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漓　刘雨鑫

北京一家私人中医馆，药师神情专注，为前来问诊的患者抓药。样式古朴的中药柜、传统的小铜秤、药师身上的长衫配合满室弥漫的药材芳香，让人感觉颇为宁静。

贵州省望谟县打易镇边王村菊花种植基地菊花盛开，布依族民众采摘菊花。2018年，望谟县菊花种植面积近2万亩，帮助4000户贫困户增收。

中药是中华民族传统药物的总称。由于其来源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故古代众多典藉和文献资料均以本草命名，如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传统上，中药学一般称为本草学或生药学，及至近代，随着西方医药学的传播，本草学逐渐改称为“中药学”。

农历正月十五凌晨，刘佳瑶和丈夫许岩驱车去往安国市中心的药神广场拜药神。当天雨雪交加，在原本的严寒之外又添了几分湿冷。他们到得并不算晚，但道路已经相当拥堵。

待二人将车停稳去到广场，这里已经挤满了前来拜祭药王的人。他们大多是药商，不畏冰雪严寒，将半人高的香举过额头，表情虔诚，低头拜下。甚至不少人直接跪在刺骨的冰水里，希望药王能为其带来好运。

安国药市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中心之一，这里的药材贸易便因药王庙而生。药王庙始称皮场王庙，建于北宋。旧时百姓缺医少药，生病便来求助神灵护佑，逐渐形成庙会。民众信仰药王，参拜之余不免采买些药物带回家中，于是吸引了各地的药商前来。再加上一系列相关因素，逐渐形成最初的安国药市，到如今发展为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甚至于连街边卖早点的摊贩都会参与 “押药”（类似中药材期货买卖），安国“药风”之盛由此亦可见一斑。

许岩2007年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来到安国，如今已是一名颇为成功的药材商人。他在安国也开有门店，可店内最显眼的并非药材，而是一个豪华的茶台。许岩坦承，“这里主要是为了招待”。这座城市似乎也这样，即便在我住的普通快捷酒店，大厅也摆着一个很大的茶桌，方便商客在此交流。

“我们这往来客户很多。你看药材交易市场里，每户只有几个格子，格子里面也就几斤药，其实这些药主要是作为样品展示给来进貨的人。市场里的人，别看穿得朴素，很可能库房里放着价值几百万的药材。”许岩称，这是他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安国的原因之一，这里的人朴实，不追求外在表现，让他觉得踏实。

安国郑章镇谢庄村是一个“丹参村”，村人收购全国各地产区的丹参，进行初加工和出售，形成完整的丹参产业链。初进到村子，感觉和中国北方大多农村没有什么区别，高高的院墙中间，黄土铺就的道路因不久前降雨而显得颇有些不堪。但我随即地发现，即便走在最泥泞的路上，也没有一丝会引起人不快的味道，整个村子都萦绕着令人放松的草药香气。

类似村子在安国很多，如南张“柴胡村”，东河“瓜蒌村”。药经祁州始生香，据说即因祁州人的加工技术能将药材作用发挥到最佳。

许岩领我们进入一户普通农家，切片丹参铺满了整个屋顶，大概为了更好地晾晒，它们被均匀地分成一道一道，如水波纹一般。院子里散放的未加工丹参堆几乎与我等高。院子的另一侧有一些小型器械，用来对药材进行清洗、切割、筛选等一系列工序。加工后的药材便会被抬到屋顶平台晒干，等待有兴趣的人来收购。

这个村子几乎家家如此，而类似的村子在安国还有很多，甚至当地人都用特色药材来称呼它们，例如南张“柴胡村”，东河“瓜蒌村”等。很多药材都非本地自产，而是安国人四处收购后加工，再进行销售。安国人喜欢说“药经祁州始生香”，据说实指当年祁州人有一套精妙的切药技术，能将药材功效发挥到最佳。这套传统延续下来，使得安国药材市场持续繁盛。

离开村子，许岩带我们去往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村里能做一些中药材的初加工，但更细致的工序需要现代中药饮片加工企业来完成。”园区范围很大，汽车行驶了不短时间，依然没有走完，路上我看到不少耳熟能详的中药企业。汽车驶入其中一家，一下车我就被吓了一跳——公司主楼后面一块操场大小的空地被大大小小的“药材山”堆满了。“这是我们业务员在内蒙待了足足三个月收回来的黄芪，”公司经理石磊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与农家院子里看到的情况相比，这里的规模显然更大。药材经过初加工工序后，进入车间进行下一步加工，“比如这个颜色不好，这个表皮粗糙，这些都需要通过机器在分装前挑出来，”石磊拿起几片切好的黄芪对我们讲解，药材的加工过程，他了然于心。在车间的二层还有更多仪器，可以对药材进行进一步精细的加工。遗憾的是由于周末，负责无菌服的员工休息，我们无缘得见。

