权力”{14}。人民主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国家对社会塑造能力的提升，国家拥有更多机会在吸纳社会政治参与的同时将社会组织起来，按照国家的偏好塑造社会。

三、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

现代国家的竞争力，得益于它拥有发达的基础性权力。传统国家主要依赖专断性权力而统治，现代国家则依赖基础性权力而治理。

专断性权力是以暴力为基础并为专制统治者所掌握的权力。权力要发挥作用，必须以暴力为基础。在政治生活中，暴力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暴力的运用成本过高、效果有限。“只凭国家暴力是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15} 国家的治理除了依赖暴力的强制之外，还需要依赖意识形态的说服、物质利益的刺激等手段。传统国家权力运作的手段是相对单一的，暴力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最为重要的工具。

专断性权力是一种较少受到制度约束的权力。正因为较少受到制度约束，专断性权力才呈现出鲜明的“专断性”，而不确定性是专断性权力专断性的重要体现。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权力主客体关系之中。在专断性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是不确定的，什么样的主体、在什么时空范围内掌握专断性权力是不确定的，权力主体的偏好、目标和政策选择是不确定的，权力主体选择何种权力客体、以何种方式运用权力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专断性权力关系中，权力客体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权力客体与权力主体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是不确定的，权力客体如何受到权力主体对待是不确定的，最为重要的是权力客体的命运是不确定的。

专断性权力是一种非协商性权力，缺乏协商性质。权力虽然必须以暴力为基础，但权力与暴力的不同在于，“暴力可以摧毁权力;但它根本不可能创造权力。”{16} 权力是有声的，暴力是无声的。权力不仅要求有声音，而且要求有多种不同声音。当公共政治失去了声音，或者堕落成只有一种声音时，暴力就会粉墨登场。当权力堕落成只有一种声音时，权力的运作就有独白性质，缺乏协商属性。传统国家依赖专断性权力来统治，专断性权力具有独白性质，“政府可以不必顾及其他社会部门的意见，在执政过程中我行我素”{17}。

基础性权力是一种渗透性权力，这种渗透性权力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对社会具有更强的控制力、汲取力和动员力，并借以发展国家自身。基础性权力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18}。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不仅体现为国家权力由分散到集中、由多元到一元的变化，而且体现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普遍特点是面向社会的持续渗透。”{19} 这是因为，“国家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渗透与组织社会的能力”{20}。现代国家通过组织扩散、宣传动员、制度建设以及福利供给等方式来发展基础性权力，实现由间接统治到直接治理。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传统国家是孱弱的。传统国家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渗透到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这势必会使社会缺乏对国家的认识。现代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家政权组织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直接统治，通过现代传媒将国家的声音传递给社会，通过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方式在抽象的国家与多元的社会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联系。现代国家基础性权力对社会的渗透，服务于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需要。国家渗透社会增强了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也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

基础性权力是一种受制度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能控制权力的破坏性。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驯化国家权力，同样是现代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这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中，可能“政府并不是对我们问题的解决，政府自身成为了问题”{21}，因而现代国家建设体现为“组织化强制力的增强和驯化”{22}。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发展基础性权力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约束国家权力可提高政治系统的稳定性，提升政治领域的可预期性，而且也是因为控制国家权力是防止国家衰败的一种有效途径。国家要有力量，其前提是政府不仅是勤政高效的，而且也是廉洁的。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约束国家权力可降低腐败发生几率，避免因为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衰败而导致国家的整体衰败。

基础性权力是一种协商性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的政策执行更有质量。协商是基础性权力区别于专断性权力的一个重要属性。现代国家通过不断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来提高公民参与协商的意愿，通过不断改造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来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协商的平等性，通过增加协商的渠道、拓展协商的范围来锻炼公民理性协商的能力，进而通过不断提高协商的质量来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虽然协商是有成本的，同时协商会面临资源不平等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和約束，但现代国家不断拓展协商空间，提升协商质量，能够有效降低贯彻国家意志的成本。协商不仅有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而且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有助于减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阻力，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协商可以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无论是合法性还是有效性，对于提升现代国家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山高皇帝远”与“地方服从中央”

现代国家的竞争力，得益于它建设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获得了“控制领土范围内的人民、资源以及其它权威的权威”{23}。而在传统国家，中央政府往往是孱弱的，“国家机器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24}。

传统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解释。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相对有限的，国家发展具有分散发展、隔绝发展的特点。由于技术、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传统国家之间不仅缺乏联系，而且彼此之间也缺乏竞争。这种国家联系的缺乏，使得国家之间难以相互模仿。国家之间缺乏竞争，使得传统国家没有动力来发展中央政府的权力。近代社会以来，国家发展的封闭状态得到改变。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不同国家希望通过战争、贸易、人口迁徙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解决资源有限问题。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国家之间的竞争，加之来自内部各种力量的潜在威胁，为现代国家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供了动力。“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面临严峻的国际战争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会发动‘自上而下的革命，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25}

