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青年或未成年学生视生命如儿戏的报道并不鲜见，或伤害他人，或伤害自己。这些令人心痛的事件提醒我们，教育应该多一些对生命的关注和呵护，将提升个体生命质量作为终极追求。如顾明远先生所言，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

借用华特士的概念，生命教育就是让生命走向成熟的教育。生命走向成熟的根本，是充满爱的生命关系的建立。这种生命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普遍的生命关系，而是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人扩展到熟人进而扩展到陌生人，最后扩展到天地万物。

生命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帮助我们成就生命的美好，并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号角。“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生活，本质上是生命的客观化、对象化，要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需要有美好的生命。生命教育就是一项帮助我们克服生命困顿、促进生命成熟、提升生命能量、实现生死观照、巩固生命根基，以此建构美好生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事业。

一、超越生命困顿的生命教育

现实的生活总是在适应与改造现实生活环境中展开的，而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并非总是可以直接满足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的。因此，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的生活难题，而这些生活难题在生活与生命的张力中又会形成各种生命困顿。早期生命教育的开展，大多与帮助人们超越生命困顿密切相关。

“生命教育”这一概念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针对青少年吸毒、自杀、他杀、性危害等现象高发而提出的。1979年，澳大利亚悉尼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这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生命教育”这一概念的机构，现在该中心已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性机构，是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其基本宗旨就是防制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

华人世界生命教育的兴起，也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出现了如吸毒、自残、自杀等一些反社会、反生命行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孙效智指出：“台湾生命教育的提倡背景与暴力有某些关系。这是因为台湾社会的药物滥用与艾滋病问题还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猖獗的缘故。更令人忧心的是暴力问题，以台湾现况言，所谓暴力包含两方面：不尊重与伤害他人生命的暴力;青少年的自我伤害或自杀。这两类戕害生命的暴力事件在近几年来层出不穷，且年龄层也逐渐下降，这是倡议生命教育的主要社会背景。”[2]

不管是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还是伤害他人与自己的生命，根本上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处理好生活与生命之间的张力而造成的生命困顿，这些生命困顿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面对这些生命困顿现象，当然可以进行防堵、监测，甚至是以打击犯罪的方式给予相应的治理。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教育才是根本之道。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并非一般的学科知识教育，而是关乎生命本身的生命教育。当我们能够通过生命教育帮助超越生命困顿时，我们也就在通往美好生活的方向上奠定了基础。

二、走向生命成熟的生命教育

超越生命困顿只是生命教育的最基本的目标，尽管在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产生过程中，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但是，本质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比其本身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要久远得多。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和教育内涵，生命教育的存在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在本质上，都是促进人成为真正的人的生命教育。只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改变，知识的分化、学科的细化、专业的窄化，才导致教育越来越脱离生命本身的成长。生命被教育遗忘了，也才会有在现代教育体系下被特别标示出来的生命教育的产生。

美国学者华特士于1968年在加州创建阿南达村學校，开始倡导生命教育的思想，被认为是现代生命教育的开始。在华特士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生命个体持续不断的成熟是教育面临的问题，也是生命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成熟不仅仅是与年龄相关的简单概念，它意味着一种特定关系的建立。“所谓成熟，应被界定为与他人的实体建立关系的能力，而未必意味着有必要去猎取无数的实体以产生关系。”“成熟意味着内在均衡的状态。”[3]

借用华特士的概念，生命教育就是让生命走向成熟的教育。生命走向成熟的根本，是充满爱的生命关系的建立。这种生命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普遍的生命关系，而是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人扩展到熟人进而扩展到陌生人，最后扩展到天地万物。成熟的充满爱的生命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从家庭生命关系的建立开始的，亦即从亲情之爱开始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夫妇之间的爱，都属于家庭人伦之间的爱。

爱的生命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从家庭人伦关系开始的，道理上也应该从家庭人伦关系开始。因为，家庭既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细胞，也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诞生地。所以，人伦之爱是从家庭开始的。但是，个人生命关系的建构却不能只停留在家庭人伦，而必须从家庭人伦向外拓展，走向社会人伦，甚至走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爱的建立。因为，爱流的进行，永远是不进则退的。这就是说，在成熟的生命关系建立过程中，一个人必须努力扩大个人与个人间的爱，依照爱流前进的自然程序，进而去爱自己的民族，爱人类，甚至爱一切生命，爱天地万物。如是，你的爱便发展成最完满的爱。否则就会倒退，而执着于对我们自己个体生命的狭隘的爱。这样，爱本身也将枯竭。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质上是充满爱的生命关系的建构。因此，通过生命教育让人的生命从抽象的个体落实到真实的生命关系中，并积极建构充满爱的生命关系，这样就可以让生命进入到真正的成熟而实现生活的美好。

