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镇瑜

翔武是我兄弟，认识差不多十年有奇。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里，看着天空同样的云朵，淋着地上同一场细雨。人生若浮云聚散，悠悠然然。事实上我们平时联系也不是太多。好在我们有一堆共同的爱好：写诗、下厨、喝普洱茶。作为新移民，在我早已认同了自己的“云南人”身份的时候，这个年轻的书呆子却给自己的书斋取了个与大云南势不两立的名号：“外省人书房”。

作为80后的翔武经历相对简单。无非上学。到云南上学。在云南工作。没了。与我的没心没肺随遇而安相比，翔武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往返于湖南安乡和昆明之间。昆明有他的同学、死党和数目不详面容模糊的几个爱过的女人，而古称云梦的安乡，却供奉着他河流纵横的童年和至高无上的双亲。

漂泊带来的失落感、孤独感、疏离感是刻骨的。而那些流逝的过往，便成为他笔下反复吟咏的对象。窃以为，在大型推土机到处攻城掠地，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今天，恰恰是“离开”无意中成就了翔武和他的水乡。他用手中的笔重新为乡村赋形，为土地招魂。 “船平稳直行，像把剪刀在剪开一匹淡绿的布”（《划船》），“那些田鼠和我怀有同样的指望吧，/依靠这些谷，熬过寒冷、阴暗的日子/等到天气暖和，游过小溪，/爬上开满野花的田埂。”（《田鼠过冬》）。

在他的眼里，生活在乡下的父亲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爸爸推车出门，钻进深蓝或雾里，/他的单车三脚架上斜插一把鱼叉”（《冬里》）。父亲的沉默坚韧，与母亲的勤劳朴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猪栏边上的桃花开了，很厚，/总共十多根树，明年会开更多，/到时候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