传统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从国家的职能和国家面临的风险角度来认识。与现代国家相比，传统国家的职能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维护政治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功能要复杂得多，它不仅要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还要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可从社会风险的角度加以认识。风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权力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将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形成一种集体应对风险的机制。然而，无论是从风险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还是从风险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来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虽然应对风险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然而面临的风险也大大强化了，由于人类所面临风险程度的提高，国家权力集中呈现普遍强化的趋势。

传统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从技术因素来分析。中央政府要强有力，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认知和了解社会。然而，在传统国家，中央政府缺乏了解社会信息的手段和技术，也缺乏对掌握的信息进行高效加工、整合和管理的能力。由于缺乏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传统国家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组织官僚系统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也难以对社会资源加以有效利用，更难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控，对社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与传统国家相对，现代国家运用大量现代科学技术，成立了诸多社会信息采集处理的组织，大大改进了国家识别个人的能力。“在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新的行政管理及记录存储方式，帮助与促进人类传输信息与更好处理海量数据的科学技术，使现代国家有能力去管理大多数传统国家无法涉足的领域。”{26}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有能力实现社会秩序的普遍化，而社会秩序的普遍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同奥尔森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对秩序有着内在追求，这不仅是因为人类对安全生活有内在需要，而且因为人类对富庶生活有天然追求。政治秩序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类安全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政治上不稳定或经常遭受外敌入侵的社会，将会比那些政治稳定或很少遭受外敌入侵的社会，有更低的生产性投资或更低的增长率。”{27}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秩序具有“生产性”。然而，政治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建构强有力中央政府的结果。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有能力来推动国家的一体化。国家的一体化使得“企业家敢于冒险，拓展他们的经济行为”{28}。国家的一体化促进了人口的同质化，“在一个同质的人口中，普通百姓更可能认同他们的统治者，交流可以更高效率进行，在一个局部行之有效的管理革新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奏效。而且，感受到同源的人们更可能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威胁。”{29} 国家的一体化具有丰富的内容，有多重维度。政治的一体化要求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实现国家权力的整合和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经济的一体化要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文化的一体化要求统一语言、统一文字，制定促进一体化的文化政策。国家的一体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的一体化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抵抗，经济的一体化可能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侵蚀，文化的一体化可能与不同族群的文化权利相冲突。要完成国家一体化，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一体化的组织者、规划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抵御国家碎片化的风险。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能有效地将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生产优质公共产品，实现国家均衡发展。国家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为社会提供满意公共产品的政治条件。没有中央权威，国家就难以有效组织分散的资源来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运用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这种平衡发展既是国家内聚力得以稳固的基石，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认识、理解和阐释现代国家竞争力的生成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如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状况、技术发展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理解国家竞争力。颇为遗憾的是，现有的国家竞争力研究缺乏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除了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状况、技术发展以及制度创新之外，国家自身应成为解释国家竞争力最为重要的变量。现代国家打败传统国家，得益于现代国家的理念、制度以及组织方式。相对于传统国家而言，现代国家通过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提高了国家的内聚力;通过发展“人民主权”，拓展了精英选拔范围，强化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联系;通过发展基础性权力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以及对社会的有效动员，进而通过推动社会建设的方式推动了国家自身的建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塑造中央权威来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正，将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为社会生产了更优质的公共产品。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应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从理念、制度、组织等要素来加强国家建设。当代中国国家建设，要聚焦于强化国家认同建设，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吸纳精英和大众来治国理政;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汲取力和动员力;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当代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⑩{18}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4、8、69页。

②{13}{2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69、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④ Mara Loveman，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110（6）， p.1654.

⑤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8页。

⑥⑦{19}{26} 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第3版），刘国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226、64、22页。

⑧ 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页。

⑨ 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

{11} 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56页。

{12}{23} Roland Axtman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The Model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Its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4， 25（3）， p.261， p.260.

{14} 琳达·约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7页。

{15}{17} 周永明：《20世纪中国禁毒史——民族主义、历史和国家建构》，石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7、91页。

{16} 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20} 约翰·A·霍尔、G·约翰·艾坎伯雷：《国家》，施雪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21} Colin Hay， David Marsh， and Michael Lister （eds.），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s， Palgrave， 2005， p.17.

{22} 賈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4页。

{25} 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24页。

{27} 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页。

{28} G. J. Gill，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Macmillan Education UK， 2003， p.118.

{29}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17—118页。

作者简介：曾水英，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殷冬水，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