以爱的培育为核心的走向生命成熟的生命教育，核心的内容应该包括：理解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发展子女对父母的孝爱;培育兄友弟恭的兄弟姐妹之爱;理解恋爱中的爱与婚姻中的爱的相互关系，成就夫妇之爱的常道;从朋友之爱到对陌生人之爱的社会爱的建立;对天地万物的爱的建立以及对自己生命之爱。

三、提升生命能量的生命教育

走向生命成熟，将抽象的个体生命融入充满爱的真实的生命关系中，是实现生命美好、生活美好的重要环节。不过，要真正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个体生命本身的生命能量的激发和提升尤为重要。因此，生命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建构“全人健康”的生命理念，激发个体生命的潜在能量。这包括：学习和确立自己把握命运的信念，培育和发展自我生命的创造力，澄清生命价值的多元性，探索生命的真正意义，提升承担挫折的能力，等等。

人的生命是一个身、心、灵的完整结构。因此，生命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壮，也不单纯是让我们的心理更加健康。生命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促进个体生命在身、心、灵各个层面都趋于美好并进而实现“全人”生命的美好。没有身，便没有活动的载体;没有心，便没有活动的动力;没有灵，便没有活动的方向。这种美好，是尽可能让我们的心指向灵，然后再以灵来引领我们的身和心。由此，我们可以将身心灵全人生命教育的目标具体分解为身、心、灵三个层面的具体目标。

在身体健康方面，协助个体生命认知和领会身在生命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功能，促进个人生理与身体的成长与发展并增进身体的健康，是最基础性的目标;指导个体生命了解和认识物质欲望对于生命存在的现实价值，指导个人学习对物质欲望的适度期待，并减少对物质欲望的沉迷，是更进一步的生命教育目标;而指导个体生命了解和充分理解，“自然生理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在灵性的引领下消费自己成就心与灵，进而引导个人关注心理与灵性的成长与发展，則是身层面的生命教育的最高目标。

在心理健康方面，实现自我认同，建立起基本的自我同一性，并发展积极正向的自我，是在心层面生命教育的最基本目标。这种自我同一包括身心的同一、性别的同一、角色的同一、心理各部分的同一，等等。心理层面生命教育的更高目标是协助个体生命寻求自在圆满的生活，也就是自我实现的生活。心理层面生命教育的进一步目标则是协助个人学习有效的人际与人群关系的技巧，以便发展个人觉得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并在这种人际和人群关系中获得心理安顿。

灵性层面的生命教育不是针对现有的生命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更加美好的身心生活及生命状态。灵性层面的生命教育目标主要在于以协助个人发现其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为起点，创造生命的美好。这包括：培养一颗柔软的心，不做伤害生命的事;培养一颗爱人的心，珍惜自己、尊重别人;培养尊重大自然的态度，做到天人和谐;建构积极的人生观，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学会思考生死问题，探讨人生终极关怀，等等。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想象成一部车。没有轮胎，车便没办法行驶;没有发动机，车便没有运动的动力;而没有方向盘，车的行驶就会是无方向的胡冲乱撞。相应地，身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和载体，心则是我们生命运动的核心动力，灵则是我们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方向盘。

四、实现生死观照的生命教育

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本土化改造和努力方向，那就是将西方各自开展起来的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融合在一起，创设出生死学，并发展出极为重要的生命教育的生死学取向。

从起源和产生背景、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来说，原初在西方的生命教育和死亡学及死亡教育是没有内在联系的。死亡学并不直接地探索生命或死亡的意义，因为在医学上这样的问题并不适合用来研究死亡学，一些医学文章甚至提到，探寻生死的意义不但荒谬而且无济于事。但是，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等问题，却非常适合被放在死亡的过程中，以思想、哲学性的方式来研究，研究对象包括个体、家庭、社区、文化等的关系，探究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一个正在经历死亡的人。由此，死亡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大大的拓展，从而进入了涵括生命本身的而不只是关乎死亡的学问。这一发展，一方面，为打通生命教育与死亡学及死亡教育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也非常契合中华文化“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感通的文化心理传统。为华人社会发展出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提供了学理基础和心理基础。

