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灵艳

在知识平板化、阅读手机化、信息多媒体化的时代，纸质图书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历书，近年来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引得各大出版社和出版商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总体势头连年不减。特别是到了年关，如果手头上不屯上几本“爆款”日历，都不敢自诩为有文化的人。日历书跻身于畅销图书之列，是文化产品“爆红”的偶然性，还是出版业态新模式的必然结果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关于历书革新的几个观念探究

第一：是风靡一时的文创产品，还是新型的出版品类？

近年来，文创产品大热，于是有些人觉得日历书不过是“披着书号的文创产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物。文创产品以“商品”为其核心，以文化属性为附加值。作为商品，文创产品首先应在基本效用、品质、品牌、形象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再辅之以一定的文化价值。比如故宫出品的“朕知道了”贴纸、千里江山图屏风、朝珠耳机、御前侍卫手机架等，它们的价值更多在于其实用功用。而出版物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内容功用，也就是它提供的信息或知识。各式各样的日历书，在原本历书提供时间或节令提示的单一“实用功能”基础上，无一例外地加重了“内容功用”。《故宫日历》介绍故宫馆藏珍品、《物种日历》宣传科普知识、《红楼梦日历》品读经典里的点滴……。“内容”使大部分的日历书摆脱了仅仅“看时间”的功能，而成为一种可供阅读、学习的图书品种。

第二：是碎片信息随意整合，还是特色文化的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