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强

现代人类从非洲走出，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但现代人类如何在几万年的时间里遍布除南极洲的各个大陆，仍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在出土的化石、文物和存世典籍之外，我们还该从哪里寻找线索？近十年来，王传超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

2018年除夕，一篇研究欧亚草原人群史前历史的论文在线发表，王传超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这项研究历时三年，共有来自多国37家科研单位46人参与。三年中，王传超往返奔波于中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高加索地区，飞成了航空公司的银卡会员。对于王传超来说，为科研在野外奔波是常态。2012年，博士在读的他为调查回民族源，在一个暑假里辗转中国13个省级行政区，近30座城市，行程20000多公里，从肤白“小鲜肉”变成栗色“小腊肉”。

对于付出，他乐在其中，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像侦探一样，从古人遗骨里提取DNA，通过和现代各个族群进行比较，追溯远古世界历史和人类祖先的奥秘。2009年暑假，当时还是海洋生物学专业的王传超到复旦大学参加夏令营。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分子人类学，“我仿佛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人类遗传学可以和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综合起来，一起回答涉及人类起源、迁徙和演化的重要问题。于是，他在本科毕业后来到复旦大学，正式进入分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之后的王传超便“开了挂”，从自嘲 “学渣”变成货真价位的“学霸”，还获得了被誉为华人生物学在读博士最高奖项的吴瑞奖学金。

获得博士学位后，王传超前往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做博士后。他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和哈佛的导师大卫·赖克讨论问题时，赖克用手比划着使劲将锲子锤入石缝的动作，以此向他说明数据分析就像登山，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年初，王传超受邀回到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参加会议时，发现自己的照片还被保留在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门上，他觉得很温暖。

厦门大学专用于古人类DNA研究的超凈实验室。王传超手中的骨头取自西安幸福林带，是唐朝初期墓葬中古人的颞骨。

2017年，王传超入职厦门大学，2018年，刚满30岁的他成为厦门大学的教授，这样的履历在同龄人中很少见，但从事人类学研究背后的困难坎坷非常人所能想象，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体会。

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人类学的位置在哪里？科学家希望将分道扬镳的自然科学与人文重新融合到一起，这同样也是王传超努力的方向。他相信，人在历史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具体到我们自己身上，中国人的祖先从何来、如何来，又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更是事关我们身份认同的关键问题。贯穿他研究工作的一条主线正是用人类遗传学解析东亚人群的历史。他希望能够精细地构建出中华民族的遗传结构图谱，为中华民族源流提供更多遗传学证据。

他曾参与对中国男性父系Y染色体大规模的遗传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支系快速扩张，奠定了东亚的父系遗传基础。通俗来说，就是现今中国一半的男人都是这三个超级祖先的后代，证明汉族甚至是中国人的传承有着很好的连续性。

除了对东亚地区的关注，王传超还把研究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2018年底到2019年初，他领导和参与的研究工作成果陆续发表，除前面提到的，还有涉及美洲人群起源和迁徙、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古人基因组和青铜器时代鼠疫杆菌的传播等不同的内容。王传超认为，这些横跨欧亚和美洲大陆的研究看似地点分散，实则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出几千到几万年前人群不断迁徙流动的历史图景。

尽管科研任务繁重，王传超依然要在每学期开学时与自己担任班主任的两个班级中的每一名学生聊天。在他看来，发表的论文是现阶段探索世界过程中取得的一些进展，而培养学生则是接续人类探索世界的阶梯。作为一名研究人类起源和演化的人类学家，他懂得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都不是靠一代人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