“安国市场这些年变化特别快，”许岩有些感慨。“2007年6月19号，我毕业后带着70多斤的行李来安国，”他对这个日子始终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市场只对有经验的人有兴趣，大学生不懂市场，有什么用。我来了只能跟别人一起干扛大包之类的活，老板还会嫌我是学生，力气不够。一个月工资到最后留手里只有60块，第一个月连一个塑料脸盆都买不起，坏了只能拿胶带粘粘继续用，”那段时间给许岩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那时候老板也不在乎药材质量，只要不是假药就行，药品品质也因此下降得厉害，安国一些特色药材，比如祁薄荷，都没人买了。现在不一样，老百姓对中药材的了解越来越多，监督体系也越来越严格，大家都必须一个字一个字按着《药典》来，连‘跑合的（药材中介）都要先问有效成分含量多少，大学生也有了用武之地。”

孔令根手拿铁锤，背着装有石斛苗的塑料筐，在300米高的峭壁上种植石斛。连续一个多月来，他每天都在这处峭壁上劳作。

黑龙江省饶河县完达山脉那丹哈达拉岭之间，几位“跑山人”采挖人参。野生人参的数量越来越少，有人开始在山上的原生植被里种人参。

安徽亳州一处农田，村民们正在种植中药材。药用植物经济价值高、环境适应性强，已成为许多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许岩母校的师弟师妹们现在会去坐落于安国北段乡的药博园实习，那里有一千多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其中一部分是与各大高校合作研究的实验田，实验效果好就会推广种植。“现在我们已经选育和引进了符合药典标准的部分药材品种，如‘祁薄荷，还有一部分药材因为连作障碍不能连续种植，在我们这也可以了。”药博园的技术总顾问高级农艺师叩根来很是自豪。而在安国即将启用的新药材市场二层，有一长串干净敞亮的实验室，每一间都配备了不同的先进科学仪器，透过实验室大玻璃窗，能够观察研究人员对药材进行分析的全过程;实验室外侧墙边摆着一排长长的货架，上面放置着各种试剂盒，顾客可以对采购的药材样品进行快速检测，查看农药残留和有效成分的精确数据;在新市场电子交易大厅出售的药品则都有可以追溯来源的二维码，顾客可以很快获知所选药材的“身世”。

那时老板不在乎药材质量，只要不是假药就行。现在不同了，连“跑合的（药材中介）”都要先问有效成分含量多少。

身在安国的许岩，自然也不再依循传统的经销模式。“后天我要去唐山，参加一个合作药店的活动，待两天出发去东北，看看今年人参的情况。之后去上海参加一个药博会，5月去云贵那边，考察一下今年的芡实。”许岩一边开车，一边讲述他接下来的日程安排。我们在一起的几天，除了开车的时候，他或联系客户，或交流行情，手机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手边。

五味子是安国常见的中药材之一，通常被认为比较温补，对体虚的人有益。它是北京市延庆镇王仲营村现在最主要的农作物。

在村里第一株五味子种下的时候，王朝全并没有想到，这片土地还能带给他新的惊喜。

“当时‘大队宣传种五味子，不愿意种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地交出去统一管理，每亩地‘大队每年会给九百元。”王朝全今年五十七岁，儿子毕业后去市里打工，没有留在家里务农。家里十亩地，全靠他和妻子两人打理。在推行种植五味子之前，这个村庄最主要的农产品是玉米。“即使管理得特别用心，一亩地产两千斤，净收入还不一定能到九百。”儿子打工赚得更多。他则把地包给了村里的合作社，自己再另外找些赚钱的活计。不过现在，他将包给合作社的土地又赎了回来，开始自己种植。同时，他还兼任村里五味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合作社会按工时给参与劳动的人发补贴。

我到达村里的时候正值午后，王朝全骑着电动车接我去看村里种植五味子的地。初春的北方田地，在我眼里是有些乏味的，只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水泥柱醒目地立在田间，一眼望去似乎没有尽头。它们是五味子攀援的支架。