由此，研究死亡学，就不只是为了关注死亡，而是因为相信生命可贵;不仅是对临终者，也针对相关的人及所有的人。死亡教育也可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思。这样的死亡教育已经是一种“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了！让这样一种被加入了生命内容的死亡学发展为真正意义的生死学，也刚好契合台湾推动生命教育的大背景和需求。由此，生死学一开始就成为了台湾生命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取向。客观上说，在将西方死亡学以生死学名义转义后，已经对死亡学本身是一个重大发展，也将生命学作了重要拓展，将生死哲学或者死亡哲学作了经验化的落地连接。而这也特别契合华人的文化心理及生死态度。与此同时，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也大大拓展、丰富和深化了生命教育的内容。

就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的深刻智慧而言，生死学不应该只是安顿临终者的死亡过程以及丧亲者的悲伤情绪，还必须建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永续沟通和内在的生命连接。正因如此，传统中国社会对于祭祀和祭礼的重视，甚至超过丧葬本身。因而，回应生命个体追求不朽的渴望与死亡焦虑的冲突，不能不成为生死学建构中直面的根本性话题。临终关怀及悲伤辅导，只是在安顿死者和生者当下的生命存在，而祭祀则是在建构真正的生死连接，实现幽明感通和生命的永续。

生死学及生死教育（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透过生死学的观照，我们可去思考、觉察、面对死亡与自己的关联，对照一般人面对死亡那种逃避、遮掩的方式。透过生死学的探讨，提醒我们不再把活着当成理所当然，进而思考如何活得更好，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实现生死观照的生命教育，也可以称之为生死教育取向或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其核心任务包括：理解人除了有生存的尊严，也有死亡的尊严;了解别人如何看待死亡、对待死亡，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或哲学、文学、文化等;练习面对未知、恐惧和失落、悲伤;追问生命的意义，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着;找出或建立自己的生死观，或自己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

五、巩固生命根基的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对象是个体。每一个单个的个体都是有身份的，每一个个体身份可能都不一样。作为中国生命教育的对象和实践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国人”这一身份。尤其是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这一身份的内涵是涉及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根基问题，诸如，我们与传统文化、与传统信仰、与祖宗、与先圣先贤的关系问题，是涉及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往何而去的信念信仰问题，是生命教育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

中国的生命教育，要教人做一个自觉肯定自己生命存在之根的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必须常常自觉，我的生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与我们的血族密不可分，与我们的祖宗的生命密不可分，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密不可分，由此以扩大我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我的生命就包含着祖先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另一方面，祖先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就在一個个“我”的生命之中。

中国的生命教育，要教人做一个自觉肯定和热爱塑造我们生命特质和中华文化的中国人。我的真实存在的生命，既存在于我生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一真实中，更存在于包括语言、文化、社会风俗等在内的中华文化的教养而成就的生命特质中。我所受到的一切教养，与我的生命存在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真正自觉到，我从小所受的包括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在内的教养，是我生命存在的所依所根而与我的生命存在密不可分，那么，在我肯定我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时，即必然肯定包括语言、文化、社会风习等在内的中华文化对我的生命存在的价值。

中国的生命教育，要教人做一个自觉尊重和敬仰创造了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历史文化是由历史人物创造的;同时，历史文化又塑造历史人物，并塑造现实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因此，自觉肯定和热爱中华历史文化，必然意涵着自觉尊重和敬仰那些创造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华历史人物。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祖先。所以，一个人如果侮辱其祖先，亦即侮辱其自己，而甘居卑贱。一个不尊敬中国历史文化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中国人，已失去了自尊、自重的品格。

中国的生命教育，要教人做一个自觉承担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之使命与责任的中国人。作为生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理当自觉承担起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让中华文化成为我们的信仰、信念和价值支撑，成为我们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沃土;让中华文化内化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中华文化能够成为活的和可传承的新的时代文化。

生命教育的本质是在生命之根上浇水，是帮助人实现连根养根的自我生命成长。从这个层面上看生命教育，应该有这样的使命：了解我们生命的源头，培养我们报本反始的生命意识;从个体生命的家庭树体会祖先的生命意义;理解个体生命与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生命的内在关系;理解和培育对祖国河山、民族同胞、历史文化的爱就是对自己生命之爱;从国家、社会、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升华个体生命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十八大以来主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

[2]孙效智.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哲学基础[C]//辅仁大学.生命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

[3]华特士.生命教育—与孩子一同迎向人生挑战[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70.

【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楚然