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有痕可寻，但这是一个大学问。笔者学力不逮，仅就国人于19世纪视西方国家由“夷”到“洋”，谈些陋识，权当管窥蠡测。

应当说，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注视过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二十四史几乎每部断代史都设有专门记载外国情况的篇目，但语焉不详，称谓不清，如“西域”“大宛”等。清王朝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西方各国皆视为“化外蛮夷之邦”，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无论是政府公文用语还是民间流传，每每可见可闻“夷人”“夷酋”“夷船”“夷商”“夷语”。

清代有“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在那个年代，政府不准官员与夷商往来交际，这才出现了广东十三行这样的民间贸易。1836年，仅有的一个港口广州落脚夷商50余家，英国为31家，以贩卖鸦片为主。道光年间厘定的种种“防范夷人章程”，诸如“禁在广州过冬”“不准汉人借领外夷资本”“禁雇汉乳妈及买汉婢”“禁进省城”等，昭示出清王朝对夷商的轻蔑和限制；乾隆诗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拒夷于门外似成为一种国策，表现了对西方人叩关的疑忌和不屑。道光、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来往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天朝尊严和虚骄意识，以夏傲夷的观念经由排外思想而进至近代民族主义。就连思想较为开明的曾国藩，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还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次痛骂“英夷性同犬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由阅历和观察转变了观念，赞誉西人“素重信义”，见识也近乎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