五味子藤蔓和葡萄藤长得有些相似，泛着冷硬的古铜色，盘旋在水泥柱上，似乎还没有从冬季的沉寂中彻底苏醒。但在王朝全这样经验丰富的农人眼里，这些枝干已经可以预示出秋季的好收成了。“你看这枝子长得多有劲，再看看这些芽，之后都能长果。”他指点着枝条上刚冒出头的嫩芽，如同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般，露出笑容。由于常年务农，王朝全和大多数北方农人一样，有看起来不很强壮但很结实的身躯，面色是阳光带来的黧黑，脸上交错着皱纹，热情爱笑，笑起来时牙显得愈发白。

重庆，工人在手工制作用于艾灸的艾条。艾灸是中国传统灸疗法的一种，利用点燃的艾条、艾柱产生的艾热刺激体表特定位置。

江西省上饒市横峰县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科研人员正在观察无土繁殖中药材种苗的生长情况，希望借此提高中药材产量和质量。

河北安国东方药城中心交易大厅被称为老市场。今年，新交易中心安国数字药都将正式投入运营。

安国药王庙，男子给药王上香。药王是安国人最信赖的神明，几乎每个安国人都能讲若干关于药王的故事。

“这块地管理得好，”他一边走一边为我讲述如何判断一块地管理是否得宜，“地里草除得很干净，多余的枝干也已经修剪了，”王朝全如数家珍，“这样的一亩地，一年能收差不多一万。不信你秋天再来看，肯定挂满红彤彤的果儿，特别好看。”

王朝全很少提到“五味子”这三个字，更多都是用“果儿”代替。在他看来，五味子的种植和原来他们种植玉米也没太大的不同，“我们其实就是管理，管理都是一样的，”他笑着说。一样付出劳动，获得丰收。只不过五味子种植，获得的收益更明显一些。

中药材生产是当下国内精准扶贫热点。据中国药品食品管理局的一项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585个贫困县几乎全在發展中药材种植。 “对于我们来说，中药扶贫始终是一项责任。”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实验室，孙志蓉教授娓娓道来。孙教授是国家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2007年开始，在贵州赤水政府支持下，她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付出极大努力，解决了金钗石斛的种苗繁育问题。“现在赤水市的金钗石斛已经种植了七、八万亩，是国内最大的产地。”

扶贫之外，科学家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护环境。“前些年很多地方毁林造田，给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现在意识提高，开始退耕还林，但是树林短时间内可能没法给农民带来经济回报。”发展林下经济是科学家们的解决之道之一，“很多药用植物喜阴，天然会在树林子里生长，那能不能在林下集约种植药用植物呢？”

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一群人做得或许比科学家的期待更好。

孟吉是关坝流域自然小区的村民巡护员之一。一次巡山，他在路边看到一株野生重楼，兴奋地对着它拍了很多照片。外人不太能理解一株草药为什么能让孟吉如此开心，其实很简单，它是保护成果的证明。

重楼多产于云贵川，由于最初只能在野生环境生长，价格较高。长久以来，习惯了靠山吃山的村民把山林当成了创收的门路，挖药材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某一年，因传言重楼对“甲流”有效，众人蜂拥采挖，很长一段时间，野外都很难寻觅到它的踪迹。

2009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来到关坝，希望支持当地进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山水的陪伴下，关坝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村民保证不在保护小区挖药，违反则三年内不享受村里分红;村里还会给自种中药的贫困农户一定补贴。“现在重楼长在常有人走的路边都没人采，说明我们的管理措施生效了。”山水熊猫和森林保护项目负责人冯杰十分欣慰。

“村上管理严，而且我自己地里种了两亩多，当然不用采野生的了。”杨兰斌憨憨地笑着。他穿着军绿色的“解放衣”，准备去山上林子里除草。林子是早些年退耕还林后分配给他家的，山上坡度大，常规植物不容易生长，却很适合重楼，同时科学家也让家种重楼变成可能，于是他响应号召，在林子里种植重楼，从贫困户一跃成了村里的“标兵”。

科学家们不仅关注扶贫和保护生态。他们也在努力明确中药效用，希望不再被质疑“成分、禁忌不明”。2017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树与上海长征医院合作，首次开展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冰片研究。发现其能够通过激活生物体外周感觉神经元上的关键蛋白分子，经过一系列信号传导，最终起到镇痛作用。采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临床研究证明传统药物的作用原理，对很多理性的支持者来说，这才是中国传统药物获得认可的有效途径，可能带来中药市场的真正繁荣。

从安国返回北京，我乘车经过雍和宫，看到春季里一树花正开得热闹，不由发出赞叹。司机说，“这是槐花吧，”没等我回答，自顾自接着说，“槐花还是中药呢，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